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举诸书，如《宋》、《辽》、《金》、《元》、《西夏》、《左传》、两续《通鉴》等纪事，悉由采摭正史及本书而成；然如《明史》、《三藩》二纪事，则俱撰于明、清二史未成之日，固无本书之可采也。明代临朐冯琦，始撰《宋史纪事本末》，未就而殁，御史刘曰梧得其遗稿，属陈邦瞻续成之，大抵本于琦者十之三，出于邦瞻补撰者十之七。《宋史》最为繁芜，南渡以后尤甚，邦瞻凡立一百九目，条分缕晰，眉目井然，故其书虽稍次于袁枢，而其难则倍之，学子颇患《宋史》难读，如能先读此书，则可寻得头绪，而《宋史》亦不难治矣。又邦瞻之意，以辽、金大事可附于宋，故于是书中兼详辽、金，此犹柯维骐、王惟俭诸氏之见解也。《四库提要》因谓是书可称宋、辽、金三史纪事，第李有棠所撰辽、金二《纪事本末》，不惟依据正史，复能旁采他书，以极其博，又仿裴注《三国》、胡注《通鉴》之例，自为之注，名曰《考异》，亦属难能可贵，可与陈邦瞻书并行。陈氏《元史纪事》，则失之略，元初事迹，既已叙入《宋史纪事》，元亡事迹，又待叙入未成之《明史纪事》，而本书无一语及之，则其所纪者亦仅矣。谷应泰之《明史纪事本末》，则异说甚多，一说山阴张岱撰此稿，应泰以五百金购得之；一说谈迁《编年》（即所撰《国榷》一百卷），张岱《列传》，两家具有《本末》，而应泰并采之，以成《纪事》（《四库提要》引邵廷采说）；一说此书出自海昌谈迁，而后论则杭州陆圻所作也（姚际恒说）；一说此书乃德清徐焯代作（朱彝尊说）。总之应泰位跻通显；倩人代作，势有可能，至攘人之善以为已有，则非有确证，不敢信其然也。书中所纪，如《成祖设立三卫》、《亲征漠北》，以及《沿海倭寇》、《议复河套》，皆视《明史》为详，且多有出入。盖明末清初之际，私撰《明史》者有数家，为应泰所见，故据以撰《纪事》，不得以清修之《明史》未成，遂谩诋为无据，其叙“建文逊国”一事，则据野史传闻，谓其遁迹为僧，亦可姑备一说矣。张鉴之纪《西夏》，实开吴广成《西夏书事》之先河；杨陆荣之纪《三藩》，又温曰睿《南疆逸史》之别体也。杨仲良《长编纪事本末》，撰于南宋，卷首有欧阳守道一序，未言为何人所撰（《宋史 艺文志》以为守道撰，误），阮元《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据陈均《九朝编年》引用书目，始知出于仲良，此书幸得不亡，可据以补《长编》之阙，而为考宋事者所宝焉。武威李铭汉为毕氏《续通鉴》撰《纪事本末》，盖以上续袁枢之书，刊于光绪二十九年癸卯，而行世未广，武进孟森得一帙于北京，作跋张之，世人乃知有此书，此亦叙纪事本末一体所应附记者也。
往者马骕撰《左传事纬》及《绎史》二书，皆用纪事本末体，论者谓《左传事纬》，实胜于高士奇之《左传纪事本末》，盖持平之论也。《绎史》凡一百六十卷，起开辟，迄秦末，首太古，次三代，次春秋，次战国，每事立一标题，详其始末，且有别录，以当诸史之表、志，皆博引古籍，附以辨证，意在补《史记》所未备，供学人之撷取。惟其所引诸书，不尽可据，盖以多为胜，遂不复加以别择，斯则美中不足耳。至《三朝北盟会编》一书，本为编年中之纲目体，而《四库提要》以之入纪事本末类者，盖以其书专叙北盟，不杂他事故也。类此之书，又有多种，为避繁冗，故从略焉。
近年坊间印行《清史纪事本末》一书，凡八十卷，署曰黄鸿寿撰，以一题为一卷，自太祖迄德宗十一帝之事迹，悉采《东华录》，而参以私家记载，宣统一朝，则杂采群书以成之。时《清史稿》尚未印行，然清代各帝，均有实录，视《东华》为详，宣统朝亦有《政纪》，又清国史馆之《诸臣列传》亦汇印成书，而撰者未及采取，则其内容可知矣。如以世祖贵妃董鄂氏，为冒辟疆之姬人董小宛，出于野史记载，近者孟森已谓其诬，而本书亦谩为采入，尤不得谓之信史也。兹以清代有《史稿》，而无纪事本末，又其为书明晰可寻，故取而并论之。
四、属于典志之通史专史
典谓典礼，志谓方志，二者之书，属于官修者，上章已略论之矣。私家著述之属于典礼者，有《通典》及《文献通考》二书，是盖古官礼之遗，而以明因革损益为务者也。昔者杭世骏课士必以“四通”，谓杜佑《通典》、郑樵《通志》及马端临《文献通考》、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或于《通典》、《通志》、《通考》之外，益以秦蕙田之《五礼通考》，称为“四通”，至《通鉴》则摈而不数焉 。初刘知幾之子秩于开元末，采经史百家之言，侔《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杜佑得其书，以为条目未尽，因广其所阙，参以《开元礼》，勒成《通典》二百卷 。凡分八门：曰《食货》，曰《选举》，曰《职官》，曰《礼》，曰《乐》，曰《兵刑》，曰，州郡》，曰《边防》，每门又各有子目。其《自序》云：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施诸有政。天理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
此盖释其编第之旨，皆有深意存焉。兹考其书，盖采群经诸史，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议论得失，靡不条载，上溯黄、农，下迄有唐天宝之末，肃、代以后，间有因革，亦附载注中。佑于代宗大历中，为淮南节度掌书记，实纂斯典，至德宗贞元十七年官淮南节度使，乃奏上之，历时盖甚久也 。吾考其书之美善，应与《通鉴》并称：《通鉴》穿贯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以为一书，鎔铸群史，如出一手，而《通典》亦镕铸群经诸史，成一家言，简而能备，蔚乎其文，一也。《通鉴》叙君臣事迹，详于治乱兴衰，盖出于诸史之纪传，《通典》记典章制度，明乎因革损益，盖原于诸史之书、志，二者如辅车相依，必合观之乃备，二也。《通鉴》之学，已成专门，胡注王释，均称绝业，而《通典》言礼一门，多至百卷，鸿博论辨，悉具其中，又能征引古经，时存旧诂，三也。未几杜氏又删其要为《理道要诀》十卷，凡三十三篇，皆设问答之辞，末二卷又记古今异制，自谓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于贞元十九年表上之，盖后于《通典》之成二年也 。迨至宋末马端临出，以杜氏之书，天宝以后阙而未备，理宜续辑，乃因杜书而广之，以撰《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凡立二十四门：曰《田賦》，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凡十九门，俱因《通典》之成规，而离析其门类，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凡五门，则《通典》所未有，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至其增析之故，端临于《自序》中曾申明之。其言曰：
有如杜书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固无以议为也，然时有古今，述有详略，则夫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盖古者因田制赋乃米粟之属，非可析之于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贡，贡乃包篚之属，非可杂之于税法之中也。乃若叙选举，则秀孝与铨选不分，叙典礼，则经文与传注相汨，叙兵则尽遗赋调之规，而姑及成败之迹，诸如此类，宁免小疵。至于天文、五行、艺文，历代史各有志，而《通典》无述焉。马、班二史，各有诸侯王列侯表，范晔《东汉书》以后无之，然历代王侯未尝废也。王溥作《唐会要》及《五代会要》，首立帝系一门，以叙各帝历年之久近，传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后之编会要者仿之，而唐以前则无其书。凡是二者，盖历代之统纪典章系焉，而杜书亦不复及，则亦未为集著述之大成也。
至其以《文献通考》名书之故，端临亦自释之曰：
昔夫子言夏、殷之礼，而深慨文献之不足征，释之者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生乎千百载之后，而欲尚论千百载之前，非史传之实录真存，寸以稽考，儒先之绪言未远，足资讨论，虽对人亦不能臆为之说也。窃伏自念，业绍箕裘，家藏坟索，插架之收储，趋庭之问答，其于文献，盖庶几焉。……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考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语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所为献也。其载诸史传之纪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或窃著己意附其后焉。命其书曰《文献通考》（《自序》）。
盖端临为宋末宰相马廷鸾之子，家于饶州之乐平，承其家学，而有是著，名以文献，盖有由也。《宋史》廷鸾有传，而不为端临著一字。端临于度宗咸淳中，漕试第一，会廷鸾忤贾似道去国，端临因留侍养，不与计偕。宋亡后，曾任衢州路柯山书院山长。据《通考》卷首所载，有元仁宗延祐六年王寿衍之《进书表》，英宗至治二年之抄白，去宋亡已四十余年，而端临尚健在，度已七八十岁矣。《元史》亦不为端临立传，故其事迹不甚可考。端临本南宋世家子弟，国亡之后，闭户著书以终老，其志有足悲者。今本《通考》，刊于元代，书中屡称宋朝，殊为不辞，盖即《国朝》二字之刊改，其不肯仕元，又可知也 。《通典》之美善，可比《通鉴》，然杜书行时，《通鉴》尚未出世也。至《通考》一书，则撰于《通鉴》之后，而端临之意，盖以取配《通鉴》。其言曰：
《诗》、《书》、《春秋》之后，惟太史公号称良史，作为纪、传、书、表，纪、传以述理乱兴衰，八书以述典章经制，后之执笔操简牍者，不能易其体。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至司马温公作《通鉴》。取千三百年之事迹，十七史之纪述，革为一书，然后学者开卷之余，古今咸在。然公之书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编简浩如烟埃，著述自有体要，其势不能以两得也。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无以参稽互察为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继周者之损益百世可知，圣人盖已预言之矣。爰自秦汉以至唐宋，礼、乐、兵、刑之制，赋敛、选举之规，以至官名之更张，地理之沿革，虽其终不能以尽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异。如汉之朝仪官制，本秦规也，唐之府卫、租庸，本周制也，其变通张弛之故，非融会错综原始要终而推寻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犹有温公之成书，而其相因者，顾无其书，独非后学之所宜究心乎（《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