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一种民主诗学
王东东
新诗自诞生之日起就与民主关联在一起，新诗的民主具有政治、文化和美学几个层面的含义，在战火不断的四十年代更是达到了顶峰。1948年夏秋之际，袁可嘉在天津的《大公报》和《民国日报》发表《诗与民主》《批评与民主》，对当时泛滥的大部分出自“左翼”阵营的“民主诗歌”进行了反思。在袁可嘉看来，它单纯追求“题材的民主化及语言的人民化”不免偏颇，袁可嘉称之为“外在现实主义者”并作出了同情的理解：“从内在现实主义者底观点来看，题材之必须民主化是因为这样可以使作者有拥抱全面人生经验的良机（民主底特质是包含的而非排斥的），诗歌语言之必需人民化也只是因为口语最富有变化和弹性（民主特质是戏剧的而非抒情的），因此也就最适宜于表现最大量的心神活动（民主文化底最后含义）。”坦率地说，“题材的民主化及语言的人民化”甚至是新诗乃至新文学追求“民主”而表现出来的一大特征，如果不是最大特征的话。内在现实主义者其实是现代主义诗艺的操持者，袁可嘉的目标就是将现代主义也纳入民主文化之中：“我们所要达到的最后目标是包括民主政治的现代民主文化，我们所要争取的诗也必然是现代化的民主的诗。”现代化（或现代主义）的话语和民主话语在袁可嘉这里构成了二重奏。袁可嘉坚称民主的价值也可以实现在诗歌的创造过程之中，一首所谓“现代化的好诗”“本身创造了民主的价值”：“……写一首现代化的诗，一方面必须从作者民主的认识出发（把有价值的经验兼蓄并包），一方面必须终之于具体而微的民主的完成（完成于和谐），它底整个的创造过程无异是追求民主的过程。”（以上所引均出自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袁可嘉最终将诗的民主定义为一种“最大量的心神活动”或“意识状态”。这可能是五四以来有关诗与民主的最高理解。毋庸置疑，这个理解是自由主义的；但更有价值的是通过一种诗歌意识，自由主义呈现为一种心灵需要而非政治教条。至于自由主义者关心民主，那就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家国情怀，还是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
这就必须说到艾青这一批左翼诗人。艾青在1942年出版的《诗论》的第三节“诗的精神”中试图以“民主精神”来取代古典意义的“真善美”：“今天的诗应该是民主精神的大胆的迈进。”“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宪法对于诗人比其他的人意义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保障了发言的权利，才能传达出人群的意欲与愿望；一切的进步才会可能。”艾青是在四十年代发现诗歌中的“民主精神”并使之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人，虽然这种“民主精神”首先与抗日文艺呈现纠缠状态并以一种民族革命之“药”的方式存在，而在艾青到达延安后经过“整风运动”逐渐丧失了他自己倡导的民主精神的自由一面而更为强调民主精神的平等一面（此外艾青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也渗入了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的“诗教之争”），但是艾青毕竟最早在中国新诗当中建立起了一个民主乌托邦，从《向太阳》中的“集会与诗”再到《毛泽东》中的“议会与诗”都包含着“为民主赋形”的巨大诗歌劳作。除了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诗教之争，左翼诗歌也表现出了民主和革命之争的张力，从根本上说这肇因于马克思主义与议会民主的“成问题的关系”（参看雅克·泰克西埃：《马克思恩格斯论革命与民主》，姜志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中更是将民主当成手段而非目的，但也和当时共产党对民主修辞的策略性运用息息相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民主又被视为已被革命“超越”甚至表现出一种“革命民主”（革命人人都有份）的症候。在“文革”后，艾青还在文章和访谈中为“民主”辩护并试图重树民主诗人的身份。但其他左翼中的“修正派”就没有那么幸运，如胡风及“七月派”诗人，他们也将“民主斗争”作为国统区文艺的任务。时至今日，可以说左翼诗人中的“修正派”的真正价值其实还是民主的价值，虽然教训大过收益。
袁可嘉还在《批评与民主》中暗示了“民主的反讽”这一观点：“无论谈批评或谈民主，我们必须培养一种特殊的讽刺感（Sense of Irony）。”讽刺感也即“反讽”毫无疑问针对的是左翼的“民主诗歌”，但也可以针对民主本身，后者可以在袁可嘉和穆旦的大量诗歌文本中得到印证。这里无法展开，只能略作提示。穆旦直接将一些社会语言如“人民的世纪”“面包和自由”化为他的“诗语”。“人民的世纪”是美国罗斯福时代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的隽语，因其在“二战”中访华而广为人知，“面包和自由”本来可以指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名著，但在四十年代中后期却作为中国向何处去的“两难”选择的隐喻而引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共鸣，穆旦可能是受到了这些报章文字的影响而在他四十年代的最后一首诗《诗四首》（1948年8月）的结尾激愤曰：“面包和自由正获得我们，却不被获得！”在《甘地之死》（1948年2月4日）中穆旦则有如下赞颂：
人民中的父亲，不用厚的墙壁，
把你的心隔绝像克姆林宫，
天津《大公报》版的“克姆林宫”在以后各版中都改成了“皇宫”；这两句诗在甘地和斯大林之间的对比更是切入了当时中国的革命模式之争，比如《主流》杂志提出的“民主自由社会主义”。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也存在着张力，马克思主义只能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东方形式，这种张力也是中共建国后的历史焦灼之处。在更大的语境内，社会主义的民主更为注重平等——这可能是四十年代所谓“经济民主”的真确含义，虽然将“平等”局限在了经济范围内——而自由主义的民主则更为注重自由，不过正如乔万尼·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所提醒，单纯追求平等会走向平等的反面而追求自由则不会。但是也应该看到，艾青追求的平等同样也可以超越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现实的限制而透露出更多的精神含义，袁可嘉和穆旦所追求的自由也只有在文化的极限（边缘）和人性的深处才能得到理解。我们无法否定艾青等左翼诗人民主呼声的“真诚”（sincerity，借用莱昂内尔·特里林的术语），而只能说，由于民主的真诚一方声势煊赫，民主的反讽者特别希望呈现自己一方发现的一隅民主的真实（truth），而当民主的真实遭遇民主的真诚就产生了民主的反讽。袁可嘉和穆旦在凸显民主诗歌的技艺问题——民主不仅是一个文学主题，而更是一个创作过程——的同时，也让民主的诗性或曰民主理想的虚构性（fictionaliy）显现了出来，对于艾青等左翼诗人来说，民主乌托邦急切地要成为民主的历史（historicity），而对于穆旦等自由主义者来说，民主乌托邦却首先是作为一种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而存在并对历史构成了召唤。当艾青在“华北联合大学”的“文艺学院”从事“行政工作”（还参加了几次土改）并很少写诗之时，穆旦却辗转于从沈阳经北京到南京再经上海到香港的大半个中国并一路写下具有预言气质的昂贵的诗篇。从民主乌托邦再到民主的反讽虽然出于左翼的渴望和意料之外，对于自由主义者却是自然而然的转变。民主的反讽乃由现实不符合民主的理想所致，但却并不违反民主的精神，这就如并不能因为世间存在着反理性的东西而否定理性。
整体上可以认为，“文革”后到八十年代的“诗与民主”偏向于自由主义的民主，但是遭到遏止。这样说显然考虑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权威也就是“民主专政”。然而需要正视的是，这一时期的诗的民主很少牵涉到民主（政治制度）形式之争，这就和四十年代的整体有很大区别，而更多类似于袁可嘉所说的“民主文化”的维度。在四十年代蔚为壮观的民主文艺运动和民主文艺思潮中，袁可嘉毕竟只是一个“少数派”，虽然他将诗的民主归为“最大量的心神活动/意识状态”具有典范意义，它本身还包含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美学（这个美学主要是“新批评”对现代主义的语言学分析）三个层面的含义。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情况有所变化，但还是有着“文革”结束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连续性，虽然在国际上是冷战大背景的消失、意识形态的“去势”和（仅只在一种西方眼光下）历史的终结，但在国内则首先是民主改革的挫败，紧接着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化，以及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的胜利。“九十年代诗歌”（“后朦胧诗”的发展和化身）的出场在得益于时代的断裂性的同时却又没有意识到两个时代之间的连续性，而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这种连续性才逐渐显露出来：也就是说，不同时代诗人之间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最近，李陀在北岛1974至1979年写作修改的《波动》新版序言中指出这篇小说的“小资倾向几乎是一个难以避免的历史必然”，并以此谈到了“文化领导权的转移”，而欧阳江河则在《中产阶级的“二次革命”：从文化到结构》（《绿叶》2009年12期）中提出了“健康完整的中产阶级”的文化定位问题。我把这两篇文章都看作当代民主走向的信号：其实，不管是据说（曾经）掌握文化领导权的“无产阶级”还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信奉者“中产阶级”，在当代中国都面临着“文化贫困”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表达和身份问题，而还是现实的经济观察和未来的政治期望，毫无疑问，理想的状况是：人人都是、都成为（小）资产阶级，只有如此，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批判才会可靠，不然纸上谈兵谈的终归是别人的故事而只会让自己更赤贫。
这里必须谈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分裂，虽然它并未能改变暧昧不明的整体精神状况，而更多是对民主进程挫败的迟钝反应，类似于一种后遗症，但也可能是再次达成“共识”甚至“共振”前的插曲。“新左派”和“新自由”的争执将被证明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民主之争，当“新左”能够区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也就是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修正的现实悖论，而“新自由”能够认清自由主义绝不仅仅是经济自由而还包括法律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以及新闻、学术和文化领域的言论自由，否则当代中国仍将处于权力和资本的双重困厄之中。可以承认社会主义是比自由主义更高的一个理念，但没有自由主义作为基础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产生：从平等获得自由实属不可能，而从自由得到平等则是生动的历史；因为平等在本质上反对个人的卓越进而阻碍整体的进步，而自由则为卓越和进步保留了可能。陈冠中认为“新左派”与国家主义暗结珠胎后已成为“右翼”，并进而提倡“新左翼”，这个思路值得重视。
与知识界分裂为左右两派不同，文学界没有跟着分裂实际上也体现出文学的智慧，这是文学的特点使然，文学执著于来自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原初经验，这种原初经验对政治开放，可以凸显政治但最终包容政治，自然也能够洞察左与右的吊诡或翻转。诗歌界在世纪交替之际的“民间”和“知识分子”之争也称不上是真正的分裂，而更多像是众多诗人对他们一直敏感于心的知识风尚的演练，因而论争也不出整个知识界的话语氛围。文学与知识界的联系并未丧失，而是变得更为隐蔽，虽然不可能像八十年代那样显豁。新世纪引起争论的诗歌现象可以说再次敞亮了这种联系，也赋予了“盘峰论战”以真实含义：这些现象为“打工诗歌”（由诗人郑小琼触发）、“草根诗学”（李少君）、“中产阶级诗歌”（张清华、蓝棣之、杨四平）……之所以引起讨论，是因为它们其实都正中了“诗歌伦理”（其中又包含了诗歌与历史、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政治等话题）这一新世纪的最大兴奋点。从中可以看出打破九十年代以来暧昧的道德姿态的冲动，虽然并不那么成功。其实，诗歌的伦理问题或者道德问题就是民主问题，抑或说，是一个我们如何建构一种民主诗学的问题。理由非常简单：当代诗的道德困境与当代中国的政治困境脱不了干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为后者所塑造；中国当代的政治困境也就是民主的困境；一种有针对性的诗歌思想应该思考当代诗与民主的关系，抑或当代诗（中）的民主。诗歌思想也必须将人性困境与语言困境结合考虑，也就是将道德困境消融于技艺困境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