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赶到冯文炳同志的家里，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冯老是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副主席。在冯老整洁简朴的书室里，我们开始了谈话。
开头，冯老觉得他个人对文艺界的某些意见，现在不必说了，他希望将来有机会到北京时，和一些负责同志当面谈一谈。后来，他还是把他的意见直率地告诉了我：
“我过去在文学写作上很努力，很热心，可是作家协会却把我排斥在外面。我在北京时，曾向卞之琳、何其芳提过，为什么我不能参加作家协会？为什么有些同志把文学界像我这样的人都抹煞了？这实在是不可理解的。现在我明白了：作家协会有宗派情绪。作家协会的这种领导，对文艺工作造成的损失真不小。
“我对高教部、文化部也有意见。1952年把我从北京调到这里来，我以为这里需要我，其实这里并不需要我，半年多没有给我分配工作。下面不了解我这个人，高教部、文化部、作家协会总应该了解我。你们把我扔了，下面还不把我扔了，像破抹布一样。”
当话题转到研究、写作计划上，冯老的情绪平静了一些。
他从抽屉里拿给我一份《废名小说选》选目，这是他最近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自己编选的。他很兴奋地说：
“编完这个选集，写了一篇序文，自己感到很高兴，很有信心。我从1922年开始写作，1931年以后就不写了。这次选出30多篇小说，感到过去写作还有一点经验，那就是这些小说都是接受外国小说和中国古典小说的长处，运用祖国的语言写的。
“我很惭愧，后来成了大时代的落伍的人。但我在没有接受共产党的理论以前，也还是一个真正的诚恳的劳动者呵。解放后我有了进步要求，反而把我扔了。解放之初，我很有写作热情，如果把我组织起来，恐怕可以写出不少东西。”
冯老又从书架上把他写的关于鲁迅作品的讲稿拿给我看。我看到的是这样三份：“鲁迅《狂人日记》的分析”、“《药》的分析”、“《阿Q正传》的分析”。冯老的眼睛在一次下厂的时候损坏了，现在读书、写作每次不能超过两小时。他写作的时候，要用左手托着一块薄板，挨近身子，右手悬空地描写着。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写出篇幅如此浩繁的讲稿，那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啊！他说：“这些讲稿对青年理解鲁迅的作品，会有些帮助，对于反教条主义，也会有些影响。我准备继续写下去，对鲁迅的小说和杂文都做一些分析，使青年了解鲁迅作品的真面貌。”
当我提起从报上看到他准备用10年时间写两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笑着说：“那只是我感到有责任呐喊一下，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
他告诉我，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准备写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经历的道路。他说，鲁迅就曾有过写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计划。现在我们写这样的小说，思想上是明确了：知识分子如果不与工农结合，将一事无成。另一部长篇准备以个人的经历，反映江西、湖北从大革命开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解放后土改、农业合作化为止社会面貌的变化。
冯老说：“写作热情我是有的，但写起来也有困难。表现个人的思想感情变化还容易，也能表现得真实，但是工农兵是不是也喜欢看呢？怎样达到普及的目的，是个问题。另外，我所掌握的语言，在汉语中是很美丽、很有效果的，但是，是不是适合表现生活，也是个问题。”
当我问他有没有写短篇的计划时，他说，不打算写短篇，但要经常写一些散文；常常写散文，可以把语言的长处发挥出来。他提到过去的《语丝》，每周出一次，都给人一种新鲜的生气。他认为，现在也应该有这样一个刊物，生动、活泼、有力量，用美文来表现我们伟大的时代。这个刊物可以由几个风格相同的人来办，自然它也要做到干预生活，丰富多彩。
他感到现在所出的刊物，好像是一副面孔，好像是穿了制服似的。《文学研究》和《文学遗产》是一样的，似乎是独鸣；像文史馆办的，没有生气。
冯老微笑着说：“我感到自己还年轻，可以把那两部长篇小说写出来，说不定还可写出一本散文集哩。
“我相信毛主席的领导，相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心里很快乐，情绪总是很好的。但是，怎样在写作上打开一条路，怎样使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迫切希望得到帮助。大旱望暴雨，我像枯苗一样地期待着雨水的润泽。”
冯老很热情，不知疲倦地和我谈了三个多小时。当我向冯老告别的时候，已经是薄暮时分了。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又去访问了东北师范大学教授、作家协会长春分会副主席蒋锡金同志。我知道他近来很忙，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市委召开的宣传会议，他都参加了。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在长春，领导上是有顾虑的，束手束脚，还不敢大放。这主要是认识问题，简单化的作风、教条主义的影响是长远的，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长春》文学月刊也不敢放。它好像不犯错误，实际上是犯了错误。对陈其通等人的文章，4月号想发一篇赞成的文章来压阵，结果毛主席的讲话传达下来，临时又把它抽下了。‘编后记’里还贴上了一块纸，想这样来掩盖错误，是更丢脸的事。其实，发表这一篇错误的文章，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这几年，长春搞文艺工作的人不大碰头，也不大写理论批评文章。没有做什么事，自然也就不会犯错误，但它本身就是错误。恐怕这也是长春文艺界沉寂的原因。
“作家、编辑怕犯错误，还不是怕检讨。检讨没有什么可怕，谁不愿意洗刷自己的错误呢？可怕的是在检讨后，你再也不能工作了，甚至连你这个人也完了。”
他又颇有感触地说：“今天，谁要是反对共产党，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谁会反对毛主席呢？除非他是疯子。疯子在大街上大喊大叫，那是没有人呼应的。现在，我们提意见，是为了把矛盾摆出来，解决这些矛盾。党和国家的基础是巩固的，是动摇不了的。
“尽管长春有些问题不是短时间能解决的，但我对长春的前途还是乐观的。乐观的根据是，毛主席的讲话是谁也不能变更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再也守不住阵脚了。群众的潜力发挥出来，堡垒总会攻破的，花迟早总会开放的。”
锡金同志现在在东北师大、人大讲授“文学理论”一课。他说：“现在文学理论上可说是多事之秋，教这门课比较困难，需要重新思考许多问题。我们是根据苏联教学大纲讲授的，但要补充中国和东方各国的材料。为了使学生能比较方便地看到这些材料，我正在做一些编译介绍东方文学的工作。”最近吉林人民出版社已出了他编的“东方文学丛辑”二册：《亡灵书》《朝鲜往日民歌选译》。今年内，他还将编写出三四册这样的书。
后来，我们又谈到作家协会的工作。这时候，锡金同志的几个孩子跑了进来。我不愿过多地占去锡金同志的假日，就匆匆辞别了。
当我走到宽敞的斯大林大街上，我看到那绿色的垂杨、那绿色的篱笆，使整个长春成了一个绿色的城市。我想，这里的人们在迎接的另一个春天—一百花齐放的春天，也快要来到了。
1957年5月16日
附记：本文在《文艺报》1957年第11号发表时用的题目是：《迎接大鸣大放的春天》。
加强理论学习 深入群众生活——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会议
1982年6月27日至30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工作会议。这是作协恢复工作后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也是最近召开的文联四届全委会二次会议的继续。作家协会各地分会负责人、作协主席团、书记处部分成员及作协各部门、各刊物负责人等共九十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开始和结束时的大会，分别由作协副主席沙汀、冯牧主持。与会同志认真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关重要讲话和有关中央文件的精神，听了王任重同志在文联四届全委会二次会议上的报告录音和胡乔木同志6月25日在中宣部、文化部举办的茶话会上的讲话录音。会议开始时常务书记朱子奇代表作协书记处做了工作汇报。然后分成三个小组就如何组织作家深入生活、如何培养青年作者等问题交流了情况和经验；并对作协今后如何改进工作及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交换了意见。会议期间讨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若干意见》（草案），并一致赞同中国文联四届全委会二次会议通过的《文艺工作者公约》。贺敬之同志参加了会议领导小组和各组召集人的联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结束时，作协副主席张光年做了小结。光年同志强调，作协及各分会要采取各种方式，帮助作家与各条战线沸腾的生活保持经常、密切的联系。同时，要帮助作家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作家协会的工作要进一步改善领导，要更多一点民主空气，更少一点官气。
与会同志认为，这次工作会议是开得很好的，发言踊跃，气氛热烈。通过学习、座谈，提高了认识，交流了经验，鼓舞了士气。会议既务虚又务实，虚实结合，基本上开成了一个学习的会、团结的会、鼓劲的会，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分会同志希望今后能经常召开这样的会议，以便加强联系，增进相互了解，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次会议的主要收获是：
一、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弄清了文艺与政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提高了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自觉性。
会上着重学习、讨论了乔木同志在茶话会上的讲话，同志们认为讲得很有说服力，思想上又一次得到了提高和武装。有的同志说：我们从搞文艺工作开始，把文学是党的事业中的“齿轮和螺丝钉”的理论引为经典，认为是天经地义，从未产生过怀疑。乔木同志澄清了这个观点，令人又惊又喜。惊的是乔木同志捍卫真理的巨大勇气和坚定的党性，喜的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文艺事业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大家一致赞同并高度评价了乔木同志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十分精辟、透彻，使人顿开茅塞，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将给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带来很大的影响。大家决心更好地学习、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坚持文艺上两条战线的斗争，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会上提出：为了使党的各级组织，特别是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同志得以了解、掌握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建议《文艺报》等报刊组织一些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文章，从正面宣传乔木同志的讲话精神，并对一些思想上还不太清晰的问题，如：文学是否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文学的党性原则是什么，对列宁所说的“真正自由”的写作应如何理解，等等，从理论上加以阐述。
二、交流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深入群众生活对繁荣创作、提高创作质量的重要意义。
与会者对作家深入生活的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不少人根据自己的创作经历，列举事实，深有体会地说：凡是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真实表达人民心声的成功之作，莫不是作家扎根于群众生活的土壤，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的结晶。而目前创作上存在的某些千篇一律、胡编乱造以至热衷于脱离人民群众的“自我表现”等现象，则往往是由于作者生活根底太浅，或游离了现实斗争的结果。
会上交流了组织作家深入生活的做法和经验。最近一个时期，作协各分会根据作家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到基层任职或兼职、蹲点以及短期调查研究、参观访问等多种方式，帮助作家同人民群众保持经常的、密切的联系。有的分会已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帮助本地有条件的专业作家建立了长期的生活基地。有的地方的作家自己在地、县工作，把家眷安置在农村，被称为“一头沉”，他们往来于城乡，对生活中的新人新事更为敏感。与会者认为，不论采取哪种方式深入生活，重要的是要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打成一片。深入生活就是要深入群众，深入人心；不做生活的旁观者，而要做生活的主人，要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推动生活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写出深刻揭示现实矛盾冲突、真实反映时代风貌的打动人心的好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