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中后期以降，我国先锋文学界的强势话语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时间“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平面话语的嬉戏”……等等，成为新的写作时尚。我认为，“后现代”理论本身无所谓好坏，因为它只是个向度纷繁、彼此龃龉的庞大话语场阈。关键是针对我们具体的历史语境，怎样对之进行有效的选择或“借用”。按照伊格尔顿的说法，“后现代性是一种思想风格，它怀疑关于真理、理性、同一性和客观性的经典概念，怀疑关于普遍进步和解放的概念，怀疑单一体系、大叙事或者解释的最终根据。”可见，作为一种话语场阈的后现代性，其内部不同的具体含义是广阔的，含混的，可选择的。就此而言，在被人为夸大的主体性神话、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唯理主义、历史决定论等理念失效后，我们未必就一定要进入廉价的相对主义中。过早地宣布历史意识的终结，放弃现代诗的人文价值关怀，对中国诗人而言尤其是危险的。我们完全可以具有新的形式的“承担”意识，在容留歧见，尊重差异，矛盾修辞，多元争辩，悖论和反讽写作中，表达出我们对具体历史语境的个人化理解乃至命名。
其实，上述所言的“历史想象力”的提出，本身也与受到后现代思潮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启发有关。这些诗人和批评家，意在深度关注历史与人，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化，历史与语言，历史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探询历史话语、历史修辞，就是为着实现更有效的对当下的文化批判和语言批判。然而，另一些诗人却选择了“后现代”思潮中的其他路向，即上述所言的单维度的“消解价值关怀”，“历史意识的终结”，“拆除深度”，“平面话语的嬉戏”。此类诗人将后现代思潮中的批判精神，降格为无可无不可的话语空转，和泛审美的大众话语式的狂欢。或许，在写作中不同的精神向度都可以也应该存在。但是，正如“格雷欣法则”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商品社会，一个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价值不高的东西反而常常会把价值较高的东西“挤出”流通领域。随着新一轮的、几乎是一体化的快乐原则和反智主义的盛行，以及铺天盖地的网络诗歌的放纵游戏，那些本来已属凤毛麟角的真正具有较高精神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先锋诗歌，在此时代竟变得举步维艰乃至动辄得咎。我们看到，当下那些流行的自诩的“口语先锋诗歌”，在消解了朦胧诗式的“精英独白”后，变为了小型的“庸人独白”。这是贫乏中的自我再剥夺，其写作意识及审美流向，呈现出新一轮的狭隘化、简单化、蒙昧主义、独断论。我认为，这些自诩的“后现代”，并未理解何谓反对“二元对立”思维。恰恰相反，他们按照某种贫乏的二元对立的想象力原型，在诗歌和诗论中大量制造并输出了一种独断论信念：凡是历史意识，就是我们要反对的；消解人文价值，就会自动带来不言而喻的“后现代”精神；人，除了欲望制导的幸福或压抑，不会有其他的幸福或压抑；敢于嘲弄和亵渎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分子的承担感，才是先锋诗人写作“真实性”的标尺。
在这样的观念制导下的诗歌文本，既缺乏历史厚度，也缺少诗人个体主体性的深度，同时其想象力也极为沉闷或拘泥。正如诗歌理论家耿占春指出的，“没有历史尺度的个人生活的描写，不可避免地把历史和生活变成了一种奇怪的逸闻，一幅风俗画，一种个人欲望的陈词滥调。”这些诗人说，自己的诗歌消解历史意识是为了获得即刻生活的真实。但在我看来，这种诗歌只有单维度的“本事”的真实，而没有对时代的观照或精神体验的真实；它们或许有时贴近了表面的“日常生活的现场”，却没有能力抵达具体历史语境中的“存在的现场”。对后者而言，诗歌中的“世俗生活描写力”和“生存情境命名力”应是同时到位，合作完成的。它们在优秀的诗人笔下不容偏废，难以割裂，本是个“二而一”的问题。说到底，现代诗的吟述，不仅是关于当下事实，也是关于灵魂和历史想象世界的，它需要诗人在现象的、经验的准确性，和批判的、超越的历史视野中保持有难度的美妙的平衡。
再看“大众传媒话语”特别是“网络诗歌”对现代诗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消解。我们生活的时代被称为“大众传媒话语占支配地位的时代”，“网络时代”。这个时代当然有值得赞叹的一面，但它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值得注意。今天我们已看到，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的高度膨胀，已形成了可怕的信息污染。它们不惮于恶俗地搜奇猎怪，以大量无聊的话语充塞着人们的头脑，吞噬着人们本已所剩无多的阅读时间，使人在“废话”的漩涡里全速坠落，无暇分辨，互相挤撞。这类话语的泛滥没有激发出人们沉思默想的潜力和对生存与生命的敏识，反而闭抑了它们。沉溺于读小报、看电视和上网的人，像是一个古怪的依赖性的双足肉身的接受机器，一旦接触到特定的文字和图像，就发出快意的痉挛。他们需要在可公度的语言符号、图像符号中呼吸，他们的阅读活动已完全拱手奉给了“传媒—网络神祗”，他们的思考、抱怨、渴慕、欣快、逃避，都卑屈地受信息源的支配。大众传媒和网络文化构成了一种匿名的大写的权威，它的庞大权势使大量的接受者在认识力和想像力上甘居侏儒的地位。
读过米勒的《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新的媒体不只是原封不动地传播内容的被动母体，它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被‘发送’的对象，把其内容改变成该媒体特有的表达。”的确如此，传媒信息和网络话语膨胀时代的文学，已成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商业，它不但浸渍了广大受众的心灵，而且已深刻地改变了文学艺术的质地。它首先体现在小说方面，就是新闻主义和市民琐屑生活的奇怪混合，当红小说家已不懂得（或不耐烦）何为描写，只是一路叙述下去，像是在为影视提供文学脚本。体现在散文方面，就是大量地倾销现成的处世方略、情爱奇观、物欲崇拜、旅游见闻。近年来它更明显地体现在诗歌方面，就是追求现世现报的“明白如话”，“幽你一默”，以恶俗和肉麻当有趣的“先锋流行诗”。
就文学艺术的一般规律而言，“先锋”本来是不“流行”的。先锋就是意识和技艺上超前的先驱的探索。然而，近些年蹊跷频生，我们也见惯不奇了，在诗歌界（特别是大量网络诗坛和某些纸刊）流行的正是崇尚官能化、快餐化、平面化的“日常主义先锋诗”浪潮。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初的“流行诗”。我命名的“先锋流行诗”，其基本模样是这样的：反历史意识，反价值关怀，反文化，执迷于青春躁动期的怪癖和里比多的本能宣泄，公共化的闲言碎语、飞短流长，统一化的“口语”语型，俏皮话式的自恋和自虐的奇特混合，琐屑而纷乱的低匍的“纪实性”。它们只有一个时间——此刻，只有一种情境——乖戾，只有一种体验方式——人的自然之躯，只有一种发生学图式——即兴，只有一个主题——解构XX。
我们看到，诗人们从半推半就到主动“取经”，与大众传媒和“网络”一道变本加厉没收着人们已所剩无多的独立思考与感受，将之倾倒到巨大的话语垃圾站中。闲言碎语，飞短流长，无意义书写，经由电脑“分行”排版，竟被视为传播诗意。最后，无聊的书写被等同于精神产品，庸人乃至小丑成为许多诗人争相扮演的形象，“轻松浏览”更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诗歌阅读类型。在这种劳力而省心的写作—阅读流水线上，人们成为彼此无差异的平均数。我们由一个活人变成了一个乏味的阅读动物，无数的动物只构成大写的0。置身于这样的阅读环境中，人们自我减缩，并相互减缩。消除歧见、抹平差异是网络的拿手戏，而如果说“诗就是思”（海德格尔语）的话，那么用“口水诗”来软化并庸俗化人们的诗歌趣味，就等于删除人们独立思考独立体验的脑袋。尤其令人不安的是，它们不仅是回避书写，而且是主动贬抑诗歌精神和历史想象力，贬抑个体主体性对存在的形而上观照，从而彻底地丧失了现代诗本应具有的更宽广和更强大的话语辐射力和穿透力，使新世纪的诗歌写作变得无足轻重，将一切纳入轻慢的语言漏斗中，阻塞了现代诗继续精进的可能性。
因此，这篇文章既是对被中断的现代诗歌“历史想象力”写作的简单总结和缅怀，同时更是对重铸诗歌精神和历史承载力的呼吁。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诗歌写作如何在获得自由轻松的同时，保持住它揭示历史生存的分量感？如何在赢得更多读者的同时，又不输掉精神品位？如何既置身于当下世俗的“生活流”中，又不至于琐屑低伏地“流”下去？如何在对个人经验的关注和表现中，能恰当地容留先锋艺术更开阔的批判向度、超越精神和审美的高傲？如何最终实现诗歌话语和精英知识界整体的话语实践之间，彼此的应和、对话或协同？ ……如此等等，从而使现代诗在历史和当代经验中真正扎下根来。而我认为，将已经过去了的90年代中后的先锋诗歌作为我们今天继续思考和实践的起点，它应该是可以胜任的。
陈超：忆念和追思
唐晓渡
我在巨冰倾斜的大地上行走。阳光从广阔遥远的天空垂直洞彻在我的身体上。而它在冰凌中的反光，有如一束束尖锐的、刻意缩小的闪电，面对寒冷和疲竭，展开它火焰的卷宗。在这烈火和冰凌轮回的生命旅程中，我深入伟大纯正的诗歌，它是一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
以上引文是陈超《生命诗学论稿》（1994）开篇《从生命源始到天空的旅程》的首节。如果说这篇致力探究现代诗本体的文章是他整合其生命诗学的枢机之作，那么，这一劈头给出的画面，尤其是他用写意笔触为自己勾勒的攀登者形象，就凝聚了他对其“在世之在”的意义，对其生命旅程的工作性质及其所携使命的觉悟和想象。二十多年过去了，时间流逝而画面始终寂然不动；更准确地说，是攀登者的形象从未稍有变形。他一点点吸收了那大地上倾斜的巨冰，那从天空垂直洞彻的阳光，那冰凌中火焰的卷宗，直到和它们混而不分，直到让自己成为那座“突兀的架设至天空的桥梁”的一部分。
是的，一个诗歌道途上永远的攀登者；是的，“让我的脚趾紧紧扣住我的母语，向上攀登”。我知道，当我重复这句话时陈超并未走远，与此同时，我也更真切地感到他身后交织着奋进和疲竭、灼热和寒冷的气旋。
我与陈超初识于1986年8月底在兰州举办的全国诗歌理论研讨会，第一次读到他的诗学文章则要早两三个月。如果我记得不错，那篇题为《“人”的放逐——对几种流行诗潮的异议》的短文也是我在《诗刊》作品组呆足四年，调到评论组以后处理的第一篇来稿。该文从观点到行文都相当朴素谦抑，不带任何异端色彩，但其中对诗歌写作中“人”的主体性的推重，对诗的价值更多取决于探索生命内部世界的深度的反复强调，也许更多是那种诚恳而谨严的批评态度和内行人的眼光，在当时还是给我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