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段话里，“侮辱”一词就出现了五次。近代以来，哪个词最能刺激中国人的神经，最能点燃中国仇恨外国人的火焰，答曰：“侮辱”。刘再复驾轻车而就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挑动“中国人”、“同胞们”仇恨“殖民者”的话语利器，一下子就将自己置放到“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捍卫者的崇高地位，一下子就将顾彬摆放到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的被动位置，——这样的修辞策略虽然一时有效，但最终除了满足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什么用也没有。听到一点儿批评性意见，便觉得受了“侮辱”，便一触即跳，便上纲上线、大加排击，这，实在很难说一种很理性的态度。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讲，我们现在更为需要的，是表达“否定性意见”的人，而不是文过饰非的“捍卫者”。是的，只有坦率而尖锐的批评，才能帮助我们清楚地认识自己，才能帮助我们克服狭隘的虚荣心理。鲁迅说过：“我常常想，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捧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倘有外国的谁，到了已有赴宴的资格的现在，而还替我们诅咒中国的现状者，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尽管现在有的人根据这些文字，对鲁迅大加诋诃，但是，在我看来，鲁迅才是真正爱中国的人，因为，他知道，批评是有用的，没有批评的声音，中国社会就将失去上进的动力，就将长久地停滞在蒙昧主义的黑暗中；在他的话语的内里，包含着一个批评家的社会良心和健全人格，也包含着着对待批评——尤其是外国人的批评——的自信而理性的态度。
然而，我们却害怕批评，排斥批评，尤其厌恶和排斥外国人的批评。我们对外国人，从来就有两种消极的态度：一种是见了洋人便膝盖发软的“文制台主义”，一种是见了洋人便立眉竖眼的“义和团主义”。现在，有些中国作家和批评家，见了手中握有“诺奖”投票权的评委，便一副“文制台”的媚态可掬的样子，见了顾彬这种手中没有大奖投票权、竟然还敢对中国文学发表批评意见的学者，便一副“义和团”的“扶清灭洋”的英雄气概。噫！斯亦卑怯之至也矣。
4
正像我前边说过的，从语言阻隔的角度看，西方人通过翻译读到的“中国文学”，只能是一个“影子”，只能是一个模糊的轮廓。对西方人来讲，一个中国作家的“文学性”，完全决定于翻译者的汉语水平和母语水平：水平高的，可以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水平低的，则点金成石，化神奇成腐朽。钱钟书就曾批评“诺奖评委”马悦然：“巴金的书被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评，有这道理吗？”就汉语水平来看，莫言的修辞能力和文体风格，不仅远未达到炉火纯青、精致高华的境界，而且其作品所存在的语法问题和修辞病象，也颇为不少。所以，顾彬说“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创造了中国的当代世界文学”，并不是多么出格的话。然而，这却让刘再复大光其火，称之为“让人哭笑不得的胡说八道”。
虽然刘再复在《驳顾彬》中也承认，“我在科罗拉多大学亲眼看到葛浩文的辛苦耕耘，包括为了照顾读者的承受力，删除某些长篇中的个别章节”，但是，他还是要为莫言辩护，批评顾彬把“删除个别章节”蓄意夸张为葛浩文为莫言“概括文意、剪裁、整合、再书写”。刘再复说：“请注意，顾彬在这里挖空心思使用了四个大概念（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每个概念所指涉的内涵全是捏造，与事实全然不符。这种‘蓄意捏造’的机谋，一是借此把莫言的创造之功一概抹煞；二是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顾彬因为作了点‘翻译’，便把‘翻译’的功能无限夸大。表面上在说葛浩文，实际上每一句话都在夸自己。这种‘贪天之功为己有’的编造与胡夸真是令人目瞪口呆。顾彬还把葛浩文夸大为‘第二个作者’，这种夸张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如此狂妄，如此自吹自擂，如此大胆而巧妙地膨胀事实，歪曲事实，捏造事实，这种现象实属稀罕。很值得研究。”其实，对葛浩文翻译莫言作品的作用，顾彬并没有夸大。至于从“动机”上指斥顾彬“贪天之功为己有”，说他“借葛浩文之名而抬高自己、兜售自己、膨胀自己”，就不再是理性的批评了，就不再是纯粹的学术话语了，而是为刘再复自己所不屑的“信口雌黄”了。
事实上，顾彬对葛浩文的翻译的批评，符合事实，极为准确，绝非诬枉之论。他的看法，与中国的比较文学专家研究的结果，高度契合。
清华大学的一位资深的比较文学专家说：“试想如果没有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和陈安娜（Anna Chen）将他（莫言）的主要作品译成优美的英文和瑞典文的话，莫言获奖至少会延宕十年，或许他一生都有可能与这项崇高的奖项失之交臂。……葛浩文的翻译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用英文重新讲述了莫言的故事，而且还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使其具有美感而能打动读者。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翻译的巨大作用和功能。”这里的“延宕十年”和“失之交臂”、“重新讲述”和“提升了原作的语言水平”，是不是隐含着与顾彬的“葛浩文创造了国外的莫言”非常接近的判断呢？
武汉大学的专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张箭飞等专家，通过对《丰乳肥臀》、《红高粱》等中英文文本的细致对读，深入地研究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改写，而所得出的结论，与顾彬几乎完全相同。在《看得见的译者：葛浩文的莫言》一文里，他们用大量的事例，说明了葛浩文对莫言作品的“重新写作”，也就是顾彬所说的“概括、剪裁、整合、再书写”：
张箭飞：……我们要讨论的是葛浩文的翻译策略，根据原文和译文判断他是否忠实于原著或是如他自称“重新写作”？
熊悦妍：我读后的感觉并不是“忠诚地搬运”，而是通过改写、删减、拆合、挪动等手法对原文进行重新写作。
周末：我也有这种感觉！葛浩文将莫言非线性叙事更多地改成了按时间顺序叙事，把美国读者不熟悉的一些我们的国情社情等转化成他们的更容易理解的美式风味。
王晓：我这个莫言的老乡，读着译文的时候，居然产生了布鲁姆说的那种感觉：同时意识到陌生的熟悉。站在山东高粱地里，闻到了美国玉米味道。
熊：段落改动的地方很多。我总结了一下，在《丰乳肥臀》中，葛浩文对段落关系共有三种处理方式：分段——就是将中文文本中的一个段落拆分为两个或者多段；合为一段——将分属两个或多个段落的合为一段；第三种就是调换句子或段落位置。
张：这就是葛浩文谓之的“change and rearrangement”啊。葛浩文抡起一把大斧，把莫言修剪得眉清目秀。
……
张：葛浩文处理得多自由啊！就像他自己写作。
熊：比较起来，那些分段、合段、移动算是小随便啦。葛浩文连原文的章节都来了个调换。他把《丰乳肥臀》的原文第七章的内容整体前移，成了第二章，而且还删去了第七章后的“卷外卷：拾遗补阙”。
张：偷天换日。葛浩文不仅是莫言的编辑，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编辑。我想说：他之于莫言，犹如庞德之于艾略特。
恐怕这样说更为妥当：没有庞德，《荒原》也就不是我们乐见的那个《荒原》了。
他们的言外之意，昭然甚明：没有葛浩文，莫言的译成英语的作品，绝不会是现在这个为人所“乐见”的样子。这些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成果，与顾彬的观察和判断，高度一致。有了这种专业而细致的对读，有了这些基于文本细读的结论，刘再复还要说“莫言获奖是方块字写作的胜利”吗？还要说顾彬是“歪曲事实，捏造事实”吗？难道这些纯粹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也像顾彬一样，其言论的“背后是机心，是权术，是挑拨离间”吗？
我现在才理解，鲁迅为什么要选择老老实实的“硬译”，为什么要主张“宁信而不顺”的翻译原则。因为，将原作的风格和真貌，真实地介绍给读者，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倘若无“信”，所谓“雅”和“达”，便没有了意义，便是华丽而顺通的谎言。比较起来，葛浩文式的“偷天换日”的“改写”，实在太不严肃，太不诚实，简直近乎对外国读者的欺骗。
5
为了彻底贬低和否定顾彬，刘再复简直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程度，简直到了他所说的“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程度。
刘再复说：“如果顾彬先生能进入问题或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那我绝对会洗耳恭听。可是，恰恰相反，顾彬的通篇发言却功夫在诗外，滔滔不绝的是他和高行健如何交往、交恶，是‘金钱收入’、‘版权费’、如何‘没拿一分钱’等等，热衷的全在人事琐事，而非文学。对于这种连‘一分钱’也耿耿于怀的小聪明，我历来没有敬意。相比之下，高行健与莫言均比他‘傻’得多，‘浑沌’得多。高、莫两人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对人际交往很不开窍，难怪要得罪顾彬这种精细人、精明人。”
且不说顾彬是不是真的没有“带给我们一点问题气息”，单就他所谈的“人事琐事”来讲，也并不见得毫无意义，——要知道，鲁迅对自己的稿费和版税，也是要斤斤计较的，毕竟他也要吃饭，也要养家糊口，也要有可避风雨的住所。从一个正常人的角度看，高行健、莫言也未必就像刘再复所说那般“纯粹”，那般“只醉心于文学，全然不懂‘收入’算计”，——事实证明，那种所谓的“高尚的人”，所谓的“纯粹的人”，所谓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的话语幻象而已。
刘再复不仅从人格上彻底否定顾彬，而且还将他的学术研究贬得一钱不值：“许子东辩护的理由是他还写过一本《二十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史》，此书我读过，唯一的‘特色’是对高行健信口雌黄了好几页，其余的全是重复他人的老生常谈。写文学史是一九四九年后中国流行的学术捷径。实际上是一种权力书写，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个历史版本。聪明的顾彬也拼凑个可在大陆通行的版本。可惜与中国学人所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如陈思和、洪子诚等所著的文学史）相比，水平相去十万八千里。”在这里，刘再复的判断，不仅缺乏对事实最起码的尊重，而且必欲从人格上置对方于死地。什么“信口雌黄”啦、“老生常谈”啦、“聪明”啦，“拼凑”啦，简直就一堆烂污、一无是处嘛。
固然，作为一个外国人，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分析中国作家、解读中国文学，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难免有语言和文化上的隔膜。例如，一个中国人阅读茹志鹃的《百合花》，是很少提出到底谁爱谁的问题的，因为，小说所写的两性之间朦胧的好感以及由此而起的害羞的感觉，中国人读来，都有一种特别心领神会、心照不宣的感觉；“我”、新媳妇以及通信员之间的感情，是复杂的，也是简单的，是拘谨、紧张的，也是家常、亲切的；新媳妇对通信员的态度里，有寻常意义上的像对邻家男孩的喜爱，也有有些故意和调皮的刁难，一切都是活泼的，一切都充满暖意和人情味，——这里反映着中国人内心固有的一种美好的心情态度，一种含蓄、内敛、微妙的情感经验。然而，《百合花》里的事象，对顾彬这样的外国人来讲，却是费解的，所以，他才会问：“问题是，这里究竟谁爱上谁？作者说，这个故事写的是没有（实现的）爱情的爱情。但是，新媳妇为什么要看上通信员呢？难道是因为已经结了婚、所以怀着其他的希望？要是这样的话，她就不应该犹犹豫豫不愿拿出被子才对！或者这个故事讲的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爱情，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唉！问题固然不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复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说不清，无须说，也无须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