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贵生重己的审美主体论
〇强调“全性之道”
〇人本思想
〇“适性”、“贵生”、“重己”的审美主体论
《吕氏春秋》是由战国末年秦庄襄王丞相吕不韦的门客集体撰写的一部书。其中内容庞杂，“备天地万物之事”，它适应封建大一统帝国产生的需要，以恢弘的历史眼光和俯仰宇宙的气概，对宇宙自然、社会人事以及各种现象作了阐述，保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吕氏春秋》对与文学批评有关问题的论述，大多体现在它的音乐理论中。先秦以来儒、道二家的文学批评观念中的“中和”思想，在《吕氏春秋》中得到了融合。
《吕氏春秋》与《淮南子》历来以杂家著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指出：“在大体上它是折衷着道家与儒家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尊重理性，而对于墨家的宗教思想是摒弃的。它采取着道家的卫生的教条，遵循着儒家的修齐治平的理论，行夏时，重德政，隆礼乐，敦诗书，而反对着墨家的非乐非攻，法家的严刑峻罚，名家的诡辩苟察。”《郭沫若全集》，第2卷，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郭沫若先生的话，基本上把握了《吕氏春秋》的思想特征与方法特征。《吕氏春秋》论“中和”的最大特征就是调和儒、道，内道外儒，它鲜明地提出了“和出于适”的命题，将“适”置于“和”的范畴之上。而“适”的内涵就是重己、养性、卫生，主要来自于道家思想。道家论主体心性之和，立足于养身修性。老庄认为，万物以自然为旨归，所谓“和以天倪”，就是使心性摆脱外物（包括富贵、贫贱、寿夭、穷达、生死、毁誉）的役使，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地。《吕氏春秋》中的《重己》、《贵生》、《情欲》等篇，带有浓重的道家养生色彩。《本生》篇指出：
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今有声于此，耳听之必慊，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于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于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必弗食。是故圣人之于声色滋味也，利于性则取之，害于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
《吕氏春秋》作者强调以“全性之道”作为基准来衡量审美活动，主张以主体的“全性”来选择声色滋味。虽然它也强调节制嗜欲，但完全是为了“全性”，而不是为了“修礼”。在中国哲学史与文论史上，《吕氏春秋》的作者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以人为本的观念，强调主体对于外界事物的制导作用，它认为人是万物的主宰，而不是相反，任何事物都必须对人而生成。后来魏时嵇康以养生为特征的人生观与美学论，直接从《吕氏春秋》那里汲取了理论营养。
从以人为本的观念出发，《吕氏春秋》的作者突出了审美的需要必须与人的贵生相结合。《吕氏春秋》认为：“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蹙，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重己》）也就是说，圣人追求美的享受是为了顺应生命的保养，宫室台榭的建构以有利于生命为前提，而不是相反。如果一旦离开了人的生命本体，则任何享受都没有意义。在当时物质生活成为许多人追求的唯一目标，秦王朝以权力财富为荣的风气下，《吕氏春秋》作者的这些观点显然是具有纠正时弊、为人们指明生活意义的作用。
第二节 论音乐的“和”与“适”
〇“声出于和，和出于适”的命题
〇从音乐起源的角度谈“和”
〇“适”作为审美过程中的心境设定
〇“心必和平然后乐”与主体论
〇“音亦有适”与客体论
〇“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与审美主客体的合一
《吕氏春秋》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它将和谐作为音乐的最高审美形态。所谓“和”是从各个方面去说的，即音乐自身的和谐，以及对象与主体的和谐。值得重视的是，它在传统的中和观念之上，还提出了“适”的概念，明确声明“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将“适”即是否适应主体作为音乐与艺术欣赏的价值尺度，这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范畴。先秦时儒道两家对于“和”的问题均有论述，对于“适”则谈得不多，在《庄子》中的《大宗师》、《骈拇》和《达生》篇中也提到了“适”的问题，包括“适人之适”、“自适其适”和“忘适之适”三个层面，但没有作专门的论述。《吕氏春秋》的作者所以要在“和”之外另外标举一个“适”作为重要的范畴来讲，显然是为了彰显以人生为本体的思想。
《吕氏春秋》的作者论音乐之“和”，是与它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一体化的观念相统一的。作者论音乐之“和”的产生，主要是从音乐起源的角度去谈的。其《大乐》篇在谈音乐产生时说：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氵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
这段文字描绘了音乐从最初的始基“太一”生出，经过阴阳两仪的交感变化，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过程。《吕氏春秋》论音乐起源的看法显然受《周易》的影响。《周易》在描述天地万物氤氲化生时指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吕氏春秋》用它来说明音乐的产生，认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音乐也本于“太一”。但《吕氏春秋》论音乐的形成又突出了这几点：第一，音乐是由于“形体有处，莫不有声”而产生的，即万物形成后，物体运动的振响产生了音乐，这比春秋时一些思想家笼统地说“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更加接近唯物主义。第二，它把音乐的“和”与天地的“和”联系了起来，认为音乐的和谐本于自然界的和谐，“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音乐之和是自然之和在音响上的反映。而且，音乐之和也受到社会人事的影响，“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反过来，“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可见，音乐之和是社会与人世状况的反映。第三，最重要的是，它在先秦“以和为美”的思想中，第一次提出“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将“适”作为“和”的最高范畴，以为“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就比荀子等人的乐论大大前进了一步。
《吕氏春秋》论“适”，首先将它作为一种审美过程中的心境设定，认为心境如何决定了审美对象是否适应于主体。换言之，能否达到和谐的审美境界，并不仅仅取决于对象本身，而主要取决于主体。《吕氏春秋·适音》篇指出：
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后乐。心（必）乐，然后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于和心，和心在于行适。
《吕氏春秋》的作者在这里指出，对声色之美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使然，但是外界的声色滋味能否对人构成审美对象，关键在于主体心境如何。如果心境不乐，再好再美的声色滋味都不能成为对象，正如马克思所说：“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2卷，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魏晋时嵇康在著名的《声无哀乐论》中提出“和声无象，哀心有主”，就深受《吕氏春秋》这一说法的启发。《吕氏春秋》进而指出“心必和平然后乐”，强调主体只有处于和谐的心境状态下才能对美声、美色、美味加以感受和品味，形成美感效应。这就打破了儒家乐论将和谐单纯视为外界感染所致的观念。
“适”除了主体的心境因素之外，也包含着审美客体的因素。《吕氏春秋》的作者强调审美主体的适并不是单纯的主体问题，也是与客体的性质相关联的。因为主体的美感心理的形成，离不开外界客体的刺激。在音乐与其他艺术种类的审美过程中，主客体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吕氏春秋》指出：“夫音亦有适，太钜则志荡，以荡听钜，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不詹则窕；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溪极，溪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特，不特则怒。故太钜、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重不过石，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适音》）《吕氏春秋》的作者详尽地阐述了音乐之适与主体之适的关系，认为音量过大或过小、过清或过浊，都会刺激人的生理感官，引起不适。
那么，什么是“适”呢？这就是“衷音”，即恰到好处，“小大、轻重之衷也”，只有这种和谐之音才能使主体感到和谐舒适。为此，《吕氏春秋》提出要调和音声，使物以适人，主客体达到和谐一致，“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侈乐》）。作者强调音乐之和在于使人适性，并且抨击了乱世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的审美观念，认为唯有适音才能和乐。
《吕氏春秋》作为战国末期的一部杂家巨著，具有兼容并包、关注人生的特点。其“和出于适”的命题，具备了融合儒道文论的气魄。后来西汉的《淮南子》与魏晋时嵇康的《声无哀乐论》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吕氏春秋》的文学批评观念。
“关键概念”
重生贵己 声出于和 和出于适
“思考题”
1.为什么说《吕氏春秋》的审美观融合了儒道两家？
2.《吕氏春秋》与秦汉文学批评的联系体现在什么地方？
“参考书目”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许维遹，新编诸子集成·吕氏春秋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