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唐书》 七十卷 清陈鳣撰 纪七，表四，志十，世家十三，列传三十六，大旨在以后唐、南唐上承唐统，下启宋统。
右改修《五代史》
《宋史质》 一百卷 明王洙撰 《天王正纪》十二卷，《闰纪》一卷，《后德外戚传》三卷。《宗室世系》五卷，《宰执年表》附传略七卷，《相业传》四卷，《直臣传》四卷，《文臣传》十卷，《吏治传》三卷，《使事传》一卷，《功臣传》三卷，《将相传》三卷，《边将传》三卷，《君子传》四卷，《忠义传》十卷，《孝义传》一卷，《列女传》一卷，《卓行传》一卷，《隐逸传》一卷，《小人传》五卷。《权奸传》一卷，《佞幸传》一卷，《叛臣传》一卷，《降臣传》一卷。《世家》二卷，《方技》一卷，《宦者》一卷，《夷服传》一卷，十五志七卷，《道统》四卷。
大旨以明继宋，列辽、金于外国，并削元一代之年号，于宋帝昺之末，即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后继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顺帝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元年，且于恭帝降元后，岁岁书帝在某地云。
《宋史新编》 二百卷 明柯维骐撰 本纪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传一百四十二卷。
《宋史》于瀛国公纪附载二王，此书则为端宗、帝昺立纪，终于祥兴，又以辽、金入《外国传》，与西夏、高丽等。
《宋史记》 二百五 十卷 明王维俭撰 是书体例。略同柯作，是书有传钞本，藏北京图书馆，迄未刊行，《四库简明目录标注》，振绮堂汪氏小山堂钞本《宋史记》三十册，存九十四卷，内有赵一清朱笔按语。
书名 卷数 撰著人 附 考
《宋史稿》 二百十九卷 清陈黄中撰 本纪十二卷，志二十四卷，表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
是书盖就柯、王二氏之作，为汰繁补遗之功。
是书未刊，稿本已佚。
右改修宋史
《元史类编》 四十二卷 清邵远平撰 有纪、传，无表、志。
《元史新编》 九十五卷 清魏源撰 本纪十四卷。列传四十二卷，表七卷，志三十二卷。
有目无书者，《留梦炎》、《蒲寿庚》、《方回》三传。《儒林》、《艺术》有缺传。《遗逸》、《释老》、《群盗》三传全缺。
《元书》 二百二卷 曾廉撰 以《元史新编》为蓝本，更增以少许之事实，第囿于见闻，搜罗不广。
《蒙兀儿 史记》 一百六十卷 屠寄撰 本纪十八卷，列传百二十九卷，表十二卷，志一卷，内本纪缺一卷，列传缺十一卷，表缺二卷，实凡一百四十六卷。原书志仅一卷，盖所缺尚多，此书本为未成之作。
此书有初印本八册，后续增至十四册，最后印本则为二十八册，而各印本之次第，微有不同，应以后印者为定本。
《新元史》 二百五十七卷 柯劭忞撰 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志七十卷，列传百五十四卷，有铅印、木刻两本，以民国十年刊成之木刻本为定本。
右改修《元史》
昔者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 ，此改撰《史记》最早者也。苏辙、李锴二氏，皆以《史记》所记周秦以往之事，语多疏略，欲据经子百家语以补之，与谯周之用意正同。惟周仅致订补之功，故以《史考》命名，而二氏则取汉以前事而改撰之，以下接《汉书》，如辙则据《左氏传》，补作柳下惠、曹子臧、吴季札、范文子、叔向、子产等传，而锴所作补传尤多，亦以《史记》多所缺略故也。《四库总目》谓锴据马辅《绎史》为稿本，而离析其文，为之翦裁连络，改其纪事本末体而为纪传，然考锴之自序、序传，未尝齿及《绎史》，虽其取材多同《绎史》，而遽谓以马书为稿本，亦不免失之武断矣。锴之此作，既悉据古籍，故于每段之下，一一注其所出，全书实同集句，为诸史中别创一格，立法颇善，亦自可喜。所难满人意者，其所引之《竹书纪年》、《孔丛子》，多属伪作，《帝王世纪》、《皇王大纪》，亦不尽可据，且所作诸合传，多者百余字，少者数十字，皆为自立一传，固由史材之少，然亦太形寥落矣。《史记》一书，自有其可贵者在，后人改撰，本难致功，且子长所见之书，究比今人为多，且较有深知灼见，订误拾遗，并行不悖则可，拔赵帜而易汉帜，以为可取而代之，终为不可能之事也。
班固《汉书》，本由改撰《史记》而成，然能断代为史，面目一新，其后亦无人能为之改撰，则以其书通体精善，无隙可寻故也。范晔《后汉书》，承诸家纷纷撰作之后，删定旧本，以成一家之言，可与班书并驱争先，其后虽有萧子显改撰之本，然未及行世，即归散亡，其美富之不侔，又可知矣。自陈寿撰《三国志》，以魏、蜀、吴并列，又尊魏帝为纪，抑蜀、吴二主为传，为习凿齿所不满，乃以蜀继汉统，撰《汉晋春秋》以纠之，惜其书久已不传。至宋萧常始就《三国志》改撰《续后汉书》，成于宋宁宗庆元中，后六十余年，元人郝经亦改撰《三国志》（撰于世祖中统元年以后），而仍其旧名（见经《自序》）。时萧书尚未行世，而郝书不期与之冥合，及后付刊，始易称《续后汉书》，与萧书同名。两书皆尊蜀继汉，深抑魏、吴，义例略同习氏，明谢陛之《季汉书》亦然。其称续后汉者，以蜀二主可继后汉献帝之统也；其曰季汉者，以示别于前后二汉也。《通鉴》用陈寿之例，以魏纪年，上以承汉，下以起晋，非有若何深义，至朱熹作《纲目》，则严正统、闰统之辨，以昭烈继汉统，是则引习氏之绪，而不以《通鉴》为然者也。萧、郝二氏，生于宋季元初，值朱熹之学大昌，而郝氏最尊《纲目》，故用其义例，而改撰《国志》。寻两书之取材，除陈氏本书及裴注外，别无新材，可以异于原书，惟郝书以原书无志，乃撰《八录》以补之，是为差胜，盖其大旨，重在书法，而不在事实，亦犹朱熹之因《通鉴》而撰《纲目》耳 。今本《晋书》，系就臧荣绪本改撰，称为《新晋书》，臧书既亡，乃得孤行，否则亦两《唐书》、两《五代史》之比矣。清代郭伦，始撰《晋记》，其自序谓宣、景、文及身不帝，而列诸本纪；贾充、姚苌传，述鬼神事，竟如俳优；诸国载记，不年不月，复杂无章；其间谋臣硕士，如张华、羊祜、杜预、王濬、刘琨、祖逖、陶侃、王导、温峤、谢安之谋猷，以及刘、石诸人之雄武，而本传芜冗，曾不足发其不可磨灭之概。至清言娓娓，乃司马氏所以乱亡，而缕述不衰，皆取舍失衷，是非瞀乱，因重为刊定，勒成是编。厥后周济亦撰《晋略》，包世臣称其分散故籍，事归一线，简而有要，切而不俚，抉得失之情，原兴衰之故，贬恶而不没善，奖贤而不藏慝。大之创业垂统之猷，小之居官持身之术，不为高论，不尚微言，要归于平情审势，足以救败善后，非典午之要删，实千秋之金鉴，其推许可谓至矣。惟其序无一语及《晋记》，似尚未见郭书。然以好采诡谬碎事，为《晋书》病者，郭、周二氏，亦引以为病，而亟亟改之，且以删繁就简为主，不甚留意于史实。不知史籍之用有二，或以繁为贵，如记注是，或以简为贵，如撰述是。居今之世，应视诸古史皆如记注，以详而有体者为上选，《晋记》、《晋略》，差能比于干宝、孙盛，略备别史之一体，而于详而有体之《晋书》，度尚无以胜之。此唐宋以来改撰《三国志》、《晋书》之大略也。
李延寿之《南、北史》，即为改撰南北朝八史之作，而宋代亦改撰《唐书》，今俱得并列于正史，前已论之详矣。宋人方岳曾改修《南、北史》，书已不传，而正史二十五种中，尚有《新五代史》、《新元史》，未及论列，又宋、元二史改撰之故事，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并于下文顺序论之。
《新五代史》，本名《五代史记》。 《玉海》引《中兴书目》云，《五代史记》，欧阳修撰，徐无党注，纪十二、传四十五、考三、世家及年谱十一、四夷附录三，总七十四卷，修殁后，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则谓，修以薛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藏于家，修殁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直斋书录解题》始称为《新五代史》，以示别于旧史；又高似孙《史略》，载神宗尝问欧阳修所为五代史如何，王安石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是则迁延五年，始诏藏秘阁，并为刊行，由于朝议未定也。《宋史》欧阳修本传云：“奉诏修《唐书》纪、志、表，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 又宋韩淲《涧泉曰记》，记修与徐无党书云，《五代史》昨见曾子固之议，今却重头改撰，未有了期；又与梅圣俞书云：间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吾兄，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云云。章学诚读至此条，为之论曰：“按《五代史》文笔尚有可观，如云尚有义类，正是三家村学究技俩，全不可语于著作之林也，其云不可使俗人见，其实不可使通人见也。梅圣俞于史学固未见如何，即曾子固史学，亦只是刘向、扬雄校雠之才，而非迁、固著述之才。当时仅一吴缜可备检校，而不能用，以致唐史疵病百出。若《五代史》，只是一部弔祭哀挽文集，如何可称史才也。” 此可谓工诃古人，与刘知幾同病矣。章氏以“弔祭哀挽文集”称《五代史》者，以其书中之序论，通用呜呼二字发端故也。然修曾自说明其作书之旨曰：“昔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法，余为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 是正多取《春秋》遗旨之意。兹据徐注所释本纪之书法，如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有众曰讨，天子自往曰征，是为用兵之四例；易得曰取，难得曰克，是为得地之二例；它如以身归曰降，以地归曰附，立后得其正者曰以某夫人某妃为皇后，立不以正者曰以某氏为皇后，凡此皆先立一例，而各以事从之，褒贬自见 。书中所立死节、死事、一行、伶官、宦者诸传，悉寓儆戒后人之意，而其意则于论中发之。曩者王鸣盛尝以欧史晋臣、周臣两传各只收三人，大觉寂寥可笑 。不悟此正欧阳氏精意所寄，本书立杂传以处历任数朝数姓之人，明其非某一代之臣，此亦寓有深意也。欧史之可议者，在重书法而轻事实。《唐本纪》于废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大书契丹立晋，以著石敬瑭之为契丹所立。考《春秋》隐公四年有卫人立晋之文，晋者卫宣公之名也，石敬瑭以晋为国号，亦云立晋，此效《春秋》书法之失，而重为近人所讥者（本章太炎先生《史学略说》）。《通鉴》亦喜用薛史，其病欧史之简，亦可窥见。至若本纪之纪事太简，诸志之仅具司天、职方二考，皆由轻视五代史实以为无足轻重而然 。此则非严正之史家所宜出，而不免见讥于王、章二氏也。欧史既成，其甥徐无党为之注，侧重书法义例，如公、穀之于《春秋》。或谓徐亲得于修，出自口授（邵晋涵说，见《南江书录》），或疑修自注，署无党名，（俞正燮说，见《癸巳存稿》八）。吾以前说为近是。陈师锡序《新五代史》，称其事迹实录，详于旧记，亦非妄语，欧史于《郭崇韬传》赞云，余读梁宣底，是即太史公读历谱牒、秦记之意。其所见之史材，实远过于宋初，故卷帙不及薛史之半，而颇能多所订补，于五代末季及十国事并四夷附录，尤能增入新史实，为薛史所不及，是以新旧二史，俱能并存不废。《四库提要》之论欧史曰：“大致褒贬祖《春秋》，故义例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而事实则不甚经意。”又曰：“薛史如左氏之纪事，本末赅具，而断制多疏；欧史如公、穀之发例，褒贬分明，而传闻多谬，两家之并立，当如三传之俱存。”可谓能折其中矣。与修同时之吴缜，曾撰《五代史纂误》，旨趣与《新唐书纠谬》略同，有意吹毛索瘢，而语亦有是处 ；周密《齐东野语》，有刘羲仲（刘恕之子）以《五代史纠谬》示苏东坡之语，疑此即吴氏之《纂误》，非别有一书也；明人杨陆荣亦撰《五代史志疑》，此皆以订正谬误为职志者。迨清代彭元瑞、刘凤诰二氏，以欧史为正文，取薛史及《五代会要》诸书散入正文之下，以比裴松之之注《国志》，是又衍李清《南北史合注》之绪，而为研五代史者之渊薮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