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副乡长那会儿，他跟王敢闯参加青年干部培训班，同室住过三个月。王敢闯出身很苦：三岁那年，父亲就死了，母亲带着他改嫁到另一家———这在乡下是被人歧视的。他跟他的出身差不多，有点儿同命相怜的意思。从那时起，他俩成了哥儿们。王敢闯当上副县长后，仍跟他有交情，还帮过他不少忙。王敢闯出事后，他也念着哥儿们情，曾几次到王敢闯家里去，看望他的老母亲。
“敢闯这孩子，命苦啊。”他母亲哭诉说，“他从小没了爹，跟着我走到这家后，村里人都看不起。他受屈呀，总想争口气，从小就特要强。后爹又不咋管教他，不是不管，是怕当后爹的管严了落不是。他是自小缺家失教，没怕惧，才惹出这么大的祸。我当娘的，愧呀……”
他被这话触动了一下，忽想起爷爷的临终告诫：“人得有敬畏心，若没个怕惧，迟早都要惹祸的。”其实，他对这道理也懂得，但感触并不深。直到这时，当他有了亲身的经历和体验时，再去回味爷爷这些话，感觉才大不同。他深感爷爷太智慧了，把人生看得如此透彻。他可怜这位母亲，也可怜王敢闯。他想，假若王敢闯小时有亲爹严管着，也有个智慧的爷爷调教着，也许不至于会惹杀身之祸？
他对王敢闯的同情远大于对他的谴责，或者说，他不是痛心他贪赃枉法走向不归路，而是可怜他成了世态浮躁、虚妄贪婪的殉葬品。
处决王敢闯那天，整个县城都轰动了。副县长被公开处决，人们都很感好奇，想去看看。他也去了，但不是好奇，绝对不是。那天，他一直跟随到刑场，把整个过程看到底。多半儿是带着惜别的心情，为朋友送行。他一路心情沉重，很沉重。
16
我没看过执行枪决的场面，也无意领略那种刺激。但那种场景是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存在，它又会是怎样的呈现呢？我为这好奇，有意让他多讲些，讲细些。
当时是实行公开宣判。开个公审大会，游街示众，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大体就这程序。那天，他从镇里赶到县城时，晚了点儿。大会已结束正在游街。那次共处决七个死刑犯，一拉溜卡车从县城穿过。
我原以为，死刑犯此刻应是吓瘫了，其实不是。他说，那些罪犯的表现不是我想象的样子，而是面对满街观众都昂着头，好像挺淡定或面无表情。
这让我意外，无法想象他们是什么心态。对王敢闯还好理解：也许确实有胆，或在乎自己曾有的身份，想极力维持体面？因为他在众人心目中曾是个“人物”，即使到这份儿上，硬撑骨气也得装得像个“人物”。也许是这心理？可能是。
但其余六个人呢？他们都没什么“身份”，无须在乎什么体面。或许，他们也想模仿英雄，显出自己是条“汉子”？但，真正的英雄是有信仰的，他坚信自己的正义，才有凛然的底气。而他们是被世人唾弃的恶棍，连他们自己也这样认为。就是说，他们没有道义的救助，在心理上不具优势，哪儿来的底气呢？
我只能这样理解，他们是强装姿态显出有尊严的上路。几刻钟后，他们的生命将不存在，拼命获取的一切也全然没了意义。当身外的附加价值统统剥去，不管副县长或平头百姓，都是人。这就对了，他们还有人的自我意识。即使几刻钟的活头，仍得活得像个人样。这恰恰验证出，人最本质的生命诉求是什么———尊严。对，是尊严。在绑赴刑场的路上仍在乎这个，但他们已无法再通过其他行动去获取，唯一能做的就是昂起头，以此捍卫最后的尊严。
但枪决那一刻就不行了。
刑场设在县城西郊的大路边。一小片荒草地，临着一道土岩头，路边两行洋槐树。卡车在路边停下来。打开车厢板的瞬间，他们顿然瘫软了，根本站不起来。因为此刻将被剥夺生命，极度恐惧大概已丧失了全部意识（包括尊严意识）。他们分别被左右两个警察架起胳膊，才撕拽着拖下来。共十四名警察，齐刷刷统一动作。他们拽起犯人往下跳的那一刻，同时发出迸裂般的厉吼：
“哈———！”
这声“哈”极是威厉、恐怖，仿佛戛然撕破天空。不知是行刑人为自己壮胆，还是渲染肃杀气氛？围观者感受到强烈震慑，心里猛烈一抖，脸皮都嗖地紧绷起来。几个女人发出尖叫，惊恐地捂住脸，从指头缝里挤出怯窥的目光。罪犯们被这声“哈”吓得魂飞魄散，顿然瘫软成一堆泥。
王敢闯被两个警察架着胳膊，他的头就像在肩窝里滴溜着。拖拉到路边时，有棵槐树绊了下腰，他整个身子像根软乎乎的肉绳，一摆一甩过去了。以往，人们都说他“胆大”，此刻跟别的罪犯没两样，照样吓瘫了。胆大在哪儿呢？
拖到预定地点，枪口整齐地顶上七名罪犯的后脑勺。只听“扑”的一声，罪犯们随声滚地，弹蹭几下不动了……那枪声很微弱，远不是想象的震撼。因为紧顶着脑壳，闷闷的。观众几乎没反应过来呢，就完事了。生命，原来如此脆弱，不管是什么“人物”，“扑”的一声，都没了。
持枪人放过一枪，转头就走，不肯或不忍多看一眼。这是人性的本能情感。即使面对罪犯，不管他如何穷凶极恶，毕竟是条命。当扣动扳机那一刻，当那个脑壳崩出了脑浆，对执刑人的心灵都是种强刺激，因而不愿回头看。直到这时，围观者才似乎反应过来，确认那七个生命已不存在。也都扭过脸去，不愿再看那些尸体……
“当时，你什么感觉？”我问宁立本
“我也转身就走，没再回看一眼，是不忍。”
我点点头。人性是相通的，假若我在现场也会这样。但这让我困惑：持枪警察是执行正义严惩罪犯呀，心理尚有不适感。周围人多是毫无干系的旁观者，也都发起惊恐的战栗。而那几个杀人犯残害无辜的生命时，灵魂就不颤抖吗？我不信。因为他们也是人啊，能没人性的本能反应？这不可思议，除非变态。
王敢闯倒没杀人。但我也不相信，他干违法事会因“胆大”而没恐惧感。因为他挑战了人们共守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经过长期潜移默化，已结构为普遍心怀敬畏的文化心理，甚至植入潜意识或直觉，谁冒犯它时都会自发忐忑。王敢闯也同样会。他即使丧失理性，凭直觉也不可能没有后怕和惶恐。
我的问题来了：他是怎么抗拒恐惧感的？我能想到的法子，只能是以侥幸和自欺壮胆：“怕什么？没事的，只管做了！”做是做了，可到“有事”时却吓得要死。据说，他在接受审查期间，曾跳过一次窗没得逞，后来又在房间里触摸电灯线，试图寻求自杀以逃避恐惧。证明他仍是有敬畏心的。只是，此时的“敬畏”已没了意义。
17
墙角的柜式挂钟敲响十一点，把谈话打断了一下。宁立本喝口茶，接着转换了话题，重又回到他的工作经历上。他说，自己老是“屁股沉”。在青龙镇蹲了十年多，才提拔为河洛县委宣传部长。不久，组织上强调干部异地交流，他被“交流”到郐县任常务副县长。在这儿，他又是一蹲十多年。
这是他很重要的一段经历。我剥了个香蕉吃着，想听他多谈些，尽量不打扰。刚啃了一口香蕉，办公室的门突然开了，一位中年女士走进来，是学校办公室主任，她手里拿了一张印有表格的纸，朝他递过来：“宁校长，这是今年招录的青年教师名单，请您审查一下。”
刚才谈话中，时不时有人进来请示工作，都很识趣，见校长正在谈话，说几句就迅速避开。办公室主任也一样，说完就转身走出去。他呢，顺便朝纸上瞟了一眼，并没打算马上“审查”，因为正谈在兴头上。不料这一瞟，他竟猛打个愣怔，露出惊讶的样子。我嘴里含着香蕉也愣了下，顿然停止了咀嚼。
我注意到，他的手稍有些发颤，脸色陡然阴沉下来。我等他接着往下谈，谁知他把那张纸往茶几上一放，下意识地叹了口气，突然说出句让我很意外的话：“不早啦，快该吃啦，今天就谈到这儿吧？”我猛一愣，才刚十一点，吃什么饭呀？以为是有什么关紧事了。他摇摇头说不是，而是刚才看这张名单，没了心情。
“这，为什么？”
我是说，大半天都谈得好好的，怎就突然“没心情”了呢？我感到失望。他意识到了，也觉得挺对不住的。他苦笑了一下，又随手拿起那张纸解释说，这名单上有个女孩子的名字，他一扫见就觉很刺眼，顿然没了心情。
他给我指了下那个名字，叫王小希。
我立即想到，他准是跟这女孩子有特殊关系，否则怎会这样呢？但他说没有，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压根儿不认识，只是有个巧合——他在郐县工作时曾经认识一个女孩，也叫这名字，而且是同年生的，就为这个，把谈话的心情一下子搞糟了。
我惊奇地瞪大眼。两个女孩子根本不沾边，仅是个名字巧合，他竟如此敏感，太不可思议了。我忍不住刨根问底。他见我追问得很执着，看样子绕不过去，只得把那个“王小希”的事端出来，直谈到过了吃午饭的点儿。
18
那个王小希，是他刚去郐县不久就认识的。
她是古城寨村的学生，当时才上小学三年级。身穿天蓝色的学生装，扎着一束长发，小瓜子儿脸，细嫩嫩的白，阳光照得粉嘟嘟的红。宁立本说，那是个很漂亮也很活泼可爱的女孩儿，让你一看就喜欢。
那天是植树节，县四大班子到古城寨的山坡上植树。县委老书记刚调走不久，由县长楚道坦领着去的。当地小学生配合活动，他跟王小希分在一起，搭配着干活儿。他挖坑，她蹦跳着去拿树苗；他往坑里填土，她扶着树苗咯咯地笑个不停，像小鸟般的脆。他打心底喜欢她，聊个没完。
闲聊中得知，女孩儿家里很穷，父亲原是煤矿工，被煤灰呛出肺病，不能干重活，平常给煤矿编些荆笆，卖不上几个钱。可穷人家的孩子，争气。她对他说，她的考试成绩总是年级第一名，最差是排第三；还说，将来要考上名牌大学，留大城市工作，把父母也都带去，过上城里人的日子。
他正埋头挖树坑，被这话打动了，不禁停顿下来，直起腰拄着锨把，朝小女孩儿打量了几眼。他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啊，小时候跟她一样，有着同样的梦想，所以才苦读书，每次考试都拔着尖儿。他从这孩子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的过去。他有种感动，越发觉得这孩子讨人怜爱。如果需要的话，他情愿帮她一把。真的，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
“孩子，以后有啥难处尽管说，我帮你。”
“我怎么找您呀？”
“直接去县政府，或写信打电话，都行。”
“那，怎么称呼您？”
“就叫———宁伯伯吧。”
“好，宁伯伯！”
“哎！就这样叫，我喜欢。”
女孩儿天真地叫了一声，很甜。她歪着脑袋扮个鬼脸儿，朝他调皮地笑了。他认真地答应了一声，也喜眯眯地笑了，下意识地，他还猛闪出个荒唐的念头：“这妮子，将来若能给我当儿媳，多好！”这么想着，他还暗自掐算了下，儿子比她大两岁，年龄也差不多。
那天是专门去植树，并没打算看学校。可种完树后，他却临时动念，拐进了古城寨村的学校里，没什么目的，就是想看一眼王小希的学校。准确地说，他不是去看学校，而是被对女孩的情牵动。一种奇妙的潜意识，仿佛鬼使神差。
走进校门后，他惊讶了。
前天刚下过场大雨，校园一片泥泞。两排红瓦房，斑斑驳驳的土坯墙，不知多少年前盖的，如今已很少有这种房子。他大体扫视一遍，有些玻璃窗已经破碎，用废旧报纸糊着。有座教室漏了，房顶铺着塑料薄膜，土墙上裂着缝，能塞进指头，怕倒塌，用根木桩戗着。他一阵寒心：那么可爱的小女孩儿，就在这破地方读书啊？
他是苦孩子出身，常常有这种自发的情感。
他时常下乡视察工作。当看到山区小孩儿背着沉重的书包，冒着雪雨在山径上跋涉，翻山越岭去上学；当看到小孩儿挎着荆条篮，放罢学还得去山坡上拔草或放羊，他都会不禁感叹：都是爹妈养的孩子呀，生到这地方算倒霉啦，老天不公啊！
每年春节前，他都去山村慰问贫困户，看到有些小孩儿穿着脏兮兮的破棉袄，小脏手冻得像红萝卜。掀开锅盖儿，里面是吃剩下的玉米糁糊涂，下顿还得烫着吃。棉被黑乎乎的，脏得看不清什么布料，也不折叠，就那样胡乱摊在床上；撩起一角，没有褥子，露出光溜溜的草席。他心酸：可怜的孩子啊，冬天就吃这个、睡这个？
这种时候，他往往想到自己的儿子。若是他这样去上学、去拔草，这样吃、这样住，自己是怎样的感受？有时，看着小孩儿可怜巴巴眨着眼，他会情不自禁掏出自己兜里的钱，一百块或二百，至多这样，塞过去。但这济什么事呢？
此刻，他看着破烂的校舍，又一阵情动。他想，农村孩子生活苦，短时是没法子，可建个好点的学校总可以吧？这是政府应该办的事。他是主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很清楚眼下财政吃紧，但少买几台车、少建几栋办公楼、少搞些面子工程，钱还是能挤出来的。
当天吃午饭时，他跟县长楚道坦谈起这想法。
老楚也是从基层上来的，作风很稳健、务实，毛病是稍圆滑了点儿。他在郐县好几年，早就看到这是个问题。县里每年开人代会，都有代表提议案，要求改善农村办学条件。但这么大的事，书记拍板才行。可原任书记呢，主要心思在抓发展上，说这事暂往后搁搁，等发展起来有了钱再干。这话，好像也没啥不对，就“搁”那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