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阴汗简二卷首一卷末一卷旧抄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徐有珂纂。珂字晓笏，乌程县人。按此书编次，简上，世纪、世表、述古九篇；简下，地纪、地图、征今七篇；简末，补遗。《湖阴汗简》记太湖南岸事。古称：“水北为阳，水南为阴。”故曰湖阴。其书编例，颇有规画，专记太湖小梅港以南之地，今吴兴县临太湖之区。以小梅港纳苕水入湖，苕水东迄至练聚（今名练市、产笔），流百余里，其间水口百数十处，皆太湖之来源，《汗简》记此区域事物也。分世纪、世表记村镇乡里沿革也。世家与述古九篇，记明时湖州人同盟抗宦官事。简下地纪，述沿湖自西而东之村镇、古迹、桥梁，地图为《汗简》所纪载之地域断限，征今七篇，记乡团及太平军事。补遗记兵防水利也。
乌程县志十二卷清康熙二十年刊本（北京图书馆藏）
清高必腾纂修。必腾字凤翥，奉天辽阳人；荫生，康熙十四年任乌程知县，官九载，调新宁。此志为必胜官乌程时，聘沈从龙、罗开驎等编纂，其书采摭于明王道隆撰《菰城文献》者颇多。其志例，总立三十门，其余以类附之。为芟去崇祯间刘沂春修旧志标目之琐碎，而书中纪载之杂冗，仍旧覼缕。按乌程自秦置会稽郡，改菰城县为乌程县，介于会稽、鄣郡两郡之间。湖州郡属一州六邑，除安吉与长兴西南地为故鄣地外，其余大部分自乌程县。而湖州以蚕桑著闻，亦以乌程为最，乌程之桑，有密睛青、白皮桑、荷叶桑、鸡脚桑、扯皮桑、光叶桑、晚青桑、火桑、山桑、红头桑、槐头桑、青鸡桑、木竹桑、青乌桑、紫藤桑、望海桑，凡十有六种。至大者株以二厘，其长八尺，所谓大种桑，至小为密睛青，叶小而密。丝以头蚕为上，柘蚕次之，柔细而白者，谓之“合罗”，稍粗者谓之“串五”，又分鹿者谓之“肥光”。绵以头蚕“同宫茧”作者为上，谓之“纯绵”，两蚕共成一茧也。蛾口绵蛾子咬出茧后者之为次，最下者用织紬软茧为之，“大环绵”头蚕茧造成，白如雪甚韧，他处不多，乌青产之。紬有水紬、纺紬、花绵纳、斜纹绌、兼丝纳、绵经丝纬紬，又有光丝紬、花丝紬。桑皮又可造纸，有桑皮纸、长钱纸，皆以桑皮制成。以上具见此志物产所载。
晟舍镇志八卷抄本（浙江图书馆藏）
清闵宝梁纂。宝梁字小圃，乌程县晟舍镇人。晟舍籍乌程县之常乐乡二十九都，为湖州郡城东第一镇，与南浔、乌镇、东林，并称郡东之四大镇也。晟舍之名始于唐，相传李晟驻兵于此，故名，历宋、元、明以迄清，科第联绵，簪缨继其间，著述古迹，甲于他区。而数百年竟无镇志，宝梁恐文献之沦没，自幼留心乡里掌故，笔录成帙。咸丰戊午宦游中州，所成志稿，未藏行箧，同治元年改官江南，航海来上海，闻家藏图书尽付劫灰，感慨系之。自同治丁卯春至己巳夏，两年之间重为采辑，复成此志。其书分舆图、界域、村舍、河渠、街巷、桥梁、庙宇、古迹、祠宇、坟墓、坊表、营汛、圩田、物产、风俗、进士、举人、贡士、荐辟、封赠、荫袭、临雍、乡饮、大寿、节孝、贞烈、殉难、人物、闺秀、流寓、方外、著述、杂记、艺文诸门。
东西林汇考八卷清乾隆三十一年修稿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茅应奎纂。应奎字湘客，双林镇人，纂此志稿成时年九十有二岁矣。东、西林在湖州郡城东南，属归安县之松亭乡，即今浙江省湖州市双林镇也。镇肇建于唐、宋，其先东林颇繁，后乃西林昌，而东林渐消歇。此编所定志境辖十里，卷前有双林镇图、双林镇四境图。其书体例，分形胜志、建置志、古迹志、土产志、征献志、列女志、艺文志、诸摭纪八门，附地理于土产，附科第、寓贤于征献，体裁皆备。土产志记双林以产蚕丝名，尤以所制包头绢最著，包头绢妇女用为首饰，明时通行天下，正、嘉以前南溪僅有纱绢帕，隆、万以来机杼之家相沿。此业亦巧变百出，有绫、有罗，有花纱绉、纱斗紬、云缎，有花有素，有轻至三四两者，有重至五六两者，有连至数丈者，有开为十六者，每方有四尺、五尺、七八尺不等。其花样有四季花、西湖景致、百子图、龙凤图等，大小疏密不等，各省客商云集贸易。按包头绢明、清时妇女用为首饰，至今农妇于捋桑采茶时犹用之，以避风暑，大致以布制，紬制者绝少有。阅此志是为未竟之稿本，而未见有刻本及藏书家著录。本书首有光绪壬午俞刚题记云：“此书湘客先生手纂，初稿未经更定，观征献寓贤等志名目太多，层见复出，大略可见。后半册不知何人妄加涂抹，兼有增入，随笔牵扯，尤不足取。然原本文笔高深，的是作手。”按俞刚之题记所言，亦认为是应奎所撰原稿也。查双林镇志今流行者，有同治九年蔡蓉升纂《镇志》三十二卷，但据本志凡例云：前有万历四十五年陈所志撰《丁巳笔记》，以记镇事，康熙十二年吴若金又纂《续志》。又据俞刚题记谓：此志后有谈氏、郑氏及载梅簷、蔡雪樵诸续修本。诸志今已大抵不传，惟见《中国地方志综录》载蔡蓉升纂《双林镇志》，疑即蔡雪樵之书也。又日本《静嘉堂文库藏书目》著录有抄本《双林镇志》，而未著明撰人。嘉兴市图书馆藏有抄本《双林镇志新补》，撰人亦无可考，稽《双林镇志》源流，可考者惟此耳。
宝前两溪志略十二卷清嘉庆十一年万蕉园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吴玉树纂。玉树字灵圃，归安县人。按此志嘉庆原刊本，久不多见，民国十一年吴兴刘氏嘉业堂辑《吴兴丛书》收刻此书。此志编例，卷一序例、山川，卷二卷三园林，卷四津梁，卷五寺观，卷六祠礼，卷七卷八人物，卷九艺术，卷十释老，卷十一卷十二著述。据玉树自序略云：“吾邑自宋钱氏归顺后，分乌程东南十五乡别置归安县，议筑城于宝前两溪之间日射村，后因事乃寝。宋以后诸书所载，或阙而存疑。”又按此志编例云：“事迹通关郡邑，不专属两溪者不载。人物止载实居兹土者。著为一时典章，凡先辈遗书以志一方人文。”又云：“《两溪志》向无成书，今搜讨历代诸事及故老遗闻，随得随录，不列前后。”又山川志小序云：“宝前两溪柳湾、竹坞，舞碧飞青；与云清、云因，水注其间。”按今四溪流源出百里外，而非射村之两溪也。又人物述故鄣吴均等人，则滥及全郡。著述志，僅录书名，而多至二卷，岂尽射村人之著述耶？真是自乱编例也。
长兴县志十卷清顺治六年驯雉堂写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张慎为修，金镜纂。慎为字含锐，河南阳武人，顺治三年进士，授长兴知县。镜字金心，号次山，别号水一方人，邑人，明崇祯贡生，国变不仕。长兴建县，始于晋分乌程县地置长城县，五代吴越避梁讳改名长兴。宋升为州，元因之，明初为长安州，寻复为县，志乘源流，据此志《统例》云：“县志肇于宋太平兴国初，张韬礼摄令时编集，嘉定间重加纂修。明兴洪武初邑人刘巽二修，永乐中周镐夫三修，弘治二年，臧衍四修，嘉靖初年知县黄光升五修；四十年刑部尚书顾应祥六修，崇祯十一年知县吴锺峦属文学姚光佑七修，草未就而锺峦去任，光佑亦旋卒，事遂湮废。宋志及刘、周所修，具不复可见。《臧志》六卷，计二百叶，《黄志》二卷，计五百五十叶，《顾志》有二本，一本十卷，计二百六十叶，一本十二卷，计四百五十余叶，姚光佑草未卒业。《臧志》六卷，不分志类，《黄志》二卷体用编年，当自为一书，于志例未合。《顾志》一本十二卷，亦不分志类；一本十卷，分志者八，曰建置志、曰舆地志、曰民业志、曰治道志、曰锺英志、曰选才志、曰人物志、曰杂志，其九卷十卷皆诗文也，则曰附录上、附录下。姚稿十二卷，分志类者十三，曰舆地志、曰山川志、曰建置志、曰秩祀志、曰风俗志、曰食货志、曰经政志、曰帝王志、曰官师志、曰选举志、曰人物志、曰艺文志、曰杂志。兹篇所纂定为十卷，凡一千余叶，分志类者十，曰舆地志、曰建置志、曰民业志、曰经政志、曰锺英志、曰官师志、曰选举志、曰人物志、曰艺文志、曰稗官志，体裁简质，率效旧志，征文考献，洋洋大观，则详于旧本远矣。”观此《总例》，旧志及新修之志，体例均叙。按镜跋云：“较顾司寇所修，事续八十余年，篇增七百有奇，字增二十五万二千有奇。”其书增益前志者，果属不少。官师志、选举志用编年例，用明弘光年号，为清修方志所罕见。卷前列丁瑀《长兴诸山总疏》《诸水总疏》二篇，叙述山水源委甚详。舆图有长兴总图、城隍图、县治图、学宫图、便民仓图、子山图、罨画谿图七幅，为邑人杨藻绘。按此志遗佚已久，见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五十三、同治《湖州府志》卷六十一著录。此书上海图书馆得诸于废纸厂中，拯救于湮没之余，是为佚而幸存之孤本。
长兴县志八卷清康熙十二年刊本（浙江图书馆藏）
清韩应恒修，金镜、朱升纂。应恒字子久，山东安丘县人，康熙举人，康熙七年任长兴知县。镜纂顺治《长兴县志》，已著录。升字日如，号新菴，长兴白溪村人，康熙举人，未仕，以著述终老。按此志据顺治志体例重修，厘辑新故事物，较前志核实，而删前志艺文、稗官二门，以有关邑之文献掌故，各从类引载。民业志物产条载：“顾渚山产茶，唐大历五年置贡茶院以此，宋初犹贡，而后乃罢。元改为磨茶院，明洪武八年革罢；改每岁贡茶芽二斤，贡南京“焚荐”于奉先殿，永乐时增至三十斤。”叙贡条，又详述采茶制茶之法。按顾渚山在县西北水口镇，产茶以紫笋茶最佳，芽长二三寸，其梗色紫，其叶色绿，以上吉祥所产尤为上品。紫笋茶以形如紫笋，陆羽《茶经》评为第一。《茶经》云：“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芹者次。”至今长兴茶农犹奉羽为茶神。据《湖州府志》载：“明初丁酉，朱元璋据金陵称吴国公时，进芽茶三百斤，以后年年递增，并以茶一斤，折钱一百二十文。”按此说乃以贡品变为苛税矣；至清初始罢，以后顾渚茶不为人所津津乐道也。
长兴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十四年刊本（上海图书馆藏）
清谭肇基修，吴棻纂。肇基字祝泰，号岐峰，广东新会人，雍正十二年进士，乾隆八年由龙泉县调知长兴县。棻归安县人，举人。此志纂成于乾隆十四年，全书凡三十四门，卷首图八幅。长兴县志，自明邑人顾应祥纂县志二种，以后修志，大抵沿其体例；此志则分为三十四门，编纂草率，疏于考据，惟书中引录公牍，足为今日可备考之资料。如物产门器用之属，煤一条，引录当时矿窑开采之公告，可以反映当时矿工工作状况与开矿制度，兹录全文如下：“合溪以上，西山一带，长邑煤窑；在合溪南北两山，岩户出赀呈报开采；其无关碍城池龙脉及民间坟墓等处，听从民便。以地主为岩户，官地官山，则以领帖输税之人为岩户。此天地自然之利，上以输国库，下齐民用者也。但思图煤之利，必先审煤之害：煤井深有百余丈，远至二三里；开挖者数十人，百余人不等。往往有掘向深邃处，忽水泉涌出，抑或支木不坚，从上坍下；又有工人不谨，燃油失火延烧等弊。在下者，呼吁奔窜无路；在上者，披发援手罔济；人命轻如草囗〈艹官〉，莫此为甚。因出示晓谕；不得过深远，随支板木，俱用坚桩；每夫各给麂皮袴，以免水气内浸，灯则用明角外罩，迩年报伤人命者，亦罕矣。其雇用人夫填明年号住居，并取具连环结状，以凭稽核。向日外来奸匪，具无处隐匿，其中至无业游民尽行驱逐。倘有留客致生事端者，责成岩户与该甲长。如此庶于足国裕民之道，两无妨碍，而民命亦借保全。”如若此记载采矿之情况资料，乾隆时所修方志虽多，但极少有引录此等资料。光绪间修《长兴县志》，仍全文过录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