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下几帧真切的史影——一个记录者眼中的周扬
中学时代，我就爱编编写写，立志长大后做一个新闻记者。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我如愿考进复旦大学新闻系。
进入复旦不久，就与学生会、团委会的宣传工作结下不解之缘，一直担任团委宣传部长、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宣教组长等社会工作，对宣传鼓动工作逐渐有了兴趣和热情。由于参加校园里红旗手文艺社的活动，参与编辑复旦大学校刊副刊，加上选修中文系许杰教授的“文艺批评”课，我又对文学编辑工作和文艺理论工作有了跃跃欲试的激情。即将毕业之际，原来学校党组织打算把我留校做青年团（共青团）的专职干部。我却在毕业生调查表上填了三个志愿：一是文学编辑，二是文艺理论研究，三是党的宣传工作，唯独没填组织要求的“青年工作”。那时，胡乔木、周扬是我心目中的旗帜，把他们当作我学习、效仿的榜样。我一心一意、执着追求成为一个以笔为武器的文化战士。
真是无巧不成书。临近毕业分配，政务院文委的一纸电文，要求复旦大学把新闻系应届毕业生全部送中宣部干训班学习、进修，从而改变了我留校搞青年工作的命运。我如鱼得水似的跨进党的宣传工作的门槛。
难忘的一课
我和同班同学40多人于1952年8月底到北京西单舍饭寺中宣部干训班报到。刚过了一个星期，干训班举办的专题讲座请来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的周扬讲第一课，题目是《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基本观点》。在这之前，我虽然已读过周扬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及《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论赵树理的创作》等论著，但一直无缘识荆。在干训班礼堂，第一次见到心仪已久的周扬。当年周扬才44岁，年富力强，仪表堂堂，气宇轩昂，讲起话来，提纲挈领，条分缕析，滔滔不绝，头头是道。他留给我的最初印象，确是一表人才，一位卓越的宣传家、文艺理论家。
我“文革”前的工作笔记、学习札记差不多都散失了，但如今手边还保留着一本“中宣部干训班笔记本”。薄薄的24开练习本，浅蓝色封面已褪色，上、下角也褶皱破损。打开这本笔记本，第一页记录的就是周扬讲话。他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文艺与群众相结合的问题；二是正确对待文艺遗产问题。他满怀激情地说：现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即新的人民群众的时代。文艺要全面地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要与群众的思想感情相通。文艺要通过形象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思想、感情和愿望，帮助群众、鼓舞群众推动历史前进。他明确指出，中国文艺有伟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为了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就要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要在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真实反映生活中的矛盾与斗争，并把它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还特别强调，新时代的作家对人民负有责任，必须考虑写出的作品是对人民有益还是有害。教育人民，首先是教育青年。要像苏联优秀作品那样，努力培养人民新的道德品质，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让他们生气勃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
在谈到批判地继承民族文艺遗产时，周扬反复强调，中华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极为丰富，并有着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新的人民的文艺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在批判地继承、接受民族文化遗产的民主性、人民性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如果不尊重民族的优良传统，新的文艺就不能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他谈到，每个民族的文艺都应当有表现自己民族特点的民族形式。创造性地学习、掌握民族形式，文艺才能更好地到群众中去。学习民族形式，并不是要文艺工作者都去演京戏，作五言、七言诗，而是要学习它的人民性，认真研究人民群众的语言，了解、掌握一个民族广大群众共同的心理状况和他们的生活习惯、风俗。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真正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周扬这次讲话紧紧抓住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正确对待民族文艺遗产这两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对文艺的基本观点，让我们这群刚出校门的青年知识分子、初学写作者对文艺的性质、方向、作用、任务，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髓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我来说，这是终生难忘的一课，毛泽东文艺思想可说是从这个时候起在我心灵深处更为牢固地扎下了根。
真没料到，时隔不久，我的又一梦想成真：在干训班学习才一个月，丙班支部书记找我谈话，说是组织上决定让你去给周扬同志当秘书。我进中南海西门，到中宣部报到，时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的严文井对我说：已同周扬商妥，让你先随我到全国文协（中国作家协会的前身）工作，熟悉熟悉文学界情况，当周扬秘书一事以后再说。这样，1952年11月，我就跨进东总布胡同22号作家协会的门槛。我在《我当秘书的遭遇》（见拙著《岁月风铃》）一文中，已具体记叙了周扬当年对我的谈话、布置的工作以及我如何被卷入“反胡风斗争”风暴的前前后后，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只是还有二三事，刻印下我初识周扬的难忘印象，值得补记上几笔，为文坛留下一帧史影。
尖锐的批判
1952年9月至12月，中宣部主持召开了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这个讨论会是周扬写信请示周总理，经总理批示同意后召开的。开讨论会的意图是要认真地帮助胡风，努力争取他在文艺思想上转变和改正自己的错误。讨论会一共开了四次，我走上全国文协工作岗位不久，作为工作人员（记录）参加了12月11日、16日召开的第三、四次讨论会。对这两次会，我在致友人书中有如下记载：
胡风的思想批判现正在党内进行，由中宣部领导。他已检讨了三次，在基本问题上都不肯承认错误，真是顽强的小资产阶级。现已开过一次批判会（指12月11日召开的第三次——笔者注），由周扬主持，参加的有：冯雪峰、何其芳、林默涵、严文井、周立波、陈企霞、阳翰笙、邵荃麟、胡绳、田间、艾青、王朝闻、王淑明、张天翼、葛琴、萧殷、杨思仲（陈涌），还有过去的以胡风为首的小集团（胡风、舒芜、路翎）。我和陈淼担任记录，因此也有机会参加了。能参加这个会，真感到幸运。
胡风的错误是非常明显的，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是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与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现实主义的斗争。
——摘自1952年12月14日致友人信
胡风文艺思想座谈，16日又开过一次会。周扬、胡绳、邵荃麟意见都提得非常尖锐。但胡风确是顽强的小资产阶级。最后他发言时，仍没有检讨什么，都是一些解释。现在这个会不打算开下去了，要他写成检讨文章，考虑发表，展开群众性的批判。
——摘自1952年12月27日致友人信
流光易逝，距离召开上述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至今已过去整整一甲子。参加讨论会的文坛前辈们，除杨思仲（陈涌）如今还健在外，其余的20多位都先后谢世了。担任记录的陈淼也早已逝世，我也成了八旬老人。
作为一个亲历者，根据会上的讨论情况，在致友人的信中，简明扼要地写下了我的主要印象。当年我是一个年轻的文学工作者，虽然在中学时代，从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上也约略知道一点邵荃麟、胡绳等曾对胡风文艺思想展开过批评；但总的说来，对胡风文艺理论是不甚了了。因此，毋庸讳言，那时我是毫不怀疑地接受、信服周扬、林默涵、何其芳们对胡风的批判的。至今我脑海里还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1952年周扬等对胡风的批评虽已很尖锐、严厉，并已认定是文艺上的一个小集团，但主要是批判他在文艺思想上反毛泽东文艺思想、路线，而在政治上仍然肯定胡风一直是跟随党，与党站在一起的，是党的同路人或把他看作“党外布尔什维克”。只是又过了两三年，胡风向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呈送《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随后《人民日报》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胡风问题的性质才一步一步从文艺小集团、反党反人民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派别升级为反党集团、反革命集团。从周扬1952年下半年在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发言，到1954年12月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上的报告《我们必须战斗》，到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可以清晰地看出：周扬对胡风的认识，大体上也经历了上述这样一个过程。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胡风集团”一案的平反，扣在胡风头上的各色各样的政治大帽子才一顶一顶地摘下来。
反胡风集团斗争结束了我当作协党组秘书、周扬秘书那段经历。从那以后，近距离接触周扬的机会少了。但他在大会上做报告，在座谈会上讲话，还是有机会聆听的。即使1959年我调离北京到河北工作后，由于天津离北京很近，加上1961年后我又在河北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工作，因此周扬的一些重要报告，如在第三次文代会、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华北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等，我都从天津赶往北京当面聆听了。至于他来河北、天津视察，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河北部分作家座谈，我也都在场。有一次，河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还曾让我去大理道天津市委招待所看望来津调研的周扬，向他汇报河北作家的创作情况以及省里举办革命歌曲演唱会等相关情况。总之，在十年浩劫之前，周扬一直是我心目中最权威的文艺界领导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最权威的阐释者、实践者。
难产的报告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作协恢复工作，我又从河北调回阔别近20年的作协。参加了一段作协落实政策的复查工作后，从1979年2月起，被抽调到筹备四次文代会的文件起草组工作。
四次文代大会是粉碎林彪、“四人帮”后，我国各路文艺大军胜利会师、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是我国文艺战线一次十分重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中央对这次大会极为重视，早在1979年初，就将召开四次文代会列入工作日程，着手抓大会的筹备工作。2月12日，文件起草组正式成立，冯牧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说，胡耀邦要求在3月15日左右拿出一个2万字的报告稿来。报告一是总结经验，讲文艺战线走过的道路，二是明确提出今后文艺的任务。按中央的安排，准备将四次文代会与纪念“五四”60周年的会同时开，届时请邓小平副主席讲一次话。
由于时间紧迫，文件起草组很快积极投入战斗。在冯牧等的带领下，看了一些文件，听了一些报告，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并几次拟出报告提纲和报告初稿。但由于中央忙于抓理论务虚会、人代会、“五四”纪念会，加上文代大会的报告人迟迟没有定下来，报告的框架、内容无人拍板，因此完成报告的时间就拖延下来。从2月到8月，半年之中，文件起草组的办公地点先后搬迁了七八次，从礼士胡同、国务院二招到向阳一所、市委招待三所，从外国实习生招待所、北京军区后勤部招待所到东四旅馆、颐和园清华轩。这段时间，我重温了一系列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的文件，参与有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运动经验的讨论，思想上获益颇多，为今后从事文学组织工作做了较好的精神准备。同时，享用了半年多会议伙食，身体原本单薄的我，体重由52公斤骤增至60公斤，精力更加充沛了，这也可说是一个附带的收获。
1979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中宣部召开了多次有关文艺问题的座谈会。会议主题是迎接四次文代大会，围绕如何开好大会，请大家发表意见。文艺界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期间，8月4日周扬发言时，胡耀邦才插话明确表示：中央已同意，文代大会的报告由周扬来做。在这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谈到大会报告的内容应包括三部分：一是回顾30年来的文艺发展，充分肯定成绩，肯定文艺是重要的一个方面军；二是讲新时期文艺战线的光荣职责，要回答一下当前讨论的若干理论问题；三是谈文联和各协的工作，着重谈一谈组织、体制上的问题。周扬在这次会上，讲了三点意见：一是用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自我批评、寻找规律的精神来总结经验；二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年的文艺要有一个恰切的评价，我不赞成说17年有一条“左”的路线，但有“左”的、右的错误，要讲一段30年的缺点，要讲得恰当；三是对文艺形势的估计，总的说形势很好，对青年作者、伤痕文学，一要鼓励、支持，二要帮助、引导。要搞好文艺领导干部与文艺工作者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