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黄宗英
亲爱的小妹：
昨天《上海滩》的葛昆元来了，我拿了三种书给他，他们是捐了去义卖资助奥运的。我和他谈到了孙大雨。我把我的筹款计划说了，他说他去看邵燕祥，邵燕祥也有这样的提议。他这次是和《读书导报》的副总编一同来的，现在我也这样提议筹款，他们一定回去好好地商量一下。我希望他们能搞这个筹款计划，希望这事能成功。
我寄了本《Grea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给你，如何运用这本书，我在前天的信里已经提到了。我学美国文学和搞翻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出来的，以你学习的专心，你一定会成功的，我也一定帮助你成功。文法的掌握，只要懂得动词、前置词和in，on，at，by就可以了。动词中尤其要注意时态，但是这一点也重要也不重要，因为中国人说话的时态是差不多的。我是美国教会学校出身的，有美国人教英语，但是他们不太重视文法书，我从来没有读完过一本文法书，一切还是依赖于平时的体会。好了，不讲了，怎么把我们的通信，变成讲学英文的讲坛呢？
两天了，你没有信来，不是被我信里的自白吓着了，便是故意按捺住心里的想望，怕打扰我。其实你一天写十封信，我也不会满足的。我信里有什么话伤害了你吗？而你没有信来，倒反而使我坐立不宁了。人真是无法满足的，整天在想望和白日梦里过日子，但是我的心是充满了愿望的，两年的空洞洞的日子，我都害怕了；当然你比我活得更累，可怜的人。
前天，我读了何为的《老屋梦回》，其中一篇《文艺沙龙与咖啡店》，使我完全沉落在忆旧的心情中。我也写了一篇《咖啡馆的思念》，我记起有一天在亚尔培路回力球场对面的赛维纳咖啡店，那里是文化人经常出没的地方。我在那里看到了你和阿丹，才知道你们回了上海，于是有一天我到徐家汇来看你们了。我依稀记得你们的那间小屋。不多说这些旧事了，但是我相信，我会伴你一生的。两地相思，又好又坏。好是使我有事做，鱼雁传书，翰墨姻缘；坏的是这一份思念，是要有耐心去“熬”的。
还是说我对你的思念！我看不见你的字，但是你的身影，却每天陪伴着我。西湖有个张相公祠，阴历除夕，赌徒们都到那儿去求梦，我现在就想在梦里看见你，但无需卜吉凶，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连结在一起了。你不但是我的好小妹，也是我生活中的亲人。留着话明天再写。Miss you a lot.Hug you for ever！
二哥
1993年5月6日晨五时半
冯亦代小传
冯亦代(1913—2005)，笔名楼风、冯之安等。浙江杭州人。
1936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专业为工商管理。念大二时结识英文剧社成员郑安娜。他曾回忆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1938年，在香港偶识浙江同乡、著名诗人戴望舒。望舒说：“你的散文还可以，译文也可以，你该把海明威那篇小说（指《第五纵队》）译完。不过，你成不了诗人，你的散文倒有些诗意。”从此，他确定了自己从事翻译事业的文学发展方向。
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重庆印刷厂的副厂长，以资助进步文化人士著称。他仗义疏财，人称“路路通”、“百有份”。在重庆文艺界谁没钱、没饭吃、没地方栖身，都找他想办法。
解放后曾任国际新闻局秘书长兼出版发行处处长，1952年任外文出版社出版部主任，英文《中国文学》编辑部主任。“文革”期间，被打成“美蒋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下放到湖北沙洋劳动，从事沉重苦役，双脚变形，健康大受影响。在监督劳动中，患脑血栓塞症，抢救后，落下左上肢和下肢行动困难的伤残。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应邀为该杂志发起人并任副主编，笔耕不辍，共在《读书》上发表200多篇文章。结发之妻郑安娜去世后，1993年，80高龄的冯亦代与年近70的著名演员黄宗英（小名小妹）结为伉俪。著名作家袁鹰曾以打油诗相贺：“白发映红颜，小妹成二嫂，静静港湾里，归隐书林好。”
名人婚恋
冯亦代与黄宗英
慈眉善目的冯亦代，恂恂儒者一文人，甜姐儿黄宗英，才华卓绝一艺匠。文、艺虽承一脉，但毕竟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终因黄宗英多才又钟情笔耕，两人遂成同行。他们本是五十多年前相识相知的老朋友，各自有着令人称羡的家庭。垂暮之年，一失荆室，一失故雄，都成了夫妻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
“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共同的旨趣，相互的了解，二哥与小妹互恋了。黄昏恋为他们的人生之旅画上一个完美的分号，酿构了中国近现代文坛一则佳话；分号以后的故事当更为精彩。
他们是1994年结为伉俪的。时冯亦代行年八十有一，黄宗英六十又九。
婚后，冯亦代由三不老胡同的“听风楼”乔迁到小西天的“七重天”了。冯亦代对新居很满意：“倚窗小立，不远处便可见到有如桂林奇峰的座座新楼，晚间盏盏灯火，又像眨眼群星，仙境也。”其余，新居只是一个很小的单元。门口小厅玲珑得只能陈一张饭桌，四张椅子只能张开两把，一间房留给老阿姨，他们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充其量20平米。什物像沙丁鱼把罐头盒塞得满满的，屋子湫隘得两人走动要礼让，三人坐下就“客满”，后来者只有“挂壁”——须屈膝盘腿于床榻当居士了。临窗靠墙的大书桌，当然是冯亦代专座。这位大学人的书橱似架在书桌上摩天伸展的。架小书多，以致书们泛滥到摞叠在桌面、沙发、床头柜、茶几乃至枕边。室内陈设，值钱的只有一台电视机和一部双卡收录机（他们都是乐迷）。黄宗英的书案是举世无双的，一只状若缝纫机、多层带滑轮的“四不像”的玩意（有照片为证）。一大一小，一前一后，你阅典、我煮字，各不相扰。即使如此，他们却乐在其中，越写越欢，黄宗英说这是“自作自受自甘心”。婚后，冯亦代为《读书》译介外国新著，他们共同为《新民晚报》开专栏，佳作如酽茶似清泉，时奉读者。
令人称羡的是在思想上，他们不仅敢于冲破世俗罗网，面对某些人的不解或非议，坦然结合，这在他们那一代老人中要有多大勇气啊！最为可贵的是，他们虽成新人，但不忘故旧。尊重对方，敬重对方的故人。他们的书案上始终悬立着冯与故妻郑安娜、黄宗英与亡夫赵丹的合影。让历史的一方净土，永存在各自心灵的深处。正如黄宗英所说：“正因为我们对各自过去很清楚，所以我们彼此都深深地理解和信任对方。”她写过一篇《水仙？我俩？他俩》的文章，在文章中，她直言自己在养水仙花方面“新人不如故人”，安娜心灵手巧能令水仙在春节绽放，她望尘莫及。黄宗英一直尊称安娜为“好二嫂”。黄宗英说她栽的水仙花叶一边倒，那是向二嫂弯腰祝福。农历正月初一，是安娜的诞辰，婚后的他俩，每逢此日，给安娜上香，同时给赵丹拜年。黄宗英说“希望在那个极乐的世界里，他俩能见面说说话就好，他们也不太会寂寞了”。而冯亦代每在文字或言谈中涉及赵丹，也总是惟礼为上，“阿丹、阿丹”，亲如昆仲。
他们结合时，都入耄耋之年，是夫妻，更是伴侣，互为拐杖。互获一份儿女们远不能给予的关爱。
黄宗英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温馨的大家庭，戏称“卖艺人家”，有众多的兄、弟，都是“人杰”，在文学戏剧领域均有建树。自父丧家道中落后，十岁的黄宗英便学缝补。十五岁随大哥黄宗江到上海登台献艺，驰誉天下。她喜文墨，大概受童年环境的影响。自言“没文法少规矩想写就写”，杖国之年仍以未上大学为憾事。与冯亦代结缡后，都七十岁了，仍想圆大学梦。她说学校离家远，她要省下美容的钱“打的”上学，冯亦代却说“咱们在饭菜零食上省些”。黄宗英一生是“拼命三姐”，拍《望长城》她是主持人，不顾众人反对，冒死坚持上气球；数度赴西藏高原考察，写《小木屋》拍电视专题片。七十多岁，还上高原考察，拍电视纪录片《森林女神》，令冯亦代牵挂不已。她赴过地狱（“文革”中被审查），下过海（开放后办公司），到过法院（打过官司），上过天（登气球拍电视），住过小木屋……我行我素，冯曾说黄宗英是“七十岁的老太，十七岁的脾气”，“翩若惊鸿，婉若游龙”，“上西藏说走就走”。最后一次赴藏时，多情的冯亦代为她写好一叠信封，贴上邮票，希望她每到一处写信报平安。孰料不久，黄宗英身体不适，患高原反应，在解放军医院昏迷了两天，醒来后，刚能下地行走又坚持追随摄制组去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参加拍摄，直到大队撤出，她才随队回北京，一下飞机便被抬进医院。冯亦代可急坏了，那时他已六次脑梗塞，行走不便，口齿不清，仍打电话安慰她：“你病倒了，不要着急，病重时我来服侍你。”又不断写信（黄称为“情书”），开头昵称“MY——”。后来一次他俩同时发高烧同住一家医院，几周后又同时退烧同时出院。真是心灵感应。大难不死，冯亦代说“呆人有呆福”。
冯亦代的人生阅历丰富。黄宗英听赵丹说过，重庆、香港、上海的左翼剧运、影业的发展，曾得到过冯亦代的支持。冯亦代当时是国民党造币厂副厂长，大胆拍板为文艺界买下了最先进的印刷设备，成就了左翼文化工作。他一生经历过不少历史大事。一次在笑谈“未来”时，冯亦代动情地说：“我们的日子不多了，我们要比任何时候过得更甜蜜……但是最好让我先离开你。”黄宗英有点鼻子发酸：“抽签吧！”他们共同认为“七十岁以后结婚的一年顶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