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苞的文论
〇方苞的“义法说”
〇方苞的“清真雅洁说”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后得赦。官至礼部侍郎。论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创始人。所作散文，多为经说及书序碑传之属，立论大抵本程朱学说，宣扬封建礼教。所著有《方望溪先生全集》。方苞的古文理论最能体现出清代统治者所宗奉的程朱理学与古文写作要求相一致的特点，主要集中在他的义法说与清真雅洁的写作要求上面。
“义法说”是方苞利用其文士与官僚身份于一体的便利之处，通过对《左传》与《史记》等典籍的阐释而提出的一种古文写作规范，充满政治与伦理的企图，因而很难说它与原来的文本意思相一致。“义法”一词原出于《史记》一书，其意思本不神秘，大约是指传统经学所说的“微言大义”，是汉代经学指称的孔子修《春秋》中体现出来的政治名分与伦理评判。《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云：“（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司马迁跟随董仲舒学过今文《春秋》，董仲舒用微言大义解释《春秋》的思想，影响到他对孔子修《春秋》的看法上面。司马迁所说的“义法”是指汉儒所说的孔子的春秋笔法一类。方苞对于此种说法大加发挥，提出：“而《春秋》之义，则隐寓于文之所不载，或笔或削，或详或略，或同或异，参互相抵，而义出于其间。所以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具在于此。”（《春秋通论序》）方苞与司马迁相比，更加突出了《春秋》所谓的微言大义，特别强调“考世变之流极，测圣心之裁制”的意义。这种春秋笔法从文学写作来说，是将政治与伦理的标准强行塞到文章写作中去，因而很难不造成对于事实的扭曲，以及意思的隐晦不清。如果说孔子与司马迁在当时对于“义法”的肯定还带有积极的意义，用于对社会人事的批判，体现出人道与民主的一面，那么，到了封建专制统治江河日下的境况下，用程朱理学意义下的“义法”去作为衡文的标准，就显得很落后了。
方苞所论的“义法”属于道德与文章合而为一的写作规范，但首先是指道德与伦理上的精简化，即在特定政治与伦理标准统率下，将其贯彻到文章的组织结构乃至于用词遣句上面。他在《又书货殖传后》中说：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
方苞认为，“义”为古文的思想内容，而“法”是写作的技巧，义法是指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方苞通过对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解释，证明司马迁的成就在于秉承了孔子作《春秋》的“义法”秘诀。这显然不符合《史记》的写作事实。司马迁的《史记》虽然在有些地方受到孔子《春秋》的影响，但主要是在一般的伦理思想的浸润其中，而在《史记》的写作上却是更多地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官“不虚美，不隐恶”的秉笔直书的传统，正因为如此，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批评他“是非颇缪于圣人”，指责他的《货殖列传》是“崇势利而羞贱贫”。如果真像方苞歪曲的那样，以“义法”为鹄的，司马迁的《史记》就不可能成为一部杰出的史书了。方苞从这种观念出发，对唐宋八大家的古文有所不满，主要是嫌诸家耽于文章而忽于义法，他认为义法源自孔孟六经，支脉者为《左传》、《史记》，其次为《公羊》、《谷梁》等。从方苞对于义法的排列中，可以看出他的古文理论御用色彩极浓，而尊重文学的意思很少。
方苞从他的义法说又推出清真雅洁说。这种理论主要是为适应清代统治者的需要，将前人古文写作中的某种风格规范为严格的古文写作要求，而摒斥其他的写作风格。清代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读书人的思想控制，一再告示读书人要以简洁为标准，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谕讲官“讲章以精切明晰为尚，毋取繁衍”（《清史稿·圣祖本纪二》），雍正十年（1732）下旨考试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方苞奉敕编《钦定四书文》，也是“大旨以清真雅正为宗”（《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方苞积极响应统治者的需要，以文坛重镇的身份，倡导清真雅洁说，提倡古文写作要以义理为标准，汰除那些华丽繁复的词句。方苞主动地将雅洁与统治者所倡导的道相结合，提出：“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周官析疑序》）也就是说，那些忽于道者，其言必然枝蔓旁出，繁词丽句适足以害道。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文章的雅洁是有道理的，但是要求所有的文章写作都要如此，显然属于强人所难，也会造成文章的千篇一律。方苞并非不懂得文章写作的特殊性，但是为适应统治者的钦定标准而刻意阐说，显然是以偏概全。在古文写作上固然有许多以雅洁取胜的典范，但也有许多以浓墨重彩取胜的例子。唐宋古文中的许多大师如韩愈、苏轼、王安石就是如此。苏轼尝言“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便说出了此种机杼。苏轼虽亦为官僚，但他为文学的独立性立法，故而能说出真话，而在清代严酷的专制高压下以白衣入值南书房的方苞，唯恐不能厚报清帝，其文论便不由自主地成为替政教立法的廉价品，丧失独立的品格，尽管方苞的文章学问很好，但是文品却甚有亏。这是那个时代许多文士的共同悲剧。
第二节 刘大櫆的文论
〇刘大櫆的“神气”论
〇“由音节求神气”
刘大櫆（1698-1779），清散文家。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副贡生，官至黟县教谕。提倡古文，师事方苞，为姚鼐所推崇，是“桐城派”重要作家。论文强调“义理、书卷、经济”，要求作品能阐发程朱理学，同时在艺术形式上模仿古人之“神气”、“音节”、“字句”。所作散文，多宣扬儒家思想，并有不少应酬文字。所著有《海峰先生文集》、《诗集》等。刘大櫆由于仕途并不显达，在文学事业上相对而言，有一些自己独到的看法。他比较强调文学的特殊性，提出：“行文则另是一家。”所作文章也比较多样化，认为“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尽”。与方苞的文论有所不同。
刘大櫆论古文写作，主要是将中国传统文论的神与气相调和，将神置于气之上，作为一种更高级的精神范畴，这一概念主要从《庄子》与《周易》中化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提出：
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曹子桓、苏子由论文，以气为主，是矣。然气随神转，神浑则气灏，神远则气逸，神伟则气高，神变则气奇，神深则气静，故神为气之主。
刘大櫆认为，曹丕与苏辙等人强调以气为文，固然有其道理，但是在气上面还有神的统率，神是一种更高的境界，可以超越自我与个体，升至无我的高度。刘大櫆强调此种神境可以通过音节的具体表征来求取，从而避免了神秘主义的文论倾向。
刘大櫆在论学习古文时，特别强调要通过古文音节来求其神气，由表及里，从欣赏的角度来解读古文之奥秘。他在《论文偶记》中说：
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然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
刘大櫆认为，文字只是用来传达作者内在精神的，这种情感与理性凝结在作品中，就形成了所谓“神”，但前人论神，无论是书画理论还是诗文理论，都难免失之玄奥。刘大櫆认为，神气这些东西固然有形而上之意味，但它并非可望而不可求，而是通过字句音节表现出来。作者的感情，是其精神的表现，而“神”通过气势来显现，气势也不是空的，它在字句音节的抑扬顿挫中可以见出，“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论文偶记》）。刘大櫆为此倡导学习古文不妨从诵读开始，从字句音节上面来揣摩神气，进而领会作者的精神实质，涵养情性。
刘大櫆确立的这种由音节求神气的方法，也就是后人常说的由声求气，它对于桐城派文论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过分地强调音节与神气的对应关系是不确切的，因为文章的神韵妙处在无形的思想境界之中，是可以超越具体的音节与形式要素的，明代李贽在《杂说》中早已论述过“天下之至文”与八股时文的区别所在。刘大櫆的古文理论虽然并非八股时文理论，但是作为受官方意识形态所左右的文士，其文论的正统化和规范性是非常自觉的。当然，其文论思想中也明显地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比如刘大櫆虽然强调音节与神气的对应关系，他在《论文偶记》中提出：“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但是他也深受庄子文艺思想的影响，认为最高的文章写作境界是难以言传，只可意会的，并非简单地按图索骥，他说：“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而此种神气则是创造性的领悟与把握，是不可以强求的，从而使桐城派的文论区别于一般的八股文写作程式。
刘大櫆所说的通过音节来求取神气的说法，在后来的诗论中也谈得较多。如晚清诗论家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书》中也指出：“神理音节之妙，可以涵养性情，振荡血气，心头领会，舌底回甘，有许多消受。”这是从欣赏的角度来谈对诗妙的把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说，作品价值是由作品与接受主体的互相反馈实现的。没有主体的消化，作品的价值也就只能仅仅停留在单方面，古人常常慨叹的知音难遇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而在作品价值的解读与消化中，除了精神意蕴的领会可以妙悟直觉外，讽诵吟咏也是一种解读方法，这种解读往往有一套解读的技术，这就是善于通过音节声律来领会其精神气力，由表层的形式之美进入到深层的精神实质。东晋王嘉在《拾遗记》中将反复吟诵称为“舌耕”，苏东坡说“三分诗七分读”，也都是看到了这种特殊的阅读方式。这种讽咏过程，也往往伴随着主体的创造与领会，欣赏者在讽吟之中，会从诗作中感受到生命的激情，从而诱发内心的灵感，进入到诗文小说之境中，获得生命的启悟与美感。
第三节 姚鼐的文论
〇“义理、考证、文章”三位一体说
〇“阳刚阴柔”之风格论
姚鼐（1732-1815），清散文家。字姬传，一字梦穀，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櫆，为“桐城派”主要作家。主张文章必须以“考证”、“文章”为手段，以阐扬儒家的“义理”，并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倡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所作多为书序、碑传之类，大抵以程朱理学为依归。著有《惜抱轩全集》，并选有《古文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钞》。
姚鼐的古文理论主要分为义理、考证、文章三位一体说，以及阳刚阴柔之说。他的理论带有清代学术兼收并蓄的一面。他总结了传统的汉学与宋学兼有短长的经验，自觉提出：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者，何哉？其故由于自喜之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夫天之生才，虽美不能无偏，故以能兼长者为贵，而兼之中又有害焉，岂非能尽其天之所与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难得与？（《述庵文钞序》）
姚鼐认为，学问的根本之事有三大要素，即义理、考证、文章，这三者有机结合，可以成为大家，而不擅长用之，往往互相妨害。他批评当时许多人往往执其一端而不顾其他，片面追求，结果形成令人遗憾的现象。姚鼐认为固然人各有所偏，但是文士应当追求更高的境界，而不应当自我遮蔽。他在《谢蕴山诗集序》中提出：“且夫文章学问一道也，而人才不能无所偏擅，矜考据者每窒于文词，美才藻者或疏于稽古，士之病是，久矣。”在当时士人或耽于义理，或沉溺于考据，而导致古文写作与学问之途偏离坦途之际，姚鼐倡言义理、考证、文章的有机结合，自然有其价值。其意义早已超出一般的古文写作理论领域，而具有了学术与整个人生境界关系的意义。
姚鼐上承《典论·论文》、《文心雕龙·体性》、《诗品》、《沧浪诗话》等对于艺术风格问题的探求，以简驭繁，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端，在《复鲁絜非书》中，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周易·系辞上》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由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对立统一的范畴所组成的关系，《周易》的作者还强调阴阳之道的互补：“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周易·系辞下》），“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周易·说卦》），确立了以阳刚阴柔来分类的哲学基础。姚鼐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对文学风格的外部状态作了生动的描述，而以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来概括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风格类型，是合乎中国古代文学风格论的特点的。姚鼐另有《海愚诗钞序》，从诗论角度去论阳刚阴柔之美，可以与此文互相发明。
姚鼐对于阳刚阴柔两种风格的划分是比较辩证的，他既主张最高的风格类型是圣人的兼容两极，但是也承认即使是圣人的经典中也各有所偏，自诸子以降则更是如此。他认为阳刚与阴柔二者各有千秋，但是更向往阳刚之美，因为在传统的儒家文论中，阳刚之美毕竟属于主流审美规范。同时姚鼐也认为阳刚与阴柔可以互补，具体到一个作家，两种风格可以兼容与互相补充。他在《复鲁絜非书》中提出：“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也就是说，一个作家可以偏于一种风格，但是最高的典范则是可以兼容，以一种风格绝对排斥另一种风格则不可为之，这只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桐城派由于姚鼐而声势大张。他主讲书院四十年，门下弟子甚众，由此桐城派几乎发展到全国范围。姚门中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其中梅曾亮严守桐城“家法”，又吸取柳宗元、归有光古文的长处，成为继姚鼐之后的桐城派领袖。
“关键概念”
义法 清真雅洁 神气 音节 字句 义理、考证、文章 阴阳刚柔
“思考题”
1.方苞的义法说对古文理论的发展表现在什么地方？
2.刘大櫆古文理论的主要表述有哪些？
3.姚鼐关于义理、考证、文章相结合的观点对于今人有哪些启示？
“参考书目”
（清）刘大櫆、吴德旋、林纾著，舒芜校点，论文偶记 初月楼古文绪论 春觉斋论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清）方苞撰，刘季高标点，方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清）姚鼐著，刘季高点校，惜抱轩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贾文昭编著，桐城派文论选，北京：中华书局，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