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颜之推的文论
〇“文章者，原出五经”
〇“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胸，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
〇“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
〇融合南北文风的先导
颜之推（约531-590），是魏晋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文人与学者。他的《颜氏家训》虽是隋灭陈之后所作，但其中反映与论述的问题却涉及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来分析的话，颜之推的文学批评具有南北融合的意味，为隋唐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转变与发展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
颜之推是一位学识很渊博的文人。他的文学观点主要集中在《颜氏家训》的《文章篇》中。从家学渊源来分析的话，颜之推是儒学世家，对于齐梁时期的士风浮华很看不惯，《文章篇》自叙：“吾家世文章，甚为典正，不从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时，撰西府新文，讫无一篇见录者，亦以不偶于世，无郑、卫之音故也。”可见其风骨是很硬的。《颜氏家训》中对于世家大族的骄奢淫逸多有抨击。他的儒学思想在北朝受到重视，因为北朝风俗还保留较多的儒学的成分。
颜之推很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在这一点上，他深受两汉儒学的影响。他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种文章原出五经的观点在六朝时代已不多见，颜之推提出这种观点，一方面表明他恪守儒学的文章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矫正齐梁时代一些士族文人在鼓吹“吟咏情性”的同时，完全否定了文学的教化功能，同时也认为文章可以陶冶性灵，从容讽谏，行有余力，不妨加以学习，亦为生活中之乐事。这一观点显然调和了南朝的吟咏情性的观念。他的这种调和观，在《文章篇》论及文章本质时还谈到了：
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颜之推提出文章的主体应是理志、气调，而事义与华丽则是形式，这同《文心雕龙·附会》所云文章应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的说法相同，都是强调内容的重要性，反对当时重形式而忽视实质的文风。颜之推虽深感于南朝文风的绮靡，但是也清醒地看到回天无力，只好要求他的儿子“去泰去甚”，折中调和而已。自魏文帝曹丕提出“文以气为主”以来，六朝文论好论文气。但颜之推却主张以气为文须有所节制：“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这显然是用儒家中和为美的观点来论述文气与文学关系问题的。
在如何看待文学发展的古今关系上，颜之推不同于新变论者和保守论者的片面观点，主张兼容并包，调和古今。他在《文章篇》中明确提出：
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不可偏弃也。
这些话不独是说的古今问题，实际上也关涉到南北文风的关系问题。南方文风多趋今，而北方文风则格古，主张古今互补，实际也蕴涵南北互融的意义在内。
对于南方文坛的一些好的作风，他深加赞扬，而对于北朝的保守风气却有所批评。比如他谈到南朝喜欢批评，而北朝则忌惮批评，颜之推通过切身体会，感叹：
江南文制，欲人弹射，知有病累，随即改之，陈王得之于丁廙也。山东风俗，不通击难。吾初入邺，遂尝以此忤人，至今为悔；汝曹必无轻议也。
这里显然在褒扬南朝文学批评风尚而抨击北朝不通批评的风气。南朝文学批评自汉末建安以来就盛行互相批评风气，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发展，至东晋南朝更为兴盛。《文心雕龙》与《诗品》的产生直接同这种批评风尚有关，而北朝的保守闭塞显然也表现在拒绝批评这一点上，颜之推入北后通过自己的遭遇，告诫儿子要注意这一点，表达了对于北朝在这方面的不满。
在论及文学创作用典时，他也有调和南北的意思。颜之推提出：
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征亦尝谓吾曰：“沈诗云：‘崖倾护石髓。’此岂似用事邪？”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时俗准的，以为师匠。邢赏服沈约而轻任昉，魏爱慕任昉而毁沈约，每于谈燕，辞色以之。邺下纷纭，各有朋党。祖孝征尝谓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优劣也。”
颜之推在这里通过邢劭的话，赞赏沈约诗中用典若胸臆中自然流出，同时也叙说了当时北方文人推举南方文士沈约和任昉，甚至以此结成朋党的现象，说明南方文风深溉北方的事实。表明他自己并不反对诗文中用典，但是认为应用得恰到好处，自然流出。
在文章的价值观上，颜之推强调文学的政教功能，同时也承认文学的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他在《杂艺篇》中说：“书绘之工，亦为妙矣，自古名士，多或能之。”他对王羲之等书法名家的作品赏爱有加，自己对书法也有相当的研究。但是颜之推又告诫儿子对这些琴棋书画不能沉溺其中，以免玩物丧志。在《文章篇》中，颜之推一会儿教训儿子要树立以儒学为本的文学观念，一会儿也对儿子谈起文坛的一些轶事，说了不少关于文章创作的技巧。这些说明他并非不喜欢文学与艺术，而是不愿儿子们为此而忽弃大道，更不愿他们为此而惹祸端。汉末魏晋以来，文士们罹祸而亡的事例比比皆是，颜之推对此深有了解。在《文章篇》中，他列举了从屈原、宋玉、东方朔、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到孔融、嵇康、谢灵运等文人“凌物凶终”的故事，告诫儿子：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
颜之推说的这番话是从汉魏以来文人们的惨痛人生遭遇中得出来的结论，说明其文学观游离于政教与审美之间，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魏晋南北朝末期，随着南北交往的增多，以及大量的南方文士的入北，南方先进华美的文风日益影响到北方的上层社会。因此，如何在交往中取长补短，便成为有识见的文士思考的问题，颜之推正是在这一氛围中展开对南北文风长短互较的思考的。他的文学批评，对于魏晋南北朝后期文学向隋唐的演化来说，是一道风景线。初唐阁臣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序》中指出：
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矣。
魏征明确提出融合南北、取长补短的文化主张，另一唐代史学家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思想，说明它已成为唐代大臣的共识。这种思想的萌芽，其实在颜之推的文章观中已经展现出来。唐代建立后，初唐史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融合南北文风，重建大唐文学精神的主张，从而掀开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新的一页。
第二节 庾信的文论
〇人生感发与“拟物化”诗赋创作
〇身世遭际与“以悲为美”的文学批评
〇生命感受与文学史诠评
庾信的文论在北朝文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的文论，结合自己的身世之感，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体会，对于中国古代的“诗可以怨”与“发愤著书”的传统进行了拓展。庾信原先在南朝时深受齐梁文风的熏染，是齐梁文风的代表作家。梁代末年，受侯景之乱的影响，庾信也被卷入战乱与家破人亡的苦难中，在被迫入仕北朝的过程中，他将满腔的忧伤与苦痛倾泻在诗赋中，形成了晚期悲凉凄美的风格。庾信的文学理论，近似于陆机的《文赋》，是结合自己的创作而感发出来，并且本身就是在文学形式中宣示出来的，这就造成了他的文论感受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庾信的文论不像《诗品》和《文心雕龙》那样以系统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散见于赋文序之中，不那么集中，但通过收集整理，可以开掘出许多精彩的思想，发现许多其他专门理论著作不曾有的亮点。
庾信（513-581），北周文学家。字子山，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庾肩吾之子。初仕梁，后出使西魏，值西魏灭梁，遂被羁留北方。历仕西魏、北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世称庾开府。善诗赋骈文。在梁时作品绮艳轻靡，与徐陵皆为宫廷文学代表，时称“徐庾体”。《周书·庾信传》云：“时（庾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左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在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庾信与徐陵都是齐梁时的著名文人，后来庾信入北朝后，文学成就大进，成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著名人物。晚年所作，内容上有明显变化，如《哀江南赋》、《枯树赋》等，自伤遭遇，并对社会动乱有所反映，风格转为萧瑟苍凉，为后来杜甫等所推崇。
庾信的诗赋序言中的文论思想，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通过自己的创作体会，叙说了自己的创作缘于表达痛苦、感于人生的特点，其动机直接来源于人生的感发，并且往往引用拟物和古人的范例来加以说明。在他入北朝后最早写的《枯树赋》中，他以枯树自拟，写出了自己的悲剧身世与痛苦难释的心情：
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敧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睒睗，山精妖孽。况复风云不感，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淮南子》云“木叶落，长年悲”，斯之谓矣。
这一大段写自己飘零北地，犹如树木被拔去根一样，失去生气，遭受雷电袭击，千疮百孔，却不能像伯夷、叔齐那样殉节，反而做了北朝的官，内心的耻辱与痛苦无法说出。正是这种身世遭际，促使庾信的后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念发生以悲为美的转变。
在梁太清二年（548），庾信遭受侯景之乱，有二子一女相继亡没。公元557年，陈武帝即位，梁亡，时庾信已在北周，创作了《伤心赋》以表达内心的哀伤。六朝时代，对于亲人亡没的感伤哀悼之情，人们可以大胆而直率地抒发，不必再拘于两汉发乎情止乎礼义的俗套，并且可以上援古人。《世说新语》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成了堂而皇之的事。在这篇赋序中，庾信写道：
予五福无征，三灵有谴，至于继体，多从夭折。二男一女，并得胜衣，金陵丧乱，相守亡殁。羁旅关河，倏然白首，苗而不秀，频有所悲。一女成人，一外孙孩稚，奄然玄壤，何痛如之？既伤即事，追悼前亡，唯觉伤心，遂以《伤心》为赋。若夫入室生光，非复企及，夹河为郡，前途逾远。婕妤有自伤之赋，扬雄有哀祭之文，王正长有北郭之悲，谢安石有东山之恨，岂期然矣。至若曹子建、王仲宣、傅长虞、应德琏、刘韬之母、任延之亲，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龙门之桐，其枝忆折；卷施之草，其心实伤。呜呼哀哉！
透过这一段浸透着身家伤痛的感言，人们可以看到庾信发自内心的创作动机叙说，即是来源于对亲人亡没的情不能遏的抒发需要。而且这一段作为正文前面的序文，情辞并茂，由于是从内心自然抒发的感喟，更能引起人们对于诗可以怨、发愤著书的观念的接受与信服。它不是从理念推导出来的。而是从人生遭遇与由衷的内心感情生发出来的。此种文论，突出了中国古代文论重感受、重直觉的文化特点。庾信在此段文字中，又不仅是局限于个体的感受，而是善于将这种感受上升到历史传统的深处，与古人进行对话与交流。他认为班婕妤、扬雄、曹植、王粲、谢安等人创作的这些缘于伤逝的哀辞，“书翰伤切，文词哀痛，千悲万恨，何可胜言”，凝结为至美的文学作品。
在《竹杖赋》中，庾信采用寓言的手法，通过写东晋桓温与一位竹杖老人的对话，透露出他内心的痛苦。文中假托桓温送一位老人手杖说明北朝对自己的尊重。然而通过竹杖老人与桓温的对话，庾信说明自己的内心痛苦是别人不能知晓的：“先生笑而言曰：中国明于礼义，暗于知人，心之忧矣，唯我生民，虽复疏条劲柘，促节贞筠，枝端刻鸟，角首图麟，岂能相予此疾，将予此身？”文中说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明于礼义却暗于知人，实际上说的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文论的不足之处，它明于礼义而暗于知人，表现在文论范畴上就是“思无邪”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类，强调文学的政教功用而忽视人的内心情感。在庾信看来，人的生命与情感是不可忽视的。他虽然出身儒学世家，但是经历了人生的磨难，人性中的良善与真情突破了礼义的羁绊而回复自身。他认为，真正能够作为知音的是文学，文学可以作为精神与情感的家园。他自叙经历了太多的变迁与悲剧，“世变市朝，年移陵谷”、“寒关凄怆，羁旅悲凉”（《竹杖赋》），与早年的优裕富足的生活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庾信从前人的共同遭际中找到精神的安慰：
潘岳秋兴，嵇生倦游，桓谭不乐，吴质长愁。并皆年华未暮，容貌先秋。余此衰矣，虽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忧矣，未见从心，先求顺耳，伯玉何嗟，丘明唯耻。
赋中举出潘岳、嵇康等人厌倦官场，在自己的栖所中寻找慰藉的典故说明了这一道理，同时证明了自己是出于抒发哀怨而写作的事实。
在《小园赋》中，庾信将小园作为自己意欲引退的栖所，小园与诗赋一样，被赋予了精神家园的意义。赋中一开始写道：“若夫一枝之上，巢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坐；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赋中引用潘岳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倦于朝政，身心俱疲，寻找栖所的悲苦心态。赋中写小园中有着闲适美丽的景致，表面看来可以安慰自己的心境：“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然而在赋尾却情不自禁地吟咏自己永远不能解除的悲凉与凄苦，因为这并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整整一个时代投射在自身的烙印，从而具有巨大的典型意义：
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灵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赋尾以苏武与李陵的别诗譬喻自己的遭际，暗示自己的悲苦唯有用李陵苏武那样的别离之诗才能表达出来。庾信晚年的辞赋与诗文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苏武、李陵之别的典故，不仅是以苏李故事自比，更是用传说中的苏李古诗来自我解脱与慰藉。
这种创作精神与文学思想，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达到极致。这是一篇用赋体写的梁代兴亡史和作者自传。从这篇赋中可以看出他对梁代的覆亡充满了悲悼和依恋之情。文中用了一系列典故，自伤身世，其中有“日暮途远，人间何世”、“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诸句。在这篇赋序中，庾信提出：“信年始二毛，即逢丧乱；藐是流离，至于暮齿。《燕歌》远别，悲不自胜；楚老相逢，泣将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下亭漂泊，皋桥羁旅。楚歌非取乐之方，鲁酒无忘忧之用。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庾信在文中明确提出自己的创作唯以悲哀为主，这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可以怨”思想的发展。庾信抒发自己的创作体会，论证了钟嵘《诗品序》提出的“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的论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在赋序的最后，庾信呼吁：
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陆士衡闻而抚掌，是所甘心；张平子见而陋之，固其宜矣。
赋中将陆机与张衡引作自己的知音，说明自己与他们有着共同的心声。“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两句说尽了中国古代文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的关于文学产生的最深层的动因说，即文学缘于个体的感受与激活。
庾信还将这种观点引入对汉魏以来文学史的评论之中。他在入北之后写的《赵国公集序》中指出：
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自魏建安之末，晋太康以来，雕虫篆刻，其体三变。
庾信认为屈原、宋玉与李陵、苏武之诗，所以为美，是由于不幸的身世造成的，而建安、太康以来的文学创作，丧失了风骨气质，变成了雕虫篆刻，不足以道。这是对汉魏以来文学演变内在理路的深刻总结。他将文学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与文学家的哀怨之深与离愁别恨一类情感相联系，其思想脉络显然和钟嵘的《诗品》有着相通之处。所不同的是，钟嵘是从理论阐释上去说的，而庾信则是通过自身前期与后期的人生及文学创作经历的转变去感言的，这是六朝文学批评重视生命感受特征的鲜明体现。杜甫云：“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戏为六绝句》）“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五首》）说出了庾信晚期文学创作中充满了生命的悲剧精神，可谓深中腠理。
“关键概念”
去泰去甚 南北融合 唯以悲哀为主 穷者欲达其言
“思考题”
1.颜之推的文论具有什么特点？
2.庾信晚期文学观对于南北文风的融合有什么作用？
“参考书目”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
（北周）庾信撰，（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