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洎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
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灶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署，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傎乎？
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两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
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
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薮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入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入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谕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轇轕。
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一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
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千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
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僦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
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