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文录续编》有《救学弊论》，多根据过实之传闻。盖所失固有，而迹其大较，则晚近学术界颇能张皇幽眇，其人固多出于学校，不可诬也。又谓元、魏、金、清习于汉化，以致覆亡之后不能复兴，以戒今人慕习远西文物为可虑。信如此说，则当极诸蓁忄丕，不必从事文明矣。余昔固与太炎共鸣于《国粹学报》，彼时乃以挤覆满洲政权为职志。以民族主义之立场，发扬国粹，警觉少年，引入革命途径，固不谓经国致治永永可由于是矣。且所谓保存国粹者，非言事事率由旧章也。而论治则以人群福利为本，以共达大同为极。岂可久滞种种区分，若种若国若贵若富而不悬一共达之鹄！夫使人尽得所，生活无歉，必不为人所亡。不然，徒守茹毛饮血之俗，则太古之族存者几何！
太炎不能书而论碑版法帖，盖欲示无所不知之博耳。然所论书丹，自谓前人所未说，亦不诬也。又谓意者古人悉能题壁，题壁有力故书丹自易，此见亦佳。韦仲将题榜，身悬百尺之上，可见当时门阙扁额，皆重墨迹，且悬之而后书也，则书丹亦犹此矣。今人不独不善题壁，亦不善题襟，余尝悬纸于壁而书之，竟失平日书体，以此知米颠书从此入，大是良法。
太炎为袁世凯幽居于北京钱粮胡同时，以作书自遣。日有大书，尝书“速死”二篆，大可尺五六，悬之屏风，遂趣其长女以自缢。然此二篆颇有二李、二徐之笔意，计当不存矣。
《太炎文录续编》有《吴彦复先生墓表》，信史也。有《黄晦闻墓志》，亦信而少简，于晦闻之介无称焉。太炎之初被幽于龙泉寺也，晦闻亦有书致李仲轩，盖与余约共救之也。
从夏瞿禅假得章太炎《自定年谱》读之，其记三十一岁避钩党南渡，至台湾，谓为日本人所招。然彼时清廷实有命逮太炎，黄仲丈得讯以告孙颂容丈，容丈告其从妹夫宋平子先生。宋先生以告余师陈介石先生。师与宋先生皆太炎友也，即促太炎避地，乃应日本人之招耳。其四十四岁在东京时，余游日本，即往访之。太炎与其长女、女夫龚未生局趣东京乡间一小屋中，与余谈历数时，留余饭，犹不忍别。其饭配仅大蒜煎豆腐一味也。余劝其归，愿为疏通于浙之当道。太炎亦望归，时浙以秋霖灾遍全省，浙东数不靖，而太炎故乡余杭县亦有事，惧反为太炎累，未言，而武昌军兴矣。太炎亦以十一月归上海，寓爱俪园，余日趋与划策，会章笛秋为江苏都督府总务厅长，秘书长则应季中丈也。与余谋，欲治一日报，为革命鼓吹，延太炎为社长，即《大共和日报》是也。余旋就浙江都督府秘书，而此报遂由太炎而为其所主持之政党机关报焉。其四十七岁所记为“袁世凯幽锢”一节，称陆建章慕爱先达，相遇有礼，可谓君子可欺以其方矣。建章所杀革命党岂胜指数，乃慕爱太炎耶？建章鹰犬也，受世凯旨，世凯不敢加害于太炎，畏人以此为口实，而又知太炎书生易与，故令建章阳为慕爱而阴实幽锢。其在龙泉寺绝食，余与黄晦闻各致书李仲轩，请其为言于世凯，释太炎之锢，仲轩不敢言也。其由龙泉寺移钱粮胡同也，先住本司胡同一医家，医即建章之属也。及居钱粮胡同，一切皆由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遣人为之经理，司门以至司庖，皆警厅之侦吏。太炎惧为所毒，食必以银碗银箸银匕，盖据《洗冤录》，谓银可验毒也。其宾客往来者皆必得警厅之许然后得见，其弟子中唯朱逖先可出入无阻。余初往亦不得入，其后乃自如。盖侦吏知余与太炎所言不及时事也。其后太炎复以郁居绝食，逖先私袖饼饵以进。太炎斥之，掷其物。比为余知，已第三日矣。余晨八时抵其寓，太炎卧重衾中，唯吸水及纸烟。时方隆冬，所寓屋高且大，不置火，以太炎谓世凯有阴谋，或以煤毒致其死也。余自朝迄更起，被大衣不敢卸，不得食，规以义，劝以情，初则百方不能动之。其拒余也，则引《吕览养生》之言“迫生不若死”。经余委宛譬谕，旁晚乃涉理学家言，少得间矣。及更起，余见其情可食矣，乃谓之曰：“余来一日矣，未有食也，今欲食，先生陪我，可乎？”太炎始诺。余乃自令其司庖者煮鸡卵两碗来。庖者以进，余即以一碗进太炎，而余不食，知其饿，可再进也，果然。及其食毕，乃辞出。其司庖与司门者，皆肃立以谢余。自此余出入益自如而得间告以消息。会马通伯欲以其所著《毛诗》故，得太炎之审正，余乃引通伯以交太炎。通伯故炳湘乡人，又称耆宿，而时为参政，为言于炳湘，监视得少宽。而余与太炎因谋倾袁事，余以明年即为洪宪元年，故辞北京大学教授事，将南归。时有总统顾问廖容者，故余门人，曾率兵惠州，王和顺部也。容时时以读书来受益，余因嘱其归，纠旧部以讨逆。容受命，而余先行，与太炎别，太炎泫然，平生末见其若此也。自此以后，政海澜翻。太炎游说西南，不暇宁居；而余舌耕养亲，久居故都，与太炎仅二面耳。一为九年，余为外姑之丧南归，道经上海，访之于也是庐，高朋满座，皆纵横捭阖之俦也，余起居之即别。二为廿一年，太炎至北平，余一日清晨访之，以为可以叙旧语。乃太炎未起，起而盥洗事已，方相坐无多语，而吴子玉以车来速，余素不乐太炎与闻政事，盖太炎讲学则可，与政则不可，其才不适此也。徒能运书卷于口舌之间，观此所载，几若洞照无遗，亮猛复出，而其实每违于事势，然四方当局皆重其名而馆之，亦实非能尽用其言也。故观其与子玉亦若沆瀣相得，知不可谏，即辞而行。余于太炎谊在师友之间，得复一见其平安，亦无他求，而从此竟人天异域矣。今日思之，亦有黄垆之痛也。
访章太炎夫人。夫人以余与太炎旧交，述炎丈晚年以旧学不传为忧，而投贽者遂众，所进者杂，规之未能止也。炎丈既从怛化，而门下自旧日诸大弟子如朱逖先、汪旭初外，新进如潘某及某某尚可称为无忝，而率藉此标榜以为己利，尤以沈某为甚。上海太炎文学院之设，即为若辈所以为资者。及经多方经营得以立案，而若辈造为高自标榜之语，忽焉星散，如此者非一二事，未亡人以为苦也。余不详炎丈晚年事，其逝世后及门所为更未有所闻。夫人之言，必有所苦而发，记之以见学术林中亦复戈矛森立也。
三十一年四月廿二日，章太炎夫人与夏瞿禅来访。章夫人贻余《章氏丛书》三编，然皆太炎杂文，其中实多不必存者，盖酬应及有润笔之作，不免多所迁就，如太炎之文学，无此已堪百世也。及门以广搜为贵，故片纸只字，将在所必录矣。谈次，颇及炎丈往事，夫人因及炎丈被幽北京钱粮胡同时，袁世凯使其在上海之讠刺机关，多方谋致夫人于北京，自有所用意也。夫人断然不往，因以此为章氏尊卑所不谅，炎丈亦有不满之词。后虽得白其情于炎丈，而时则北京某报居然以炎丈夫妇仳离之事载矣。余乃以一事质夫人：“当余十八年任教部抵都，时黄季刚教授中央大学，余于一日傍晚抵其寓，盖以与之不见数年，得一谈为快也。因询及炎丈，而季刚语余曰：‘章先生甚恨你。’余愕然。余思虽与炎丈近时踪迹多疏，若言往昔，炎丈与余固信义相孚者也，何事乃甚恨余？复问季刚，亦止唯唯而已。未知夫人亦曾闻及炎丈有所以恨余者乎？”夫人慨然曰：“北京某报之诬余，即出季刚。季刚好造生是非，其言实不可听，此人为文人无行之甚者。”因历举其事。有为余所知，有为余所未知者。季刚为人在其同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一日，余往谈甚久，季刚若倾肺腑，且约越日午饭于其家，期早至为快。乃及期而往，则季刚高卧，久候而后出。时至午矣，余腹枵矣，然绝无会食之象。逮午后一时余，余饥不可忍，乃陈宿约。季刚瞠然曰：“有是乎？余忘之矣！”草草设食而罢。余始信其同门之言。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季刚不善积，得束修即尽，至是无以为行，复依余为周旋于蒋梦麟，乃得离北京也。不意又造作炎丈恨我之言，殊未悉其意之所在。
刘崧生
智影顷语余，刘崧生病数月矣。医者疑为肝炎，不治之疾也。余于崧生相识已晚，“五四”运动时，嵩生方居北京，为律师，有藉藉名。即挺身为各校被捕学生义务辩护，余钦服其人。十年六月三日，新华门之役，余为徐世昌所讼，崧生亦愿任辩护，其好义如此。越年，余乃得与交。崧生福建人，善别味，其庖丁治馔美。时广东郑天锡、黄晦闻，浙江陈伏庐丈及汤尔和、余越园、蒋梦麟，皆与嵩生善。有一时间，轮流为东道，每星期一会，限费不多而馔必精美，然唯崧生与天锡家为最佳，天锡且自治馔，材料必校锱铢也。每会高谈大嚼，极酒酣耳热之兴。其后余与晦闻、梦麟皆离故都。二十年，余复至而崧生南行，不相闻问。前年一遇于道，略语而别。今闻智影言，即托转询嵩生寓址，亟欲访存，而今晨读报，乃见其讣矣。回忆前情，不胜腹痛。三十年九月廿四日也。
刘崧生与余越园皆喜骂人，然嵩生不妄骂。嵩生故属进步党，尝为国会议员，然未尝就仕途。越园亦异之，近尚欲谋得国民大会代表也。
嵩生、越园饮酒量皆弘。尝在崧生家，饮百廿年前绍兴酒及七十年前绍兴酒，酒皆成膏矣，非以新酒和之不能饮。百廿年者味极醇，入口几如饮茶，而齿颊皆芬。
罗文干
三十年十月十八日，报载罗钧任没于广东乐昌县。钧任名文干，留学英国，治法律学。建国初，任京师总检察厅检察长，检举袁世凯叛国称帝，大得称誉，其胆识固可服也。十年，王亮畴宠惠组阁，钧任长财政，力任整顿。而陆长张绍曾谋取王以自代，与众院议长吴景濂等以奥款事，白总统黎元洪，将钧任迳交法院看管。然莫须有之狱终白，而钧任之廉洁转为世信。其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特别费用余而不入私囊，则殆自来所未有。钧任与亮畴同乡同学，同得时誉，然亮畴之骨气远逊钧任也。亮畴内阁既为绍曾等所毁，钧任被逮，亮畴不能以去就争，而犹思恋栈。时余佐汤尔和为教育次长，亮畴辞职之前夕，与外长顾少川维钧等集尔和家，亮畴不欲因钧任事而去职，谓尔和曰：“你是医生，当知医生以救人生命为务。余今日当以救国为先。”尔和曰：“人正要打杀你。”卒以尔和力持，遂辞职而绍曾代理国务总理矣。继长外交者为黄膺白郛，时膺白正寓绍曾家，人谓膺白实与其事也。膺白就任外长后，第一件公事即签定金法郎案。膺白曾语余曰：“我当时拿笔，手为之抖。”盖虑步钧任之后尘也。钧任之狱，非财部科长徐曙岑行恭挺身力证，几不免于缧绁。而亮畴去职后，亦未尝为钧任力也。彼时尔和颇谋脱钧任，故钧任与尔和交遂密。其后相偕入吴佩孚幕，又同赴奉天，为张学良客。此后乃分道矣。钧任平日喜语，语不避人，然率直出肺腑。抗战之始，桂军欲效兵谏，胡适之致谴于桂军领袖李宗仁、白崇禧，钧任亦斥适之，语严而隽。钧任故与适之善，然不阿友也。今闻其丧，失一良友，而不得临抚其棺，怆何如也。
汤李之交
李拔可先生以《硕果亭诗》见贻，都二卷，附《墨巢词》。拔翁诗入宋人堂奥，评者以为似后山。其《荔枝》一绝云：
蜀道何曾听子规，归心自与水争驰。
三更失去乌尤寺，却向渝州见荔支。
隽永清雅，唐人风格。又有《赠汤颐琐》云：
细书摩眼送残年，皮骨绳床坐欲穿。
自笑众中能着我，不逢佳处亦参禅。
劳生已付磨人砚，世故犹撑逆水船。
上下云龙吾岂敢，相看乌可待谁怜。
颐琐为余父执，汤伯繁丈荣宝别号。丈为汤雨生先生侄曾孙，幼有慧性，才华卓越，与费圮怀念慈、江建霞标同学。费、江皆捷南宫，入翰苑，且载时誉，而丈阒然里，教书游幕，终身不得志，屈蠖叱咤，而性复难谐于俗。常居上海，为小型日报如《采风报》、《游戏报》之类，日撰谐嬉之言数则，以此资生。及入商务印书馆，司文墨，生活始得安定。居馆近二十年，得积资三千银圆，乃失于兵，遂仍以穷死，年七十七矣。夫人史氏，溧阳故相之裔女，丈之孟光也。晚岁伤明，亦以穷死，后丈四年，年八十一。丈工诗，颇似其乡先生黄仲则，其集晚始梓行。余父与丈契似金兰，然无谱系之联。夫人则与余母结盟，内外之交皆无间也。余父殁前，欲托孤于丈。及卒后一年，丈自苏州至杭会葬，挈余归苏州，延刘先生题为余授课。盖有延陵挂剑之意，风谊为余所感佩，终身矢之者也。丈虽工于文，而顾拙于簿书，在商务印书馆时，治文墨每不当张菊生先生意，辄令重草，有时复草至再三，丈不耐也，则每更而愈失。时陈叔通师丈与共事，辄代为治，而拔翁亦调护之，故久于位。读此诗知翁于丈之厚。
王静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