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木渎
这几年，几乎游遍了江南的古镇。我在小桥流水、小舟渔歌、小巷细雨、小院清风之中，读出一种悠然和精致的气质。正是这种独特的文化内蕴，曾让多少久居水泥森林的城市人魂牵梦萦。而在木渎——一座离苏州城最近的千年古镇，我在感受这种精致之余，却分明读到了另一种无与伦比的昊昊大气。
与江南的其他古镇不同，木渎的周围环抱着连绵的群山。山虽不高，但峭拔挺秀，姿态各异，且峰联岭属，犹如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使木渎在秀逸之中平添了几分阳刚。灵岩山，“秀绝冠江南”，曾是吴王夫差为西施建馆娃宫之所在。姑苏山，两代吴王在此筑造姑苏台，司马迁曾“登姑苏，望五湖”。七子山，以七座巨大土墩石室著名，曾是吴国御越的军事设施，被称为“烽燧墩”、“望越墩”……穿越二千五百年的苍莽时空，有谁能想到，一幕幕吴越纷争的悲喜剧，就在这莽莽青山秀岭之间上演，吴王金戈越王剑，风调雨顺的木渎盆地也曾升腾起一片血雨腥风的悲壮。
当年夫差和西施相拥着站在灵岩山巅馆娃宫中，俯瞰山下这座因“积木塞渎”而命名为“木渎”的小镇，那些从越国运来的嘉木早已化作身后这座巍峨宫阙，夫差的胸中回荡起一股雄视天下的豪气，而西施脸上终于露出了一层极为迷人却高深莫测的笑容。当西施再次露出这样的笑容的时候，夫差的脸上却凝固着一种恍然大悟后的悔恨和绝望。
木渎，目睹着越兵从当年存放木排的河中上岸，攻往山巅行宫，目睹着一把冲天大火把吴王的千秋霸业焚成累累焦土。木渎无语。木渎人知道：一个王朝的地位并不是一个弱女子所能撼动的；木渎人知道：镇上的香溪和胥江水尽管一清一浊，却终究要汇成一流，滔滔东去的。身处吴地的木渎人至今深爱着越国的美女西施。西施亲手采摘的花草至今美丽着古镇的香溪。山因西施而秀，水因西施而柔，木渎人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
这，是否算作一种大气呢？
几千年的文化把木渎这方水土浸染得灵秀而大气，更铸就了木渎人大气品格中最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兼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木渎没有大海，却有太湖。木渎人天生就有这种包孕吴越的太湖气魄。二百多年前，乾隆的宫廷画师徐扬曾绘制一幅描绘姑苏繁华风貌的《盛世滋生图》长卷，全长1225厘米，竟有一半画了木渎。从图中可以看到：明清之交的木渎镇上，有杭州人的杂货、扬州人的官盐、苏州人的绸缎、洞庭东西山人的土产，还有文人雅士的花园。木渎成了一个移民集镇。毗邻的店铺、雅致的园林、古朴的石桥、独特的风物，现在，我们仍可从古镇遗存的景物中去一一辨识和寻觅。木渎之所以成为明清时吴西最大的商埠，成为方圆六十里十几个乡镇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想这与木渎人的不排斥、不封闭是密切相关的。有着这种豁达心态的人，才能走得更高、更远……
木渎的大气沉稳而不浮躁，含蓄而不张扬，因为，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已使它宠辱不惊，底气绵长。穿过灯红酒绿，你轻轻推开老街上那一处处不起眼的门闼，或许里面就隐匿着一座被岁月遗落的私家庭园。它的主人呢，或已出外访友，或正高卧书房，或许正趁着午后的暖阳，在后园的池榭边与诗友玩“曲水流觞”的游戏呢。这时，斜阳把花窗的格子画在了回廊的地板上，诱得腊梅花探身在窗口窥望。听重院高墙外的隐隐人声，恍若隔世。你轻移脚步，屏住呼吸，生怕让红尘俗气扰了主人的清兴。你回到繁嚣之中，惊诧身边竟有如此沉着的历史，又觉得这古镇其实就是一位老人，凭着千年阅历，不动声色地看着儿孙们的嬉闹。
古镇像这样的庭院很多。羡园和虹饮山房是文人园林，都在山塘老街，乾隆下江南游木渎便在此舍舟登岸，去虹饮山房看过戏，还让随臣刘罗锅等人住在那里；又在羡园（当时称竹啸轩）与主人沈德潜一起吟风咏月，还亲手种了一株玉兰树。古松园也在山塘街，是清末木渎富商蔡少渔的旧宅，蔡祖居西山，后涉湖定居木渎，又以经营洋货为业，在上海滩闯开局面。蔡少渔对经商有追求，对文化也向往，是位儒商，其宅内陈设风雅可人，后园布局小巧雅致，极具文化品位。最具文化味的当数下塘街的榜眼府第了。主人冯桂芬为道光进士、林则徐学生，因不满清政腐败而退隐，在木渎筑园，著《校邠庐抗议》四十篇，提出“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改革建议，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我国近代史上较早提出改革、开放、谋自强的思想家。木渎人冯桂芬在当时中国黑暗的天空，划出了一道具有惊世和启蒙意义的思想闪电。
木渎是精致的，精致的是古镇屋檐下的绚烂过后的那种平淡和从容；木渎是大气的，大气的是古镇文化之乳滋养下的超越时空界限的那种思想和精神。
山祭
这次回乡，父亲告诉我：金山已禁止开采了。我注意到他说话时的神色迷惘而无奈，毕竟和石头打了一辈子的交道，父亲与这大山是有着深深的情结的。
与村上的石工们聊天，他们对政府的这个禁令表示不解。他们都是些老实得近乎木讷、本分得走出大山便不辨方向的手艺人，不让开山，他们想不出第二种生存的方式了。
我同情地望着他们，无言以对。
我的老家金山在姑苏城西郊，以盛产优质花岗石闻名。在上海外滩“万国楼”、南京中山陵、北京十大建筑和毛主席纪念堂，都有金山石栖息的身影。这的确是很让金山人引以为豪的。一代又一代金山人在大山的庇荫下繁衍、生存，祖祖辈辈生生不息地吮吸着大山母亲的乳汁，并向外界炫耀着母亲昨日的丰腴，却全然不知母亲的乳头已经干瘪，身形已经消瘦。作为一名普通石工的儿子，我也是大山之乳的受惠者。每次回乡，看到布满大山躯体的累累伤痕，看到寸绿不长的漫山秃石，我却分明听到了大山的哭泣。每当看到金山在石炮和钢钎的吞噬中又嶙峋消瘦了一圈，我心头的负疚感不由得又增加了一分。因为，正是我们的受惠，无意间成为这种罪恶轮回的绝好理由。
在生存的两难选择面前，美丽往往只是一种熟视无睹的美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金山的数十座山峰在石炮声中一座座地轰然倒下，金山的美丽一去不返了，而这种美丽仅仅被用于装扮别人美丽的门面，这是多么可怕的“愚公移山”啊！
我无权指责我的父辈。在他们眼里，金山从来就是这样满目疮痍，而他们只不过是从他们的父辈手中接过铁锤，向大山谋生计，再来哺育他们的后代，好让后代的那一双握铁锤的手攥得更加有劲，挥得更加有力。一切就这么简单而合理。
那么，金山是否在一夜之间就成了现在这副模样？当然不是。记得小时候曾听大人说过，山上原有寺院庙宇和参天古树的，因开山被毁。后来，我读了明人杨循吉的《居山杂志》，方知传说不假，且小小金山之美，即便在吴中丘阜之中也是不多见的。
据《居山杂志》所记，金山高约五十丈，山上杂树藤萝，扶疏有致，郁然清胜。山中多美石，皆碧绿色，有一石尤为伟峭，上题“最胜”二字，字径丈余，笔力遒劲，相传为五代隐士陆遹所书。山中泉水甘美，有珍珠泉、云濑池、梵功池，冬夏不竭。山上建筑颇多，南峰有碧山堂、演妙轩、凝寂轩，松竹环绕，清流经阶；北岭有万松堂、望翠轩、中山居、静笃轩和清淡山居，大多临壑而建，无有余地，松桧诸树密布其下，有栏为护，否则不敢下望。山上除松竹之外，还有杨梅、含桃，又有枇杷一树，已数百年，依然翠叶扶疏。
在杨循吉生活的那个年代，三吴名彦都曾作金山之游，并以诗记之。如王鏊诗曰：石径才穷忽又通，重重台阁半浮空。一林苍翠潇湘雨，万顷青横罢西风。铃语上方云气白，诗题坏壁藓痕红。不留玉带空归去，惭愧山僧问长公。都穆诗云：早行上翠微，岚重湿人衣。过雨春山秀，承筐野蕨肥。松泉聊自赏，桃李未全飞。更拟寻芳草，留连日暮归。
在前人的描述中，我依稀看到了金山的昨天。遥想当年之金山，树合溪合，竹湿霞飞，如此美轮美奂的自然画图，又会有谁忍心向她高举椎凿呢？我们不禁把目光投向晋宋年间那位金山开采的始作俑者。一个晨光熹微的早上，这位金山的先民攀上岩崖，举起手中的铁锤，向金山砸去。山谷里回荡着亘古以来的第一响采石声。突然，他的眼前金光四射，他以为冒犯了山神，慌忙伏地叩头谢罪。他惊呆了：他的眼前竟然出现了偌大一块金子！他发财了！“凿石得金”的消息像长了翅膀飞遍了整个山村，山民们蜂拥而至，寻找奇迹。于是，一个关于金山的悲剧拉开了序幕。
难道就没有人挺身而出制止这些无知的采伐吗？其实，有关金山“开与禁”的争论，几个世纪以来，从来就不曾停止过。其中有三起“禁采”事件值得一书，耐人寻味。
明嘉靖以后，金山被大量开采，并延扩至灵岩山下。万历年间，世居木渎山塘的诗人黄习远眼看灵岩山著名胜迹灵芝石等被毁，危及山寺，心中不安，终日呼吁奔走，终于得到户部马仲良支持，捐俸赎山，永禁开采。石商宕户和石工们断了生路，但对马仲良这位京城大官无可奈何，就找黄习远闹事泄愤，致使黄习远在木渎安身不得，逃至南京，最终客死异地，连棺柩也无法运回。
灵岩山西北有座焦山，其山顶岩峰犹如一只白鹤亭亭玉立，壮美险峻，人称白鹤顶。同是明嘉靖年间，一些石商利欲熏心，居然要开采这座堪称奇景的白鹤顶。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如焚，但又无法直接干预使石商停止开伐。于是，他们利用人们的迷信心态，编了一首“轰坍白鹤顶，火烧苏州城”的民谣，广为传播，造成了石工们的心理恐惧，同时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和反对。白鹤顶得以幸存。
金山西侧的天平山为北宋范仲淹封地，“永禁樵采”，封禁范围包括金山诸峰。清末，长期在远离禁区的山坡挖潭取石的石工们又把目光投向山上，欲上山采石，“以开千年旧禁”，因此而引发的争讼不断。直至1940年，当地八位宕户为采石之事再次与范氏义庄诉诸公堂，终于胜讼，从此，除天平山外，金山全面开禁，这就是金山采石史上有名的“开新山”。
从“凿石得金”到“开新山”，人类文明又进化了数百年。在这漫长的数百年里，金山的悲剧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正在升级和恶化。由此看来，这种悲剧的发生似乎与人类文明的进步程度并无多大关碍了。否则，又何来嘉靖年间那首民谣的歪打正着呢。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悲剧啊。
1729年，沈德潜移居灵岩山旁，九月作金山之游，看到“工人凿山处，山骨残破，垤者，洼洼者，陷磔竖直下，深者二十余丈，浅亦数丈余，石龈逼侧，几不受趾，行者变色……”大失所望，感叹道：“天下艮而寿者惟山，犹不能护厥体，而况人年命之促，等于蓬科蜉蝣，电光鸟影欤。”
民国初年《吴县志》记道：“此山为采石者破坏，循吉所记十不存一，迨至今已凿石将尽。其东牛头坞，一名牛岷崦，旧有文殊庵、普贤寺，上有金碧峰，秀削奇诡，亦遭椎凿，清初时已夷为平地矣。”
也许是各人审美标准不同，上个世纪30年代时，竟有人从金山的“山骨破残”之中看出了“别有风味”。此公游金山后津津有味地记道：“回顾后山，列屏攒云而上，皱皴异常，虽多斧凿痕而不足病焉。其向前一嶂薄如一片，尤觉伟峭……今金焦二山，开凿已久，不数年地浸掘浸深，泉将自至，山人既无法再采，至是山形大定，而胜境成矣，使山灵有知，亦决不抱明哲保身之想，故不以采凿为憎也。”此公与龚定庵《病梅馆记》中以病态为美的“文人画士”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矣。殊不知此公当时寄予的厚望，至今又六十多年，金山非但没有泉池形成，即使残存的山体，也几近无存了。
回家的时候，我特地绕道金山脚下。通往宕口的蜿蜒不平的山路上，已不见昔日拉石头的拖车横冲直撞尘土飞扬的景象，也听不到凿石的叮叮当当和数十台轧石机同时轰响震耳欲聋的嘈杂。山下的工棚外有几位外来民工在晒太阳，听村上人说，他们是在等政策宽松禁令解除后准备重操旧业的。
站在幽深的石宕里，我抬头四望，只见山体已被开山者用石炮炸出了两个巨大的豁口，从豁口望去，恰恰露出了不远处天平山那深绿色的山尖和灵岩山巍峨的古塔钟楼。我想这特殊的一景已深深定格在了大山永恒的记忆里了，也一定铭刻在我们这些大山子孙的心坎里了。
此刻，石宕里出奇地宁静，只有微风从山口吹进来发出柔柔的声音，我想那是大山沉睡的鼾息吧。我轻轻离去，没有惊醒大山的梦，尽管这梦已经不太完整。
走出宕口，回望大山，那残破的山体就像一刃锈蚀斑斑的剑兀立于蓝天之下，我忽然觉得那山又像是一座巨大的石碑，上面书写着大山曾经的美丽、耻辱的历史和沉重的反思……
金山拾遗
有一位认识的开发商打来电话，说是在影视城北边的地块上开挖基础，挖出几块上百吨的巨石，猜想是亿万年前地壳运动时从金山主脉上滚落至此的。他也知道一些金山石的历史，想请我写些文字，刻在巨石上，然后放置在商业街的中央，既当景观，又可让后人缅怀一下金山石的过去。
他的后一条理由让我动了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