《金瓶梅》助动词研究
肖同姓
$绪论
一、《金瓶梅》及其语料价值
（一）《金瓶梅》内容及其作者、版本问题
太田辰夫先生曾指出：“在语言的历史研究中，最主要的是资料的选择，资料选择得怎样，对研究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由此可见，资料的选择直接关系到研究的结果，对汉语史的研究至关重要。学术界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至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之间，是第一部实践文学艺术作品历史使命的白话长篇小说，描写了西门庆一家暴发与衰落的过程。这是当时社会（《金瓶梅》以宋喻明）的一个典型家庭。小说创造了西门庆这个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典型。
《金瓶梅》作者成为《金瓶梅》研究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其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笑笑生”只是其笔名，究竟为何人所作呢？迄今已提出60人之多。我们希望将“兰陵笑笑生”描绘成这样一种形象：出身基层，极具悟性，科举入仕，颇有政绩，于三教九流皆有交接，但官场沉浮，表面上嬉笑怒骂，骨子里忧国忧民，晚年隐居，乃娱以笔墨，独罪财色，遂成《金瓶梅》小说。
《金瓶梅》的版本，可参考孙楷第先生所著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在该书“明清小说部乙烟粉第一”中所记的《金瓶梅》版本很多，不单本国的，还有日本的。今传世最早的一部是万历丁巳年本《金瓶梅词话》，另可见版本有日本内阁文库和北京图书馆藏明崇祯本《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崇祯（清刻）本《张竹坡评金瓶梅》、上海卿云图书公司排印本《古本金瓶梅》等。清初康熙年间著名文学批评家张竹坡撰写并刊成的《张竹坡评金瓶梅》“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刊刻与译本不断出现，泽被后世，为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及经典小说的传布做出了巨大贡献”。本文以崇祯（清刻）本为依据，采用刘辉、吴敢辑录的《会评会校金瓶梅》（1994年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归纳分析《金瓶梅》一书的助动词，试图发现明末时期助动词的一些特点和规律。
（二）《金瓶梅》的语料价值
《金瓶梅》主人公西门庆是中国小说人物画廊中一个空前的崭新的形象。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河浩浩荡荡，流过了将近两千个春秋，到了明代中后期，已是千孔百疮，积重难行。把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种状态形象地描绘出来，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历史责任。《金瓶梅》是长篇小说，这种“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的写作方法，被鲁迅称为“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金瓶梅》一书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价值，也有着巨大的语言研究价值，它口语色彩浓厚，语言风格比较统一，是近代汉语向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的一部重要文献。
（三）《金瓶梅》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研究目的
近几十年来，关于《金瓶梅》语法的探索和研究发展得比较慢，大概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成果主要分散于各单篇论文中，系统的研究不多，而且数量也不多。就总的情况来看，目前学术界对《金瓶梅》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语言学方面的研究相对较为薄弱，人们对《金瓶梅》语法研究的空间还很大。李霞《〈金瓶梅词话〉动词语法研究》以《金瓶梅词话》的动词为研究对象，根据动词的句法特征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将《词话》中的动词分为动作动词、状态动词、判断动词、能愿动词、心理动词、存现动词、趋向动词、使役动词八类，结合历时的比较，分别描述各类动词的语法特点，并对所涉及的语义、语法现象作出解释。
总体来看，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汉语助动词研究主要体现在：专词的功能意义方面、助动词起源和发展方面、助动词之间或助动词与其他词类之间关系、汉外教学助动词研究、专书（多是古汉语专书）助动词研究、断代助动词研究等，研究还不够充分，只有先秦和中古有断代的系统成书的研究。
迄今为止，笔者尚未见到对《金瓶梅》助动词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许仰民先生的《〈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郑剑平先生的《〈金瓶梅〉语法研究》、吴锡根先生的《〈金瓶梅词话〉特殊句式研究》等为研究《金瓶梅》的语法专著。其中，许仰民先生的《〈金瓶梅词话〉语法研究》中能愿动词、趋向动词两章对《金瓶梅》中的助动词有所论及，但笔者还未见有系统的助动词研究专著和论文。因此，我们完全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争取弥补一点不足，以期能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助动词的研究。
二、助动词的范围和判定标准
助动词在汉语词类中是一个具有封闭性的特殊类别，学者们对于助动词一直有许多不同看法。笔者全面搜集了有关助动词的论文和专著，对目前关于汉语助动词的研究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和梳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名称问题、助动词的归属问题、“助动词+动词(形容词)/动词性(形容词性)词组”结构的性质问题、助动词的内部分类及其他方面。历史上助动词的研究形成过两次高潮，“第一次是60年代，汉语词类问题的论争推动了助动词的研究，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活跃和学术论争掀起了第二次研究高潮，人们试图从新的角度，用新的理论方法解决这个难题，诸如助动词的形式特征、语义特征的分析等等”，出现了很有希望的势头，这就要求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一下梳理，以便有所突破。
（一）“助动词”的名称
关于助动词，学界争议较大，历来有助动字、助动词、助谓词、衡词、能愿动词、能词、情态动词等各种称呼，其中，“助动词”和“能愿动词”是语法学界广泛接受的两个主要名称。在我国第一部语法专著《马氏文通》中，“助动词”被称作“助动字”。
吕叔湘先生说：“助动词这个名称是从英语语法引进来的，原文的意思是‘辅助性动词’，很多人认为是‘辅助动词的词，那是误会。’”（《分析问题》）汉语语法研究的早期，就是把助动词看成是“辅助动词的词”。《马氏文通》认为：“如可、足、能、得，等字，则谓之‘助动’，以其常助动字为功也。”第一个使用“助动词”这个名称的是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其定义为：“助动词者，所以助动词也”。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也有基本相同的见解。名称反映了当时对这类词的认识。
20世纪40年代高名凯《汉语语法论》认为马氏、黎氏使用这个名称不妥，因为汉语中这类词和西欧语的Help verb、Auxiliary verb“细细研究起来，却是两事”。他称之为“能词”，用以表现动词的一种历程或动作属于哪一种“能”。实质上他同马氏、黎氏的认识还是属于同一个路子。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认识到了这类词的更多特点，它并非只是简单地在动词前面“助动”，还有和一般动词相同、相异的功能，显然这个名称有些名不副实。这类词还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名称——能愿动词。最早见于50年代的《暂拟汉语语法教学系统》。这一名称有人认为是借鉴英语的Modal verb而设，有人认为源于王力先生《中国语法理论》所谈的“能愿式”。吕叔湘指出：“助动词里边有一部分是表示可能与必要，有一部分是表示愿望之类的意思，所以又叫‘能愿动词’”，该名称至今也还在使用，在语文教学界有较大影响。
“情态动词”是90年代以来随着对外汉语教学的蓬勃发展，借鉴外语情态动词研究而产生的另一种名称。赵元任指出：“有时候，助动词也叫‘情态助动词’，因为助动词是表示后头动词语义上的情态。”李英哲等认为“因为助动词通常用来表示后面动词的情态（如：允许、能力或职责），所以又叫情态动词或情态助词”。
命名为“助动词”的依据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一名称的使用是基于他们对“可、得、能、足”等这一类词在语法功能上的认识，能和谓词性成分相结合，充当谓语的一部分，不当句法结构的中心，在句子当中限制或修饰主要动词，有辅助功能，这可看做助动词和一般动词在语法功能上的最大不同。叫做“能愿动词”，人们虽更容易记住其词性和意义，但不易将助动词和一般动词在句法结构上的差异区别开来，所以采用“助动词”的说法，既表明其词性，又点明了其与一般动词的区别。学界认为：“拿全面的结构关系做主要标准，是可以照顾到所谓形态，照顾到词义，也适当地照顾到句子成分的，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
（二）助动词的词性
关于助动词的词性，语法学界存在三种说法：动词说、副词说、自成一类说。
1.动词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认为助动词是“没有变质的动词”。这中间又分三种情况，一种是把助动词当做普通动词，如陆志伟、陆宗达、俞敏等人；一种是视作动词下的一个小类，为及物动词，马建忠、黎锦熙、朱德熙等持此种观点；第三种是归入动词之下一附类，如马忠、张志公、刘坚等。把助动词看作动词是很多语法学家所认同的。
2.副词说。王力先生在《中国语法理论》里谈副词时，列举了“能”“会”“该”“应”等，称为“副词表可能性、必然性”；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里谈限制词（副词）时，列举了“能”、“会”、“得”、“可”，称为“判断限制”。可见，王、吕两先生的观点相近，是把它们看作副词的。张静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对副词和能愿动词区别进行界定，她认为，能愿动词（助动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都可以做谓语，能肯定否定相迭，能受副词修饰，跟“希望”“开始”“继续”“进行”“想”等动词有共同的特点。而副词永远不能作谓语，不能肯定否定相迭，也不能受别的副词修饰，跟“一定”“必定”“不必”“必然”等副词有共同的特点。所以，尽管助动词和副词都能用在动词、形容词前面，具备一些共同的语法特点，但多数语法学家还是把它们是看作有本质区别的两类词。
3.自成一类说。强调这类词的特性，主张自成一类。杨伯峻、何乐士《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和胡裕树《现代汉语》将助动词独列一类，他们认为助动词是动词的一种形态标志，应该从动词中分离出来，陈望道《文法简论》（1978）、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86）、钱乃荣《现代汉语》（1990）都将助动词分列出来，分别称为“衡词”“能词”和“能愿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指出，助动词可以单独作谓语用。把助动词看成一种动词。同时也指出助动词和动词有一些区别。“刘坚用‘很’和‘问话’区分助动词和动词”，“王年一用五条标准区分助动词和动词”。
本文赞同把助动词理解为“动词的下位类别”。从原则上看，附类不同于大类的程度应该高于小类，但若在小类外还另外设附类的话，那么就更难明确区分两者的界限。目前大多数人主张“小类说”，本文也赞成“小类说”。
（三）助动词的认定标准
本文认为助动词是动词的一个小类，那么其区别于其他动词的认定标准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助动词后必须能够与谓词性成分相结合。有时这类词可单独作谓语，其最基本的语法功能是与动词、形容词相结合，组成能愿式短语，如“我也愿意跟了四姑娘去修行。”（《红楼梦》）
“助动词+动词(形容词)/动词性(形容词性)词组”结构的性质问题，语法学界的看法有：（1）状语说。语法学界持这种看法的比较普遍；（2）合成谓语说。这实际上是一种避免矛盾的含混说法。所以对此持批评态度的较多。不过，在教学中这样处理有其方便的一面；（3）动宾说。大多数学者都持这一看法，后起的观点认为在此结构中助动词是中心，v/vp作助动词的宾语，两者构成动宾关系。朱德熙先生在《论句法结构》一文中运用异类同构的原则，采取若干推导式的对应比较，认为助动词跟它后头的动词之间的关系与动词带动词作宾语以及动词带体词作宾语的句法关系是一致的，都是“述宾关系”。马庆株也认为能愿结构是述宾结构；（4）判断双谓语说。李临定认为在句子中助动词是谓语，在可能性、必要性、意愿、难易、估价等方面表示一种判断。当助动词移位后，后动则和前边主语直接形成一般主谓结构，后动也是谓语。在《助动词句型》中，他又补充说，前动是简单谓语，后动是复杂谓语，也就前动是辅助性谓语，后动是中心谓语；（5）兼容并蓄说。陈爱文在朱德熙《论句法结构》一文的基础上补充了一些材料，认为“助动词+动词”跟偏正结构不同，跟动宾结构也不同，他认为这种结构有时可以跟“状-谓”结构并列，有时可以跟“动-宾”结构并列；（6）补语说。陆宗达主张把助动词后面的成分看作补语；南开大学中文系所编的《现代汉语语法分析》则提出能愿动词看作补语，位置在前。
对于以上这六种说法，大多数学者支持“动宾说”，“状语说”也比较有影响。笔者认为对于一些被认为难以解释的“事实”，其实只是我们对宾语性质的认识和对能够作宾语的范围的看法不同而已。若采用较宽的标准对待它，“动宾说”是较符合语言实事的。我们认为助动词和一般动词相比，助动词虽居于次要地位，但助动词存在与否有时对句法结构的完整性影响较大。这从实例中也可以看出来，如：
（1）不打如何肯招？（《金瓶梅》第十回，第237页，下同）
（2）那西门庆无法可处。（第十二回，第284页）
例句(1)、(2)中“肯”“可”去掉后，结构虽依然完整，语意却完全变味，“肯”“可”不是修饰限制与被修饰限制的偏正关系，而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动宾关系，同它后边的动词（形容词）组成述宾结构充当句子的辅助性谓语。只是它们所带的宾语性质不同而已，一般动词带名词性宾语，助动词则带非名词性宾语。句中的“如何肯招”、“ 无法可处”就是我们所说的动宾结构。《〈三国志〉中“须”的演化及“必须”的成词》一文指出：“动词‘可’向助动词演变，须符合助动词的条件。‘助动词即辅助性动词，出现在谓词的前面只能带谓词性宾语，从可能、意愿、应当等方面对其后的谓词加以修饰或限制的辅助性动词’”。在《金瓶梅》中作为助动词所出现的“可”只能带谓语性宾语，不能带体词性宾语（名词活用为动词除外）如：
（3）你可备细说与我，哥哥和甚人合气，被甚人谋害了？（《金瓶梅》第九回，第226页）
在先秦时期汉语中的助动词系统就已经形成，多数助动词是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基础上进一步虚化而来的。在古代汉语里，“可”用作动词，表示准许、适合，用作形容词，表示加强语气，如加强疑问反诘语气，陈述语气等，用作助动词，表示能够、可以、应当、应该，它们在词义上是有相关性的。
在通常情况下，“助动词+VP”式句子中，助动词是表达重心。如：“谁人敢惹他！”（第七回，第190页）这句话里，表达重心在“敢”上。有时候，随着具体语境的不同或重音的不同，表达重心也会随之变化。如：“小张能报考福建公务员考试，我也能报考”，表达重心在“我”上。本文正是基于助动词常为表达重心，且符合汉语动词句法义配价理论的条件，即符合邵敬敏在《“语义价”、“句法价”及其相互关系》中指出的“这些成分跟谓词在语义上有着直接的密切的联系。”所以把“助动词+VP”结构归入述宾结构。
（四）对《金瓶梅》中助动词的语义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