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其人，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但也不够熟悉。我所知的，他原名振青，飘萍是他的笔名，有时署阿平、青萍。那青萍的名儿，更为巧妙，原来同时有位林万里，号白水，从事新闻工作，倡言无忌，触犯了万恶的军阀，而被借端杀害，因此“白水青萍”，成为一副对子了。飘萍是浙江金华人，生于一八八四年，死于一九二六年，仅四十二岁，倘不死于非命，正是有为之年，尚有一番事业可做哩。
我为什么说对他并不陌生呢，飘萍是南社成员，我前几年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撰《南社丛谈》，曾给飘萍写过传略。又我以前担任肇和中学的课务，该校校长姓关，他和飘萍的妹妹一萍和一萍的丈夫何汉文相稔。一萍工画山水，又擅花卉，一度在上海举行画展，由关校长介绍，约了我和一萍会晤，参观了她的数十件作品，花鸟流妍，林岚殊色，为之引企清辉，倾佩无量，即为她写了一篇宣传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此后又从包天笑前辈处，得知飘萍夫妇的遗闻佚事。天笑前辈年老不出门，拟把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转赠给我。这时他远在香岛，没有便人带来，也就作罢。凡此种种，飘萍其人，兀是在我头脑里萦系着，留了一些印象。
天笑前辈和飘萍结成友谊，往还很密，彼此熟不拘礼，那是有一段经过的。天笑认识飘萍，是他的夫人汤修慧介绍的，修慧很贤能，又善文墨，喜欢投稿。这时天笑应狄楚青的邀请，担任《时报》的附刊编辑，又兼编《妇女时报》，那是一种定期杂志，既以妇女为名，当然欢迎妇女的作品。但其时风气未开，闺阁笔墨，秘不示人，所发表的，大都是男子所作，化名某某女士。即使真的是妇女，也往往幕后有人捉刀。修慧却是例外，笔下很来得，又和天笑是苏州同乡，她寄寓杭州，肄业杭州的浙江女子师范学校，经常写些教育、卫生方面的短文，其中适合《妇女时报》体裁的，她一篇篇寄去，一篇篇照登。她是落落大方的新妇女，一次来到上海，便去拜访编辑包天笑，天笑和她一接触，知道她颇有文化，这些文章确是出于她的手笔，因而对她非常欢迎。过了几个月，她和飘萍同来上海，便偕访天笑。谈得很投契，天笑请他们夫妇俩吃小馆子，盘桓了数天才回杭州。有一次，天笑游杭，他们夫妇俩竭诚招待，到楼外楼吃醋溜鱼，荡舟三潭印月，进白莲藕粉，进一步加深了友谊。
一九一二年，飘萍在杭州，和杭辛斋创办《汉民日报》，经常在报上揭露贪官污吏与地方豪绅的丑行。对袁世凯盗民国之名，行专制之实，加以尖锐的讥讽。袁氏于—九一四年，将《汉民日报》封禁，飘萍流亡日本，组织东京通讯社。当一九一五年初，日本向袁氏提出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首先在外国报刊上透露，飘萍立即驰报国内，从而激起全国人民对袁氏的愤怒声讨。一九一六年邵飘萍回国，任《申报》、《时报》、《时事新报》通讯员。他任《时报》通讯员，就是由天笑介绍的。一九一八年，他创办新闻编译社，同年又办《京报》。他在《创刊词》上写着“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五四”运动爆发时，飘萍激于爱国义愤，在报上公开揭露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触怒了段祺瑞政府，下令查封《京报》。
《京报》被封后，他再度往日本，过了两年返国。《京报》复刊，请潘公弼为编辑主任。公弼，上海嘉定人，曾任《时事新报》经理，也是老报人，时凌霄汉阁主徐彬彬赋闲着，飘萍也在《京报》社，安排了他一个位置。天笑到北京，经常住在飘萍家里，长日无聊，便和汤修慧、潘公弼、徐彬彬打小牌消遣。飘萍忙得很，日间总在外面交际应酬，有时逛妓院，因为这儿颇多官场中人，在谈笑中可以探得些政治消息，充作新闻资料。
飘萍嫉恶如仇，反对帝制派，反对大军阀和一些卖国贼，被拘禁了多次，释放后还是把笔墨当作匕首，锋利无比，所以他到哪里，侦探跟到哪里。这些侦探化了装，很隐秘，有一次，军警到《京报》馆来抄查，飘萍不在馆中，却把潘公弼捉将官里去。修慧能干得很，四出疏通和呼吁，公弼居然给她保释出来。飘萍暂来上海，经济很窘，向天笑告贷，意志还是坚强不屈，对天笑说：“这些军阀，鬼鬼祟祟，捣乱世界，设计害民，我偏要撕破他们的画皮。”过了一个时期，飘萍又到北京，照样活动，照样应酬。那些军阀，尤其是张宗昌，对其恨之切齿，欲得之而甘心，表面上不露声色，若无其事，暗中派了密探，亦步亦趋地跟踪着，可是飘萍警惕性很高，觉得不对头，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不敢贸然外出。他在那儿住了好多日子，思家心切，深夜偷偷地回到家里，天没亮再赴东交民巷。有一次，在东交民巷出来，碰到熟人张汉举，张告诉飘萍，“外间已没有什么风声，事已过去，你何必这样顾虑，自讨苦吃？”飘萍信以为真，回家会友，弛其防卫。没有几天，在一个晚上，一些狐假虎威的军警，直闯进来，拔出手枪，强迫飘萍登上囚车，张宗昌立命他的鹰犬王琦，把飘萍枪决。他的夫人汤修慧潜避他处，以防株连。直至—九二八年，北伐军到了北京，汤修慧复刊《京报》，以纪念飘萍。并刊印了飘萍的著作《失业的问题》、《各国社会思想》等。
上面不是谈到飘萍的遗物一根手杖吗！这根手杖，怎么到了天笑手里，也得带一笔，作为说明。一次，天笑由北京乘火车回上海，飘萍买了一张月台票，亲自送天笑上车，依依惜别，讲了许多话，及听到开车信号，飘萍急忙下车，遗忘了手杖，天笑立即把手杖伸出窗外，请飘萍来接，奈车已驶动，飘萍扬着手说：“不要了，不要了，这根手杖给你留作纪念吧！”果真这是最后一面，人亡物在，作为纪念品了。
公家为了纪念飘萍，把北京宣武区魏染胡同他的故居，重加修葺，供人瞻观。
最近，友人安健从无锡来沪，与我谈及飘萍当时还有一位夫人祝文秀，今已八十多高龄，尚寓居无锡郊区，安健曾去采访，得知一些飘萍有关的佚事。文秀早年是一位京剧演员，略有一些小名气，飘萍观剧，很赏识她，颇思委禽娶纳。可是文秀认为飘萍是报界中人，不符她的理想，飘萍却认识文秀的母亲某氏，某氏能作几笔国画，飘萍便经常带些名人画册，赠给她，她很为欣感。有一次，飘萍不知从哪里物色到一幅摹仇十洲韵仕女画，设色丽，仪态万方，更逗某氏的喜爱，便怂恿其女随伺飘萍，成为佳偶。飘萍得暇，教之读书，因此具有相当文化，曾与飘萍到过日本，摄有照片，今尚留存。据闻，飘萍被害，马连良为之收尸，遗体亦留一照，右眼下有一洞，即饮弹的创痕。又有一墓地照。这些东西，文秀匿藏了数十年，直至飘萍昭雪，列为烈士，才敢出以示人。至于文秀早年的倩影，上面有飘萍亲笔题着“七妹留念”四字。人们以为她是飘萍第七个夫人，实则不然，所谓七妹，是文秀在家为第七个女儿而已。这个倩影，文秀也保存着没有失掉。所居处且有一书桌，一旋转椅，都是飘萍生前所用的家具，今则旋椅的足，以越年久远，被蛀虫所蛀蚀，失其效用了。又飘萍生前，和张季鸾相友善，及飘萍死，文秀生活很苦，季鸾怜悯，月致生活费，文秀非常铭感，但她不肯受例外的惠贻，坚辞不取，结果却不过情，只得留存不用，积有若干数字。一日，季鸾忽来，向她商恳说：“近正做着一注生意，手头尚缺数百金，能否和你相商，挪移一下，以供急需，容日后奉还。”文秀当然慨允所请，如数与之。大约过了一二个月，季鸾欣然往访，奉还借项，且云：“这注生意，获得意外利润，你相助一臂之力，应得半数，这是你份内之钱，由你贴补家用吧！”事后，经文秀调查，才知季鸾做生意，并没有这会事，无非故弄玄虚，务使她取之心安理得罢了。季鸾重生死之谊，的确可以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