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做过这么一个实验：他从一个村子里找了两个人，一个愚钝且软弱，一个聪明且强壮。爱因斯坦找了一块两英亩左右的空地，给他俩同样的工具，让他们在其间比赛挖井，看最终谁先挖到水。
愚钝的人接到工具后，二话没说，便脱掉上衣大干起来。聪明的人稍做选择也大干起来。两个小时过去了，两人均挖了两米深，但均未见到水。聪明的人断定自己选择错误，觉得在原处继续挖下去是愚蠢的，便另选了一块地方重挖。愚钝的人仍在原处吃力地挖着，又两个小时过去，愚钝的人只挖了一米，而聪明的人又挖了两米深。愚钝的人仍在原处吃力地挖着，而聪明的人又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就又选了一块地方重挖。又两个小时过去，愚钝的人挖了半米，而聪明的人又挖了两米，但两人均未见到水。这时聪明的人泄气了，断定此地无水，他放弃了挖掘，离去了，而愚钝的人此时体力已经不支了，但他还是坚持在原处挖掘，在他刚把一锨土掘出时，奇迹出现了，只见一股清水汨汨而出。
比赛结果，这个愚钝的人获胜。 爱因斯坦后来对学生说：看来智商稍高条件优越，聪明强壮者不一定会得到成功，成功有时需要一种近乎愚钝的力量啊！
但是，我们发现，目前学术界存在的一种急功进利的研究方式，却与这种坚持不懈，“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治学方法背道而驰。
从1993年至2003年，我国学者发表的SCI论文急剧上升，但世界各学科SCI论文被引用次数前20名中没有中国学者的，在国际竞争中，我国科研人数和成果数量近年来增长很快，但科研成果的质量却不容乐观，科技创新能力仍处于中等水平，这与目前科研领域的浮躁之风有关系。
“板凳须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句名言说明，科研的精品不一定能按计划产出，不一定年年都能产出，但为了迎合重数量的考核体系，许多人不愿意做风险高、时间长的基础性研究，而是谋求短期效应，造成大量低水平重复研究，东拼西凑写论文，再加上一些教育科研人员自律不够，甚至出现了抄袭造假现象。
过去，许多科学研究通常是“十年磨一剑”。然而，随着近年来“指标化”学术评价体系的引进和推广，在我国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发表论文、争取课题、获得奖励等方面的数量、级别，作为教师和科研人员年度津贴、职称评定、高校实力的重要依据。这在激发科研积极性的同时，加重了学术的急功近利和浮躁之风。
今天，许多人在为名利奔忙，更有人因此失去了底线，全然没有老一代知识分子为求真知，宁坐几十年冷板凳的毅力与真诚。而这方面，季羡林无论是治学还是为人，皆堪称楷模。胡适曾说，做学问要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这是对季羡林“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治学思想的肯定，也给现在的青年科学工作者指出了一条治学之道。
一日一心得：
很多成功者，都有着相同的品质，那就是坚持不懈，做事情有毅力。他们往往认准一个目标之后，就会用全部的热情和精力来追求自己的梦想。要知道，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没有一帆风顺，能够排除万难、坚持下来的人才能够风雨过后见到梦想的彩虹，而半途而废者，只能无功而返了。
没有新意，不要写文章
季羡林语录：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季羡林提倡写学术文章一定要有新意，没有新意，就不要写文章。因为只有有新意的文章，才有价值，对学科的发展有利，别的同行才能从你的论文中读到有用的东西。否则，文章虽然洋洋洒洒，所占篇幅也不小，但却全是没有用的废话，不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有用的东西，起不到一点作用，那就是有害无益了。不但浪费了自己和时间，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说得远一点，还浪费了资源，浪费了造纸印刷的原材料。
季羡林写东西有一个金科玉律：凡是没有真正使他感动的事物，他决不下笔去写，这也是季羡林写散文不多的原因。季羡林认为他自己的文章都不是挤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他的散文都是真情的流露，而不是趋时应景之作
季羡林的学术论文都很有针对性，他往往会一个问题入手，只要是有新意的问题，季羡林就会很有兴趣，哪怕只是一个小问题，季羡林也不会放弃。他会提出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有时候是非常大胆的，经常是在研究领域中没有人提到过或还没有解决的。针对这些问题，季羡林深入分析，小心求证，凭借自己深厚的知识基础和勤奋的求索，最后总是能比较完满的解决问题。
季羡林写散文也是如此。季羡林的散文内容虽然很广，他的散文中有他的一生经历，有他的亲朋挚友，有他的猫猫草草，无论他写什么，我们总能在他的文字中读出季羡林的个人情感，季羡林的工作主要是爬格子。几十年来，他已经爬出了上千万的字。有时候他也问自己，这些东西都值得爬吗？他的答案是：值得的。季羡林自豪的认为，自己爬出的东西不见得都是精金粹玉，都是甘露醍醐，吃了能让人飞升成仙；但是其中绝没有毒药，绝没有假冒伪劣，读了以后，至少能让人获得点享受，能让人爱国、爱乡、爱人类、爱自然、爱儿童，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学术论文更是如此，文学作品中新意不多还不足为患，但如果学术论文中的“新意”含量低的话，那这稿论文的价值也就不高了。写这样的论文，是对学术的一种不尊重。学术研究是严肃的事，因为一个学术的水平，代表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目前，我国论文的整体水平都不高，中国科学院近期一份报告指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影响因子排名前10％的国际一流期刊上发表的中国论文，每两年以45％的速度增长；国内有些大学每年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数量，甚至超过始终位列美国前五名的常春藤名校。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80％左右的国际论文分布在低被引用区和零被引用区。换言之论文只是发表而没有引起同行关注。
论文水平不高，也说明论文中有价值的新东西不多，缺少创意。江泽民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没有创新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如果总是因循守旧，没有创新，也就没有进步和发展，慢慢地就会被擅长于创新的人超过。而那些敢于创新的人，不会被常规所困，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另辟蹊径，往往能出人意料的取胜。
下面这个故事中的问题就是通过打破常规思维来解决的。
从前，有个国王在大臣们的陪同下，来到御花园散步。国王瞧着面前的水池，忽然心血来潮，问身边的大臣：“这水池里共有几桶水？”众臣一听面面相觑，全答不上来。国王发旨：“给你们三天考虑，回答上来重赏，回答不上来重罚！”眨眼三天到了，大臣们仍一筹莫展。就在此时，一个小孩走向宫殿，声称自己知道池塘里有多少桶水。国王命那些战战兢兢的大臣带小孩去看池塘。小孩却笑道：“不用看了，这个问题太容易了！”国王乐了“哦，那你就说说吧。”孩子眨了眨眼说：“这要看那是怎样的桶。如果和水池一般大，那池里就有一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一半大，那池里就有两桶水；如果桶只有水池的三分之一大，那池里就有三桶水，如果……”“行了，完全正确！”国王重赏了这个小孩。
大臣们为什么解不开国王的问题呢？就在于他们都想从常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被思维定势所困，越思考陷得就越深，困在其中不能自拔。而那个小孩并没受到人们常规思维的限制，撇开了池塘里水的多少，而从桶的大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一下子就迎刃而解。这说明，跳出思维陷阱从新的角度思维，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做学问也是如此，平时就应该培养创新的意识，写论文不要总是把剩饭拿出来炒，多出新意，有新的灵感就要敢于抓住，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只要是有新意的，就不应该放过。积少成多，科研水平才会有必展进步，不至于只是原地踏步，虚假繁荣。只要有创新，不管是多是少，就是在进步。
一日一心得：
现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很多方面都还比较落后，特别是科学技术水平。现阶段，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模仿，但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永远模仿别人，我们还需要有创新的意识，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有希望赶上发达国家。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季羡林语录：少学欠术的人，属于马大哈一类的人，是搞不好考证工作的。死板僵硬，墨守成规，不敢越前人雷池一步的人，也是搞不好考证的。在这里，我又要引用胡适先生的两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假设，胆越大越好。哥白尼敢于假设地球能转动，胆可谓大矣。然而只凭大胆是不行的，必须还有小心的求证。求证，越小心越好。
在学术考证方面，季羡林认为，胡适提出来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是不刊之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针。
所谓大胆，就是不为过去的先人之见所限，不为权威所囿，能够放开眼光，敞开胸怀，独具只眼，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假设，甚至胡思乱想，想入非非，亦无不可。但同时，一个人的假设，决不会一提出来就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有一个随时修改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在想到一个假设时，自己往往诧为“神来之笔”，是“天才火花”的闪烁，而狂欢不已。可是这一切都并不是完全可靠的。假设能不能成立，完全依靠求证。求证要小心，要客观，决不允许厌烦，更不允许马虎。要从多层次、多角度上来求证，从而考验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或者正确到什么程度，哪一部分正确，哪一部分又不正确。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实事求是，容不得丝毫私心杂念，一切以证据为准。证据否定掉的，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神奇，多么动人，都必须毅然毫不吝惜地加以扬弃。部分不正确的，扬弃部分。全部不正确的，扬弃全部
早在古代，药王孙思邈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总结时，就曾经提出：“胆欲大而心欲小”。“胆大”是要有自信和勇气，不因循守旧；“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认真细致。这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从为人、治学的角度上来讲，也不悖此道。这和我们今天提倡的考证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季羡林自己在学术研究时的考证也是这样做的。季羡林1947年写过一篇论文《浮屠与佛》，用汉文和英文发表。但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中包括外国研究水平和资料，文中有几个问题勉强得到解决，季羡要并不满意，耿耿于怀四十余年。一直到1989年，季羡林得到了新材料，又写了一篇《再谈“浮屠”与“佛”》，解决了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心中非常喜悦。最令他欣慰的是，原来看似极大胆的假设竟然得到了证实，季羡林不禁心中有些沾沾自喜，对自己的研究更增强了信心。觉得自己的“假设”确够“大胆”，而“求证”则极为“小心”。
但是，任何大胆的假设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是空穴来风，最后应该都是能够可以求证的。如果脱离了这一点，假设也失去了它的学术价值，甚至成为别有用心的人的骗局。
水变油技术是一个曾经在中国名噪一时的骗局，此技术的发明者声称其原理是在水中加入极少量的“可燃炔”制剂，充分溶解，成为“水基燃料”，之后水就可以作为燃料，成本极其低廉。1987年中国国家计委拨款给发明者，让他在河北省生产燃料。但此人拿到钱后，却在哈尔滨买了两套住宅。后来水变油技术被认为是骗局和伪科学，发明者也因为利用水变油技术和其他一些犯罪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水变油的假设，不可谓不大胆，但脱离了科学的基本原理，事到如今，水变油是初中生化学课常见的考题，意在考察学生对元素守恒定律的理解。
我们再来看看同样是化学方面的关于苯分子结构的假设。
凯库勒等科学家们通过测定得出，苯的分子式为C6H6。苯分子中碳的相对含量之高，使化学家们感到惊讶。如何确定它的结构式呢？化学家们为难了：苯的碳、氢比值如此大，表明苯是高度不饱和的化合物。但它又不具有典型的不饱和化合物应具有的易发生加成反应的性质。
对此，凯库勒提出了苯分子是环状结构的假设，据他自己说这个灵感这来自于一个梦。那是他在比利时的根特大学任教时，一天夜晚，他在书房中打起了瞌睡，眼前又出现了旋转的碳原子。碳原子的长链像蛇一样盘绕卷曲，忽见一蛇抓住了自己的尾巴，并旋转不停。他像触电般地猛醒过来，整理苯环结构的假说，又忙了一夜。对此，凯库勒说：“我们应该会做梦！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真理，但不要在清醒的理智检验之前，就宣布我们的梦。”
凯库勒能够从梦中得到启发，提出超级大胆的假设，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由于他勤于思考，才会梦到白天一直在想解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他有丰富的化学知识，懂得化合价的真正意义，能够捕捉直觉形象，要是换一个不懂化学的人，即使神仙给他托梦也没有用；加之梦醒后凯库勒以事实为依据，以严肃的科学态度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探讨，这一切都为他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所以要先有丰富的知识积累，才能提出够新够有创意又科学的假设。当然，假设提出之后，还需以追求真理的精神去求证，这样假设才不会像空中楼阁一样，仅仅停留在空想阶段。
一日一心得：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求新的精神和求实的态度的结合。思想上要敢于突破常规，不被旧有的条条框框束缚，思想可以纵游九天，自由翱翔，但是心上天上，脚在地下，思想不能取代行动，没有证实的假设，只是假设，不是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