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
颜习斋，名元，字浑然，直隶博野县人。生明崇祯八年，卒清康熙四十三年（1635-1704），年七十。他是京津铁路线中间一个小村落-杨村的小户人家儿子。他父亲做了蠡县朱家的养子，所以他幼年冒姓朱氏。
他三岁的时候，满洲兵入关大掠，他父亲被掳，他母亲也改嫁去了。据李塨、王源纂订《颜习斋先生年谱》，谓颜元三十四岁居养祖母丧时方知父非朱姓，三十九岁养祖父死后，才归博野本宗，复姓颜。由于三藩之乱，蒙古响应。辽东戒严，直到五十一岁方能出关寻父，北达铁岭，东抵抚顺，南出天复门，困苦不可名状。经一年余，卒负骨归葬。他的全生涯，十有九都在家乡过活。除出关之役外；五十六、七岁时候，曾一度出游，到过直隶南部及河南。六十二岁，曾应肥乡漳南书院之聘，往设教，要想把他自己理想的教育精神和方法在那里试验。分设四斋，曰文事，曰武备，曰经史，曰艺能。正在开学，碰着漳水决口，把书院淹了，他自此便归家不复出。他曾和孙夏峰、李二曲、陆桴亭通过信，但都未识面。当时知名之士，除刁蒙吉（包）、王介祺（余佑）外，都没有来往。他一生经历大略如此。
他幼年曾学神仙导引术，娶妻不近，既而知其妄，乃折节为学。二十岁前后，好陆王书，未几又从事程朱学，信之甚笃。三十岁以后，才觉得这路数都不对。他说唐虞时代的教学是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周礼》教士以三物：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婣（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和后世学术专务记诵或静坐冥想者，门庭迥乎不同。他说：“必有事焉，学之要也。心有事则存，身有事则修，家之齐，国之治，皆有事也。无事则治与道俱废。故正德、利用、厚生曰事，不见诸事，非德非用非生也。德、行、艺曰物，不征诸物，非德非行非艺也”。（李塨著《习斋年谱》卷上）他以为，离却事物无学问；离却事物而言学问，便非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则非实习不可。他说：“如天文、地志、律历、兵机等类，须日夜讲习之力，多年历验之功，非比理会文字之可坐而获也。”（《存学编》卷二《性理书评》）所以他极力提倡一个“习”字，名所居曰“习斋”。学者因称为习斋先生。他所谓习，绝非温习书本之谓，乃是说凡学一件事都要用实地练习功夫。所以被称之谓“实践主义”。他讲学问最重效率。董仲舒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翻这个案，说要“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他用世之心极热，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诸政治为主。所以又被称做“实用主义”。王昆绳说：“先生崛起无师受，确有见于后儒之高谈性命，为参杂二氏而乱孔孟之真，确有见于先王先圣学教之成法，非静坐读书之空腐，确有见于后世之乱，皆由儒术之失其传；而一复周、孔之旧，无不可复斯民于三代。......毅然谓圣人必可学，而终身矻矻（音枯，勤奋不懈意）于困知勉行，无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济苍生为心。......”（《居业堂集·颜先生年谱序》）这话虽出自门生心悦诚服之口，却不算溢美之词。
习斋很反对著书。有一次，孙夏峰的门生张天章请他著礼仪水政书，他说：“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年谱》卷下）所以他一生著书很少，只有《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四编，都是很简短的小册子。《存学编》说孔于以前教学成法，大指在主张习行六艺，而对于静坐与读书两派痛加驳斥。《存性编》可以说是习斋哲学的根本谈，大致宗孟子之性善论，而对于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以为然。《存治编》发表他政治上主张，如行均田、重选举、重武事......等等。《存人编》专驳佛教，说他非人道主义。习斋一生著述仅此，实则不过几篇短文和信札笔记等类凑成，算不得著书。戴子高《习斋传》说他，“推论明制之得失所当因革者，为书曰《会典大政记》，曰：'如有用我，举而错之'。”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两书，今皆存。这书是他读朱子《四书集注》及《语类》随手批的，门人纂录起来，也不算什么著述。他三十岁以后，和他的朋友王法乾（王养粹，字法乾，直隶蠡县人，清诸生，为颜元终身交）共立日记；凡言行善否，意念之欺慊，逐时自勘注之。后来他的门生李恕谷用日记做底本，加以平日所闻见，撰成《习斋先生年谱》二卷，钟金若（钟錂，字金若，直隶博野人。清诸生，颜元门人。著作另有《农书》、《一隅集》等）又辑有《习斋先生言行录》四卷，补年谱所未备；又辑《习斋纪余》二卷，则录其杂文。学者欲知习斋之全人格及其学术纲要，看《年谱》及《言行录》最好。
这个实践实用学派，自然是由颜习斋手创出来。但习斋是一位暗然自修的人，足迹罕出里门，交游绝少，又不肯著书。若当对仅有他这一个人，恐怕这学派早已湮灭没人知道了。幸亏他有一位才气极高、声气极广、志愿极宏的门生李恕谷，才能把这个学派恢张出来。太史公说：“使孔子名周闻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孔于是否赖有子贡，我们不敢说。习斋之有恕谷，却真是史公所谓“相得而益彰”了，所以这派学问，我们叫他做“颜李学”。
有清一代学术，初期为程朱陆王之争，次期为汉宋之争，末期为新旧之争。其间有人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其所树的旗号曰“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其人为谁？曰颜习斋及其门人李恕谷。
颜李学派，在建设方面，成绩如何，下文别有批评。至于破坏方面，其见识之高，胆量之大，从古未有其比，因为自汉以后二千年所有学术，都被他否认完了。他否认读书是学问，尤其否认注释古书是学问，乃至否认用所有各种方式的文字发表出来的是学问。他否认讲说是学问，尤其否认讲说哲理是学问。他否认静坐是学问，尤其否认内观式的明心见性是学问。我们试想，二千年来的学问，除了这几项更有何物？都被他否认得干干净净了。我们请先看他否认读书是学问的理由。习斋说：
以读经史订群书为穷理处事，以求道之功，则相隔千里；以读经史订群书为即穷理处事，而曰道在是焉，则相隔万里矣。......譬之学琴然，书犹琴谱也，烂熟琴谱，讲解分明，可谓学琴乎？故曰，以讲读为求道之功，相隔千里也。更有一妄人指琴谱曰，是即琴也，辨音律，协声韵，理性情，通神明，此物此事也，谱果琴乎？故曰，以书为道，相隔万里也。......歌得其调，抚娴其指，弦求中音，徽求中节，是之谓学琴矣，未为习琴也。手随心，音随手，清浊疾徐有常功，鼓有常规，奏有常乐，是之谓习琴矣，未为能琴也。弦器可手制也，音律可耳审也，诗歌惟其所欲也，心与手忘，手与弦忘，于是乎命之曰能琴。今手不弹，心不会，但以讲读琴谱为学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闻，但以谱为琴，是指蓟北而谈滇南也，故曰万里也。（《存学篇》卷二《性理书评》）
这种道理，本来一说便明。若说必读书才有学问，那么，许多书没有出现以前，岂不是没有一个有学问的人么？后儒解释《论语》“博学于文”、大率说是“多读书”。习斋说：“儒道之亡，亡在误认一'文'字。试观帝尧'焕乎文章'，固非大家帖括，抑岂四书五经乎？周公监二代所制之'郁郁'，孔子所谓'在兹'，颜子所谓'博我'者，是何物事？后儒全然误了”。（《言行录·学须篇》）又说“汉宋儒满眼只看得几册文字是'文'，然则虞夏以前大圣贤皆鄙陋无学矣。”（《四书正误》卷三）又说：“后儒以文墨为文，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讲博著，不又天渊之分耶？”（《习斋年谱》卷下）可谓一针见血语了。
“读书即学问”这个观念从那里发生呢？习斋以为：“汉宋诸儒，但见孔子叙《书》、传《礼》、删《诗》、正《乐》、系《易》、作《春秋》．误认纂修文字是圣人，则我传达注解便是贤人，读之熟、讲之明而会作书文者，皆圣人之徒矣、遂合二千年成一虚花无用之局。......”（《四书正误》卷三）孔子曾否删《书》、《诗》、定《礼》、系《易》等等，本来还属历史上一个疑问。就令有之、也断不能说孔子之所以为孔子者专在此，这是显而易见之理。据习斋的意思，以为“孔于是在强壮时已学成内圣外王之德，教成一班治世之才，不得用乃周游，又不得用乃删述，皆大不得已而为之者，其所删述，不过编出一部'习行经济谱'，望后人照样去做、战国说客，置学教而学周游，是不知周游为孔子之不得已也；宋儒又置学教及行道当时，而自幼即学删述，教弟于亦不过如是，是不知删述为孔子之尤不得已也；如效富翁者，不学其经营治家之实，而徒效其凶岁转移及遭乱记产籍以遗子孙者乎！”（《存学编》卷三《年谱》卷下）这些话说孔子说得对不对，另一问题。对于后儒误认读书即学问之心理，可谓洞中症结了。
习斋为什么恨读书恨到这步田地呢？他以为专读书能令人愚。能令人弱。他有一位门生，把《中庸》“好学近乎知”这句话问他。他先问那人道，“你心中必先有多读书可以破愚之见，是不是呢？”那人道：“是。”他说：“不然，试观今天下秀才晓事否？读书人便愚。多读更愚，但书生必自智，其愚却益深。......”（《四书正误》卷二）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朱子语羹评》）朱子曾说：“求文字之工，用许多工夫，费许多精神，甚可惜。”习斋进一步说道：“文家把许多精神费在文墨上诚可惜矣，先生辈舍生尽死，在思、读、讲、著四字上做工夫，全忘却尧舜三事六府，周礼六德六行六艺，不肯去学，不肯去习，又算什么？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也。”（《朱手语类评》）恕谷说：“读阅久则喜静恶烦，而心板滞迂腐矣。......故予人以口实，曰'白面书生'，曰'书生无用'，曰'林间咳嗽病猕猴'。世人犹谓诵读可以养身心，误哉！......颜先生所谓，读书人率习如妇人女于，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也。'（《恕谷后集·与冯枢天论读书》）这些话不能说他太过火，因为这些“读书人”实在把全个社会弄得糟透了。
但我们须要牢牢紧记，习斋反对读书，并非反对学问。他因为他认定读书与学问截然而事，而且认读书妨碍学问，所以反对它。他说：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学编》卷一）
恕谷亦说：
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恕谷年谱》）
观此，可知他反对读书，纯为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他只是叫人把读书的岁月精神腾出来去做学问。至于他所谓学问是什么，下文再说。
习斋不惟反对读书，而且反对著书，看上文所引的话多以读著并举，便可见。恕谷比较的好著书。习斋曾告诫他，说道：“今即著述尽是、不过宋儒为误解之书生，我为不误解之书生耳，何与儒者本业哉！”（《年谱》卷下）总而言之，凡纸上学问，习斋无一件不反对。
反对读书不自颜李始。陆王学派便已反对，禅宗尤其反对。颜李这种话，不是助他们张目吗？其实不然，颜李所反对不仅在读书，尤在宋明儒之谈玄式的讲学。习斋说：
近世圣道之亡，多因心内惺觉、口中讲说、纸上议论三者之间见道，而身世乃不见道。学堂辄称书院，或曰讲堂，皆倚《论语》“学之不讲”一句为遂非之柄。殊不思孔门为学而讲，后人以讲为学，千里矣。（《年谱》卷下）
总之，习斋学风，只是教人多做事，少讲话，多务实际，少谈原理。他说：“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下路程，人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周行芜榛矣。”（《年谱》卷下）又说：“有圣贤之言可以引路。今乃不走路，只效圣贤言以当走路。每代引路之言增而愈多，卒之荡荡周道上鲜见人也。”（《存学篇》卷三）又说：“专说话的人，便说许多尧舜话，终无用。即如说糟粕无救于饥渴，说稻梁鱼肉亦无救于饥渴也。”（《朱子语类评》）他反对讲学之理由，大略如此。
宋明儒所讲个人修养方法，最普通的为主静、主敬、穷理格物......等等。颜李学派对于这些法门，或根本反对，或名同实异。今分述如下。
主静是颜李根本反对的。以朱陆两派论，向来都说朱主敬，陆主静。其实“主静立人极”这句话，倡自周濂溪，程子（指北宋的程颐）见人静坐，便叹为善学。朱子教人“半日静坐”，教人“看喜怒哀乐未发之中”，程朱派何尝不是主静？所以“静”之一字，虽谓为宋元明七百年间道学先生们公共的法宝，亦无不可。习斋对于这一派话，最为痛恨；他说：“终日危坐以验未发气象为求中之功，此真孔子以前千圣百王所未尝闻也。”（《存学编》卷二）朱子口头上常常排斥佛学，排斥汉儒。习斋诘问他：“你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是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十二个时辰，那一刻是尧、舜、周、孔？”（《朱子语类评》）颜李书中，像这类的话很多，今不备引了。但他们并非用空言反对，盖从心理学上提出极强的理由，证明静中所得境界实靠不住。习斋说：
洞照万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镜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谓悟道，亦大率类此。吾非谓佛学中无此镜也，亦非谓学佛者不能致此也，正谓其洞照者无用之水镜，其万象皆无用之花月也。不至于此，徒苦半生为腐朽之枯禅。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浊以泥沙，不激以风石，不必名山巨海之水能照百态，虽沟渠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静坐而不扰以事为，不杂以旁念，敏者数十日，钝者三五年，皆能洞照万象如镜花水月。功至此，快然自喜，以为得之矣。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征应，愈隐怪惊人，转相推服，以为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尝从宋儒用静坐工夫，故身历而知其为妄，不足据也。（《存学编》卷二有一段大意与此同，而更举实例为证云：“吾闻一管姓者与吾友汪魁楚之伯同学仙于泰山中，止语三年。汪之离家十七年；其子往视之，管能预知，以手书字曰：'汪师今日有子来'。既而果然。未儿其兄呼还，则与乡人同也，吾游燕京，遇一僧敬轩，不识字，坐禅数月，能作诗，既而出关，则仍一无知人也......）天地间岂有不流动之水？不著地、不见泥沙、不见风石之水？一动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今玩镜里花、水中月，信足以娱人心目；若去镜水，则花月无有矣。即对镜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临，取镜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数也，故空静之理，愈谈愈惑：空静之功，愈妙愈妄。......（《存人编》）
这段话真是餍心切理之谈。天下往往有许多例外现象，一般人认为神秘不可思议，其实不过一种变态的心理作用。因为人类本有所谓潜意识者，当普通意识停止时，他会发动，棗做梦便是这个缘故。我们若用人为的工夫将普通意识制止，令潜意识单独出锋头，则'镜花水月”的境界，当然会现前。认这种境界为神秘，而惊异他，歆羡他，固属可笑，若咬定说没有这种境界，则亦不足以服迷信者之心，因为他们可以举出实例来反驳你。习斋虽没有学过近世心理学，但这段话确有他的发明。他承认这种变态心理是有的，但说他是靠不住的，无用的。后来儒家辟佛之说，没有比习斋更透彻的了。
主静若仅属徒劳无功，也可以不管他。习斋以为主静有大害二。其一，是坏身体。他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朱子语类评》）其二，是损神智，他说，“为爱静空谈之学久，则必至厌事。遇事即茫然，贤豪且不免，况常人乎？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宋人之学也。”（《年谱》卷下）这两段话，从生理上心理上分别说明主静之弊，可谓博深切明。
习斋于是对于主静主义，提出一个正反面曰“主动主义”。他说：“常动则筋骨谏，气脉舒，故曰'立于礼'，故曰'制舞而民不肿'。宋元来儒者皆习静，今日正可言习动。”（《言行录》卷下《世性编》）又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但说静息将养，便日就惰弱了。故曰君子庄敬日强，安肆日偷。”（同上《学人篇》）这是从生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他又说：“人心动物也，习于事则有所寄而不妄动。故吾儒时习力行，皆所以治心。释氏则寂室静坐，绝事离群，以求治心，不惟理有所不可，势亦有所不能，故置数珠以寄念。......”（《言行录》卷上《刚峰篇》）又说：“吾用力农事，不遑食寝，邪妄之念，亦自不起。信乎'力行近乎仁'也”。（同上《理学篇》）这是从心理上说明习动之必要。尤奇特者，昔人多以心不动为贵，习斋则连心也要它常动。他最爱说“提醒身心，一齐振起”二语。怎样振起法呢？”身无事干，寻事去干；心无理思，寻理去思。习此身使勤，习此心使存。”（《言行录》卷下《鼓琴篇》）他深信这个主动主义，于是为极有力之结论道：
五帝、三王、周孔，皆教天下以动之圣人也，皆以动造成世道之圣人也。汉唐袭其动之一二以造其世也。晋宋之苟安，佛之空，老之无，周、程、朱、邵之静坐，徒事口笔，总之皆不动也，而人才尽矣，世道沦矣！吾尝言，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自信其考前圣而不缨，俟后圣而不惑矣。（《言行录》卷下《学须篇》）
宋儒修养，除主静外，还有主敬一法。程朱派学者常拿这个和陆王派对抗。颜李对于主敬，是极端赞成的，但宋儒所用的方法却认为不对。习斋说：“宋儒拈'穷理居敬'四字，以文观之甚美；以实考之，则以读书为穷理功力，以恍惚道体为穷理精妙，以讲解著述为穷理事业，以俨然静坐为居敬容貌，以主一无适为居敬工夫，以舒徐安重为居敬作用。......”（《存学编》卷二）习斋以为这是大错了。他引《论语》的话作证，说道：“曰'执事敬'，曰'敬事而信'，曰'敬其事'，曰'行笃敬'，皆身心一致加功，无往非敬也。若将古人成法皆舍置，专向静坐收摄徐行缓语处言主敬，则是儒其名而释其实，去道远矣。”（《存学编》卷三）恕谷说：“圣门不空言敬。'敬其事'、'执事敬'、'行笃敬'、'修己以敬'，孟子所谓必有事焉也。程子以'主一无适'训敬，粗言之犹可通，谓为此事则心在此事，不又适于他也；精言之则'心常惺惺'、'心要在腔子里'（案此皆程朱言主敬法门），乃离事以言敬矣。且为事之敬，有当主一无适者，亦有未尽者。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收功百倍，此主一无适也。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刘穆之五官并用，则神明肆应，敬无不通，又非可以主一无适言也。”又说：“宋儒讲主敬，皆主静也。‘主一无适'， 乃静之训，非敬之训也。”（《论语传注问》）是则同谓讲主敬，而颜李与程朱截然不同。总之谓离却事有任何学问，颜李绝不承认。
宋儒之学自称曰道学，曰理学。其所标帜者曰明道，曰穷理。颜李自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但以为宋儒所讲道理都讲错了，而且明道穷理的方法也都不对。宋儒最爱说道体，其说正如老子所谓“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字之曰道”者。习斋说：“道者，人所由之路也，故曰'道不远人'。宋儒则远人以为道者也”。（《四书正误》四）恕谷说：“路从足，道从走，皆言人所共由之义理，犹人所由之街衢也。《中庸》言行道，《论语》言适道，《尚书》言遵道，皆与《孟子》言由道由路同。遂亦可曰'小人之道'、'小人道消'，谓小人所由之路。若以道为定名，为专物，则老庄之说矣。（《恕谷年谱》卷五）恕谷更从初民狩猎时代状况说明道之名所由立，而谓道不出五伦六艺以外。他说：“道者，人伦庶物而已矣。奚以明其然也？厥初生民，浑浑沌沌。既而有夫妇父子，有兄弟朋友，朋友之尽乃有君臣。诛取禽兽、茹毛饮血、事轨次序为礼，前呼后应、鼓午相从为乐，挽强中之为射，乘马随徒为御，归而计件、契于册为书数。因之衣食滋、吉凶备，其伦为人所共由，其物为人所共习，犹逢衢然，故曰道。伦物实实事也，道虚名也。异端乃曰‘道生天地'，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是道为天地前一物矣。天地尚未有，是物安在哉？且独成而非共由者矣，何以谓之道哉！”（《恕谷后集·原道篇》）这段话所说道的范围，举例或不免稍狭，然大指谓社会道德起源在于规定人与人及人与事物之关系，不能不算是特识。因此他们不言天道，只言人道。恕谷说：“人，天之所生也，人之事即天之道也。子，父母所出也，然有子于此，问其温清定省不尽，问其继志述事不能，而专恩其父母从何而来，如何坐蓐以有吾身，人孰不以妄 目之耶？”（《周易传注序》）宋儒所谓明道、传道，乃至中外哲学家之形而上论，皆属此类，所以颜李反对他们。
宋儒说的理及明理方法有两种：一，天理--即天道，指一个仿佛空明的虚体，下手工夫在“随处体认天理”，结果所得是“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二，物理，指客观的事物原理，下手工夫在”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结果所得是“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面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其实两事只是一事。因为他们最高目的，是要从心中得着一种虚明灵觉境界，便是学问上抓住大本大原，其余都是枝叶。颜李学派对于这种主张，极力反对，习斋说：“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四书正误》卷六）又说：“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所谓礼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同上）恕谷说：“后儒改圣门不言性天之矩，日以理气为谈柄，而究无了义。......不知圣经无在伦常之外而别有一物曰道曰理者。......在人通行者，名之曰道。故小人别有由行，亦曰小人之道。理字则圣经甚少。《中庸》'文理”与《孟子》‘条理'同，言秩然有条，犹玉有脉理、地有分理也。......今乃以理置之人物以前，则铸铁成错矣。......”（《中庸传注问》）训“理”为条理，而以木之纹理、玉之脉理为喻，最合古义。后此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即从这个训诂引出许多精义来。理之界说已定，那么，不能于事物之外求理，甚明。故恕谷说：“事有条理，理即在事中。《诗》曰'有物有则'，离事物何所为理乎？”（《论语传注问》）既已除却事物无所谓理，自然除却应事接物无所谓穷理。所以习斋说：“凡事必求分析之精，是谓穷理。”（《存学编》卷二）怎样分析才能精呢？非深入事中不可。朱子说：“岂有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习斋驳他道：“见理已明而不能处事者多矣！有宋诸先生便谓还是见理不明，只教人再穷理：孔子则只教人习事。迨见理于事，则已彻上彻下矣。此孔子之学与程朱之学所由分也。”（同上卷三）又说：“若只凭口中所谈，纸上所见，心内所思之理义养人，恐养之不深且固也。”（同上）颜李主张习六艺。有人说：“小学与六艺已粗知其概，但不能明其所以然，故入大学又须穷理。”恕谷答道：“请间穷理是搁置六艺专为穷理之功乎，抑功即在此学习六艺，年长则愈精愈熟而理自明也？譬如成衣匠学针黹，由粗及精，遂通晓成衣要诀，未闻立一法曰，学针黹之后又搁置针黹而专思其理若何也？”（《圣经学规纂》）这段譬喻，说明习斋所谓“见理于事”，真足令人解颐。夫使穷理仅无益，犹可言也，而结果必且有害。恕谷说：“道学家教人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明不诚，盖高坐空谈，捕风捉影，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务。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执理自是，遂好武断。”（《恕谷文集．恽氏族谱序》）这话真切中中国念书人通病。戴东原说”宋儒以理杀人”，颜李早论及了。
然则朱子所谓“即物穷理”工夫对吗？朱子对于这句话自己下有注解道：“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缺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缺了一事穷理；一物不格，则缺了一物道理。须逐着一件与他理会过。”恕谷批评他说：“朱子一生功力志愿，皆在此数言，自以为表里精粗无不到矣。然圣贤初无如此教学之法也。《论语》曰'中人以下，不可语上'；'夫于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中庸》曰'圣人有所不知不能'。《孟子》曰'尧舜之知而不遍物'。可见初学不必讲性天，圣人亦不能遍知一草一木也。朱子乃如此浩大为愿能乎？”（《大学辨业》）朱子这类活，荒唐极了，天下哪里能够有这样穷理的人？想要无所不知，结果非闹到一无所知不可，何怪陆王派说他“支离”！习斋尝问一门人自度才智何取，对云：“欲无不知能。”习斋说：“误矣！孔门诸贤，礼乐兵农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农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资，乃思兼长，如是必流于后儒恩著之学矣，盖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究之莫道一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刁过之篇》）所以宋明儒两种穷理方法，在颜李眼中，都见得一无是处。
习斋以“习”名其斋。因为他感觉“习”的力量之伟大，因取《论语》“习相远”和“学而时习”这两句话极力提倡。所以我说他是“唯习主义”。习斋所讲的“习”，函有两义，一是改良习惯，二是练习实务。而改良习惯的下手方法又全在练习实务，所以两义还只是一义。然则习些什么呢？他所最提倡的就是六艺棗礼、乐、射、御、书、数。他说：“习行礼乐射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神智。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一人习之，锡福一人：一家习之，锡福一家；一国天下皆然。小之却一身之疾，大之措民物之安。”（《言行录．刁过之篇》）他的朋友王法乾和他辩论：说这些都是粗迹，他答道：
学问无所谓精粗。喜精恶粗，此后世之所误苍生也。（《存学编》卷一）
法乾又说，“射御之类，有司事，不足学，须当如三公坐论。”
他答道：
人皆三公，孰为有司？学正是学作有司耳。譬之于医，《素问》、《金匮》，所以明医理也；而疗疾救世，则必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为之力也。今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百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针灸摩砭以为术家之粗不足学也，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藉也，可谓明医乎？若读尽医书而鄙视方脉药饵针灸摩砭，不惟非岐黄，并非医也，尚不如习一科验一方者之为医也。......（《存学编》卷一《学辨一》）
《习斋年谱》记他一段事道：
返鄢陵，访李乾行等论学。乾行曰：“何须学习？但须操存功至，即可将百万兵无不如意。”先生悚然，惧后儒虚学诬罔至此，乃举古人兵间二事扣其策。次日问之，乾行曰：“未之思，亦不必思，小才小智耳。”先生曰：“小才智尚未能思，大才智又何在？岂君操存未至耶？”乾行语塞。
习斋这些话，不但为一时一人说法。中国念书人思想笼统，作事颟顸，受病一千多年了，人人都好为阔大精微的空论。习斋专教人从窄狭的粗浅的切实练习去，他说：“宁为一端一节之实，无为全体大用之虚。”（《存学编》卷一）何只当时，在今日恐怕还是应病良药罢。
我们对于习斋不能不稍为觖望者，他的唯习主义，和近世经验学派本同一出发点，本来与科学精神极相接近，可惜他被“古圣成法”四个字缚住了，一定要习唐虞三代时的实务，未免陷于时代错误。即如六艺中“御”之一项，在春秋车战时候，诚为切用，今日何必要人人学赶车呢？如“礼”之一项，他要人习《仪札》十七篇里头的昏礼、冠礼、士相见礼......等等，岂不是唱滑稽戏吗？他这个学派不能盛行，未始不由于此。倘能把这种实习工夫，移用于科学，岂非不善！虽然，以此责备习斋，毕竟太苛了。第一，严格的科学，不过近百余年的产物，不能责望诸古人。第二，他说要如古人之习六艺，并非说专习古时代之六艺，如学技击便是学射，学西洋算术便是学数，李恕谷已屡屡论及了。第三，他说要习六艺之类的学问，非特专限于这六件，所以他最喜欢说“兵农礼乐水火工虞”。总而言之，凡属于虚玄的学问，他无一件不反列；凡属于实验的学问，他无一件不赞成。
虽然，颜李与科学家，正自有别。科学家之实验实习，其目的专在知识之追求。颜李虽亦认此为增进知识之一法门，其目的实在人格全部之磨练。他们最爱说的话，曰“身心一齐竦起”，曰“人己事物一致”，曰“身心道艺一致加功”。以习礼论，有俯仰升降进退之节，所以劳动身体，习行时必严恭寅畏，所以振竦精神，讲求节文度数，所以增长智慧。每日如此做去，则身心两方面之锻炼，常平均用力而无间断，拿现代术语来讲，则体育、德育、智育“三位合一”也。颜李之理想的教育方针，实在如此。他们认这三件事缺一不可，又认这三件事非同时着力不可。
他们锻炼心能之法，务在“提竦精神，使心常灵活”。（《习斋年谱》卷上）习斋解《孟子》操则存，舍则亡”两句活，说道：“识得'出入无时'是心，操之之功始有下落。操如操舟之操，操舟之妙在舵，舵不是死操的，又如操兵操国柄之操，操兵必要坐作进退如法，操国柄必要运转得政务。今要操心，却要把持一个死寂，如何谓之操？”（《四书正误》卷六。案：此钱绪山语，习斋取之）盖宋儒言存养之法，主要在令不起一杂念，令心中无一事。颜李则“不论有事无事，有念无念，皆持以敬”。（《恕谷年谱》卷三）拿现在的话来讲，则时时刻刻集中精神便是。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习斋说：“此三语最为赅切详备。盖执事、与人之外皆居处也，则凡非礼勿视听言动具是矣；居处、与人之外皆执事也，则凡礼乐射御书数之类具是矣；居处、执事之外皆与人也，则凡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朋友先施皆具是矣”（《言行录．学人篇》）做一件事，便集中精神于一件事。接一个人，便集中精神于一个人。不做事不接人而自己独处的时候，便提起一种严肃的精神，令身心不致散漫无归着，这是颜李学派修养的不二法门。
习斋好动恶静，所以论学论政，皆以日日改良进步为目标。他有一天鼓琴弦断，解而更张之，音调顿佳，因叹道：“为学而惰，为政而懈，亦宜思有以更张之也。彼无志之人，乐言迁就、惮于更张、死而后己者，可哀也。”（《言行录．鼓琴篇》）又说：“学者须振萎惰，破因循，每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即日新之学也。改心之过，迁心之善，谓之正心；改身之过，迁身之善，谓之修身；改家国天下之过，迁家国天下之善，谓之齐治平。学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昏惰了一日。为政者但不见今日有过可改，有善可迁，便是苟且了一日。”（《言行录．王次亭篇》）总之，常常活着不叫他死，常常新着不叫他旧，便是颜李主动之学。他们所谓身心内外一齐振起者，指此。
习斋不喜欢谈哲理，但他对于“性”的问题，有自己独到的主张。中国哲学上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性善恶论”。因为这问题和教育方针关系最密切，所以向来学者极重视它。孟子，告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各有各的见解。到宋儒程朱，则将性分而为二：一、义理之性，是善的，二、气质之性，是恶的。其教育方针，则以”变化气质”为归宿。习斋大反对此说，著《存性编》驳他们，首言性不能分为理气，更不能谓气质为恶。其略曰：
......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统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譬之目矣，眶疱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疱睛乃视邪色乎？余谓更不必分何者为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能视即目是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启超案：孟子论性善，附带着论“情”、论“才”，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又说“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习斋释这三个字道：“心之理曰性，性之动曰情，情之力曰才。”见《年谱》卷下。《存性编》亦有专章释此三字，今不详引）皆不可以恶言。盖详且远固善，即略且近亦第善不精耳，恶于何加？惟因有邪色引动，障蔽其明，然后有淫视，而恶始名焉。然其为之引动者，性之咎乎？气质之咎乎？若归咎于气质，是必无此目，然后可全目之性矣。......”（《存性篇·驳气质性恶》）
然则性善的人，为什么又会为恶呢？习斋以为皆从“引蔽习染”而来，而引蔽习染皆从外入，绝非本性所固有。程子说，“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朱子引申这句活，因说：“善固牲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主张气质性恶的论据如此。习斋驳他们道：
问浊是水之气质否？吾恐澄澈渊湛者水之气质，其浊者乃杂入水性本无之土，正犹吾言性之有引蔽习染也，其浊之有远近多少，正犹引蔽习染之有轻重深浅也。若谓浊是水之气质，则浊水有气质，清水无气质矣，如之何其可也？（同上《借水喻性》）
程子又谓“性本善而流于恶”。习斋以为也不对，他驳道：
原善者流亦善，上流无恶者下流亦无恶。......如水出泉，若皆行石路，虽自西海达东海，绝不加浊。其有浊者，乃亏土染之，不可谓水本清而流浊也。知浊者为土所染，非水之气质，则知恶者是外物染乎性，非人之气质矣。”（同上《性理书评》）
习斋论引蔽习染之由来，说得极详尽。今为篇幅所限，不具引了，（看《存性篇·性说》）习斋最重要的论点，在极力替气质辩护。为什么要辩护呢？因为他认定气质为个人做人的本钱。他说：
尽吾气质之能，则圣贤矣。（《言行录》卷下）
又说：
昔儒视气质甚重。习礼习乐习射御书数，非礼勿视听言动，皆以气质用力。即此为存心，即此为养性，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无暴其气”；故曰“养吾浩然之气”；故曰“唯圣人然后可以践形”。魏晋以来，佛老肆行，乃千形体之外，别状一空虚幻觉之性灵；礼乐之外，别作一闭目静坐之存养。佛者曰入定，儒者曰吾道亦有入定也。老者曰内丹，儒者曰吾道亦有内丹也，借五经《语》《孟》之文，行《楞严》《参同》之事。以躬习其事为粗迹，则自以气骨血肉为分外。于是始以性命为精，形体为累，乃敢以有恶加之气质矣。（《存性编·性理书评》）
气质各有所偏，当然是不能免的。但这点偏处，正是各人个性的基础。习斋以为教育家该利用他，不该厌恶他。他说：“偏胜者可以为偏至之圣贤。......宋儒乃以偏为恶，不知偏不引蔽，偏亦善也。”（同上）又说：“气禀偏而即命之曰恶，是指刀而坐以杀人也，庸知刀之能利用杀贼乎！”（同上）习斋主张发展个性的教育，当然和宋儒“变化气质”之说不能相容。他说：
人之质性各异，当就其质性之所近、心志之所愿。才力之所能以为学，则无龃龉捍格终身不就之患。故孟子于夷、惠（夷，伯夷。惠，柳下惠）曰不同道，惟愿学孔于，非止以孔子独上也，非谓夷、惠不可学也。人之质性近夷者自宜学夷，近惠者自宜学惠。今变化气质之说，是必平丘陵以为川泽，填川泽以为丘陵也，不亦愚乎？且使包孝肃必变化而为庞德公（包孝肃，北宋名臣包拯的谥号。庞德公，东汉末名士，以不屈于官著称），庞德公必变化而为包孝肃，必不可得之数，亦徒失其为包为庞而已矣。（《四书正误》卷六）
有人问他，你反对变化气质，那么《尚书》所谓“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的活，不对吗？他说：“甚刚人亦必有柔处，甚柔人亦必有刚处，只是偏任惯了。今加学问之功，则吾本有之柔自会胜刚，本有之刚自会胜柔。正如技击者好动脚，教师教他动手以济脚，岂是变化其脚？”（《言行录》卷下《王次亭篇》）质而言之，程朱一派别气质于义理，明是袭荀于性恶之说，而又必自附于孟子，故其语益支离。习斋直斥之曰：
耳目口鼻手足五脏六腑筋骨血肉毛发秀且备者，人之质也，虽蠢犹异于物也。呼吸充周荣润运用乎五官百骸粹且灵者，人之气也，虽蠢犹异于物也。故曰“人为万物之灵”，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其灵而能为尧舜者，即气质也。非气质无以为性。非气质无以见性也。今乃以本来之气质而恶之，其势不并本来之性而恶之不已也。以作圣之气质，而视为污性坏性害性之物，明是禅家“六贼”之说，能不为此惧乎？（《存性篇．正性理评》）
习斋之龂龂辨此，并非和程朱论争哲理。他认为这问题在教育关系太大，故不能已于言。他说：
大约孔孟以前责之习，使人去其所本无。程朱以后责之气，使人憎其所本有。是以人多以气质自诿，竟有“山河易改，本性难移”之谚矣。其误世岂浅哉！（同上）他于是断定程朱之说，“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以口实”。（《存学编》卷一《上孙钟元先生书》）他又断言，凡人“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体，极神圣之善，始自践其固有之形”。（同上《上陆桴亭先生书》）习斋对于哲学上和教育上的见解，这两句包括尽了。
以上所讲，颜李学派的主要精神，大略可见了。这种议论，在今日还有许多人听见了摇头咋舌，何况二百年前？他们那时作这种主张，简直可以说大着胆冒天下之不韪。习斋说：
宋儒，今之尧舜周孔也。韩愈辟佛，几至杀身，况敢议今世之尧舜周孔乎？季友著书驳程朱之说（季友，姓朱，明饶州人。永乐二年（1404）至京献所著书，驳宋儒之说。大学士杨士奇谓朱季友非毁先贤，请毁其书，明成祖乃敕行人锢其至饶州，大会省县官员吏民，当众鞭挞，并烧毁其家所著书。见陈建《学 通辨》末引《皇明政要》，又见明郑晓《吾学编》），发州决杖，况敢议及宋儒之学术品诣乎？此言一出，身命之虞，所必至也。然惧一身之祸而不言，委气数于终误，置民物于终坏，恐结舌安坐不援沟读与强暴横逆纳人于沟读者，其忍心害理不甚相远也。（《上陆桴亭书》）
又说：
予未南游时，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敌列。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原矣。（《年谱》卷下）
他并非闹意气与古人争胜。他是一位心地极光明而意志极强毅的人，自己所信，便以百折不挠的精神赴之，丝毫不肯迁就躲闪。他曾告诫恕谷道：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不必附和雷同也。（《言行录·学问篇》）
试读这种话，志节何等卓荦！气魄何等沈雄！他临终那年，有几句话嘱咐恕谷道：“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 矣，忍度外置之乎？”恕谷闻言，泣数行下。（《恕谷年谱》卷下）
习斋、恕谷抱这种宏愿，想要转移学风，别造一个新社会。他说：
文盛之极则必衰。文衰之返则有二：一是文衰而返于实，则天下厌文之心，必转而为喜实之心，乾坤蒙其福矣，......一是文衰而返于野，则天下厌文之心，必激而为灭文之念，吾儒与斯民沦胥以亡矣。如有宋程朱党伪之禁，天启时东林之逮狱，崇祯末张献忠之焚杀，恐犹未已其祸也。而今不知此几之何向也？《易》曰；'知几其神乎？'余曰，知几，其俱乎？”（《存学编》卷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