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之后，我即全神贯注地进入“研究助手”、“业务秘书”的角色。从作协图书资料室找来胡风的八九本评论集：《文艺笔谈》《文学与生活》《密云期风习小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我以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一文中所阐述的我们与胡风文艺思想的根本分歧和郭沫若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中批判胡风所谓的“五把刀子”为线索，戴着有色眼镜睁大眼睛从胡风著作中逐章逐段、逐句逐字地找问题。对我这么一个缺乏理论根底的文学青年来说，要读懂胡风著作中一些晦涩的“奴隶的语言”，实在是一件十分吃力的事，有时不免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时间短，任务重，压力大，我只好回绝了未婚妻的周末约会，中断了同父母弟妹的书信往来，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地阅读、摘录资料，将两份整理好的资料及时送到周扬手里。
正当我得心应手、沾沾自喜的时候，一场来势凶猛的“急风骤雨”把我卷了进去。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随后又发表了第二、三批材料，毛主席以《人民日报》编者的名义加了按语，由此，一场肃清胡风分子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我所在的单位、部门——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秘书室挖出了一个“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这个“胡风分子”交代，他向胡风集团传递的情况、消息，有些是从我口中得知的。于是开始追查我向胡风集团“泄密”的问题。我当了50多天周扬的秘书，到此也就夭折了。
初来文协那几年，我一直担任党组记录、秘书。我回到办公室，创委会秘书室的同事，包括那个“胡风分子”，常常向我打听党组有些什么指示精神，对下段工作有些什么安排。我“政治上麻痹大意，丧失警惕性，缺乏阶级斗争观念”，把批判胡风看作文艺思想论争，加上又夸夸其谈，好表现自己，在闲聊漫谈中，曾不止一次地向那个“胡风分子”透露过：在什么情况下要讨论路翎的作品、发表胡风的检讨以及在理事会上将对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做总结，等等。在揭发批判我的会上，同志们尖锐地指出这些都是反胡风斗争的部署，是党的机密，疾言厉色、寻根究底地追问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胡风集团泄露机密。面对穷追猛批，我瞠目结舌，张皇失措，于是又进一步被怀疑为胡风集团在作家协会的“坐探”。这对我可说是如雷轰顶的巨大打击。我一直受到领导的信任、重用，听到的是一片赞扬夸奖的声音，春风得意，一帆风顺。一瞬间，我好像从高山之巅被摔到万丈深渊，顿时成了肃反运动的对象。我痛苦羞愧之极，简直无地自容。经过长达一年零四个月的审查，才做出了我同胡风集团没有组织上的联系，所犯“泄密”错误属于严重自由主义的结论。当年毛主席老人家有句名言：“有些自由主义分子则是反革命分子的好朋友。”因而会上会下批判我的调门很高，斥责我充当了胡风集团的义务情报员，是反革命分子不折不扣的好朋友。本来要给予我这个反面教员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姑念我平时工作积极，运动后期态度较好，才减轻为党内严重警告。我经历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到此才画上一个句号。
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当头棒喝，确实促使我猛然醒悟。我从患得患失的心态中逐步解脱出来，振作精神，抱着将功补过的心情加倍努力地做好本职工作。我那快翘起来的尾巴被打了下去，对自己的估计清醒冷静多了，说话办事也越发谨慎了，特别是意识到，再也不能把自己封闭在机关、斗室里搞秘书工作、文字工作，一定要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锻炼、改造自己。
1958年春到1959年秋，我下放劳动锻炼了一年半。这以后就调到河北工作了，先在省文联，后到省委宣传部，仍主要做秘书工作，不时给省文联、省委宣传部以至省委领导同志起草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报告，为省报写有关文艺的社论。也就从这时起，我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材料作家”。在省委机关里，也算是个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了。当“文革”狂风席卷中华大地时，我又一次被卷进斗争漩涡中去。运动刚拉开序幕，我就因在反胡风斗争中泄密受过严重警告处分而被看作“危险人物”，不让参加江青炮制的那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学习讨论会，不让听中共中央《**********》的传达，一开始就被置于靠边站、受审查的地位。当报刊公开点名批判周扬之后，我那一度当过周扬秘书的经历，成了众目睽睽的大问题。当我主动向本单位“文革筹委会”如实交代了自己同周扬的关系后，迎来了一些造反派异样的惊诧、怀疑的目光：“哦，原来我们身边还藏着一个周扬黑线上的人物哩！”揭发批判省委宣传部“走资派”远千里的大字报、批斗会上，把我当作他的“亲信”、“大红人”、“黑干将”，列在其“招降纳叛”名单之首。砸周扬文艺黑线黑网时，我又被斥责为文艺黑线的“小爬虫”、“吹鼓手”。一顶顶帽子接踵而至，我噤若寒蝉，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了。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五七”干校，我在整党会上诚惶诚恐、一本正经地做了五六次斗私批修的检查，仍过不了关。众口一词地批评我对周扬、远千里恨不起来，在思想感情上同文艺黑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划清界限，因而迟迟不能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斗、批、改结束，重新分配工作，工、军宣队把我打发到了一所工科院校。好心的同事为我去说情，建议仍让我搞文艺工作，一位军宣队负责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他是修正主义大染缸里滚出来的，不能再让这样的人占据文艺阵地。这时我心灰意冷，别无选择，只好被迫改行了。可我依然关注着文坛的风云变幻和作家的遭遇命运。
十年浩劫过去，春回大地。中国作协恢复了工作。我又回到了自己最初供职的单位、部门——作协创作联络部（它的前身即作协创作委员会）。80年代初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的平反，我因“泄密”所受的严重警告处分也被撤销了，终于卸下背了二十五六年的思想包袱而轻装前进。一个炎炎夏日的下午，周扬来沙滩文联、作协办公的简易房看望大家，走进创联部，陪同他的那位负责同志指着我向他介绍：“束沛德50年代就给你当过秘书。”周扬笑着说：“束沛德，我早就认识了，在文学战线工作30年了吧，是作协的老同志了。”他问我：“你是创联部主任了吧？”我说：“主任是葛洛，我是一个助手。”其实，那几年，我依然不间断地做着秘书工作，诸如第三次作代会开幕词，作协三届二次理事会上的会务工作报告，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法所做关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学的演讲之类的报告、讲话，捉刀人还是我。也就在这前后，老编辑家、评论家陈企霞在作协的一次会上说道：“束沛德20多岁就给周扬起草访苏的演讲稿了，如今年近半百，怎么还不能让他挑挑担子呢？！”稍后，中央提出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我有幸被选进作协领导机构党组、书记处，又做了十几年文学团体的大秘书。
回眸往昔，不禁感慨万千。从50年代初任作协创委会秘书、党组秘书到八九十年代任作协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实际上是个秘书长班子），从1953年当第二次文代大会秘书到1985、1996年先后当第四、第五次作协代表大会副秘书长，在人生舞台上我始终扮演秘书的角色，同秘书工作、文字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年轻时的记者梦、评论家梦都破灭了，既没当成新闻记者，也没当成文学批评家。在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充其量也只能算个散兵游勇，在理论研究上毫无建树。但我无怨无悔，这么多年我毕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为发展当代文学尽心尽力地做了打杂、跑龙套、拾遗补缺的事儿。
“束沛德不是理想的帅才，是个好秘书！”干了大半辈子，得到这么一句评语，也就够了。
1998年2月
忆50年代的创委会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简称创委会）成立于1953年3月，这已经是60年前的事了。
创委会是在什么背景下成立的呢？那是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之后，中央为了改进和加强全国文协的工作，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学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认真地担负起领导作家的创作、批评、学习等活动以及指导普及工作的任务，决定改组全国文协为中国作协。在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中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下设立一个创作委员会，作为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
全国文协是在1953年9月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改组为中国作协的。这就是说，创委会在文协改组为作协前半年就应运而生了。1953年至1954年作协先后设立了创委会、国际联络部（后改为外国文学委员会，简称外委会）、普及工作部（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古典文学部等。在这些职能部门中，创委会是开展活动最为活跃、联系会员最为密切的一个机构。如今七老八十的那批会员，说起50年代的创委会，依然记忆犹新，怀有一种亲切感。
我是1952年11月由中宣部干训班调入全国文协的。在严文井、沙汀的麾下，经历了改组全国文协、筹建中国作协的全过程。创委会刚成立时，下面就设有一个秘书室，负责掌管资料研究和调查、联络工作，并编辑内部刊物《作家通讯》。当时我是创委会的一个秘书，也是《作家通讯》的编辑。1957年反右整风后，作协调整工作机构，于1958年初撤销创委会。同时我也被下放河北涿鹿劳动锻炼。从1953年3月到1958年1月，创委会的寿命总共也就是四年零九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创委会的负责人、工作人员屡有调动、变迁，而我是惟一自始至终没离开创委会的，可说是与它同命运、共存亡，是创委会整个历史的一个见证人。
创委会刚成立时，主任由党组书记邵荃麟担任，副主任是沙汀。1953年9月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协后，同年11月作协主席团会议决定周扬担任创委会主任，邵荃麟、沙汀为副主任，创委会委员有：陈荒煤、曹禺、陈白尘、艾青、袁水拍、张天翼、老舍、王亚平。从1953年春到1958年初，先后担任过创委会主任的有：邵荃麟、周扬、刘白羽、康濯，担任过副主任的有沙汀、邵荃麟、李季、菡子等。
创委会的任务
为了加强对文学创作活动的组织和指导，在四年多时间里，创委会担负了哪些任务，做了哪些工作呢？根据我的回忆和手边留存的资料记载，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组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学习。
这是创委会成立后做的第一件重要工作。从1953年4月下旬到6月下旬，创委会组织在京的一部分作家、批评家和各文学部门的领导干部40多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创委会为此制定了学习计划，规定了必读文件，开列了供讨论时参考的若干文学作品。按照学习大纲，就“从马、恩、列、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及对文艺的指示来认识现实主义的发展”、“关于典型和创造人物的问题”、“关于文学的党性、人民性问题”、“关于目前文学创作上的问题”四个专题进行讨论。邵荃麟因病未能参加，讨论会由冯雪峰代为主持。每次讨论会都指定了首先发言人，上述前三个专题分别由陈涌、林默涵、陈企霞、王朝闻、严文井、钟惦棐先发言；第四个专题则先由马烽、袁水拍、陈荒煤、光未然等分别汇报了近年来小说、诗歌、电影剧本、剧本的创作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讨论比较充分、深入，也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交锋，比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关系和区别、写英雄能否写缺点等，就是争论较多的问题。每个专题讨论告一段落后，都由主持人冯雪峰做初步总结。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学习讨论的全过程，会后根据记录写出《全国文协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情况报道》，约9000字，分两期刊登在《作家通讯》上。这次学习收获很大，为开好全国文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做了思想准备，明确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批评的最高准则。
二是开展创作组的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