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一向给自己定位为儿童文学评论队伍里的散兵游勇，不是专业评论工作者，但不管怎么说，毕竟与儿童文学批评打了多年交道了。对这项工作，多少还是有些体会的，这就是我在《谈儿童文学》一书序言中写到的，后来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谈到的三点：一要丰富学养，不要不学无术；二要厚积薄发，不要急功近利；三要有胆有识，不要畏首畏尾。这可说是我一直努力追求的目标，但如今实际达到的可能相距甚远。
改善文学批评生态，树立良好批评风气，已成了当今文坛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响往、赞美与人为善、实事求是、入情入理的文学批评。在这次座谈会筹划之初，我曾向会议组织者提出：热切希望这次会直率地谈谈我在儿童文学评论上的成败得失，即不光谈成就和特色，也要谈欠缺和不足；并期望这次会能对发扬优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有所促进。我感到，会上对我鼓励、赞扬的话还是多了点，不讲情面、直言不讳的批评还是少了点。也许这是对我这样一个逐渐淡出儿童文苑的八旬老人笔下留情，留有余地。相信我吧，我还是有着倾听尖锐批评的雅量的。竭诚欢迎朋友们会内会外、当下或今后继续不吝批评指教。谢谢！
2011年8月
我赢得25年美好时光
搬来安外东河沿8号楼已将近25年了。搬家前三四个月，我被协和医院确诊患上令人忧虑的鼻咽癌。
1988年1月11日，那是严寒季节一个阴暗的日子。在耳鼻喉科门诊室，面对主治大夫在我的病历上写下可怕的“ca（癌）”字，我的身心就被笼罩在癌魔的阴影之下。我努力说服自己，要“勇敢面对”、“处之泰然”；同事、朋友也劝慰我：“放开，不要有负担，把一切置之度外。”然而，当我想起只差三年半就到退休年龄，本可以从容地读点书，写点文章，偏偏在这即将“到站下车”的时刻遭到癌魔的无情袭击，心中不免有几分悲凉情绪。
大病初愈，不敢有很高的期待，心里暗自许了一个愿：先争取3年、5年的存活期吧。没料到，8年、10年、15年、20年，一个一个坎儿都平安顺利地迈过来了。如今我已闯过25年大关。看来可以骄傲地说：我已彻底战胜了癌魔。
其实，我与癌魔搏斗，也没什么妙法绝招，只是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地坚持了老生常谈的三条：一是切实遵医嘱，放疗6周，服中药两三年，这段时间按中医大夫说的不吃螃蟹和无鳞鱼；无论如何不乱投医，不乱用什么偏方。二是少生气，少埋怨，少攀比，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遇麻烦事力求心理上的平衡。三是休养四五个月，就照常上班，适当掌握工作、生活节奏，避免过于劳累；多少参加一点体育锻炼，学过气功，做做自编的健身操，坚持散散步。
从1988年1月到2013年1月，我整整赢得了25年美好时光。25年，在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一瞬间。而如果按平均寿命75岁来算，那25年就相当于人生旅程的三分之一；即使按长命百岁来说，25年也占了漫漫人生路的四分之一里程了。25年，对人的一生来说，可是无比重要、宝贵、不可多得的啊！
回望逝去的这25年岁月，且不说国际风云的变幻、中华大地的沧桑，单看我个人的经历、遭际，也可说是三生有幸。
这25年，我在文学工作岗位上超期服役7年，直到67岁才退休；特别是在儿童文学组织工作岗位上又当了10多年义工，主持了多次儿童文学评奖和作品研讨会，76岁才挥手告别中国作协儿委会。在年逾古稀之际，还得了一纸奖状——宋庆龄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
这25年，我坚持边工作边读书，边思考边练笔，先后出版了10本评论集和散文集。尽管这些文章质量平平，没多少特色，但总算留下了一份有点个性色彩的人生记录和读书札记。在我75、80生日前后，作协儿委会、中少社还分别为我召开了散文集《岁月风铃》座谈会和“束沛德儿童文学评论座谈会”，让我这样一个业余老作者，有幸当面聆听到朋友们对自己笔耕成果的批评意见。
这25年，由于出访、开会、探亲、旅游，我有机会多次走出国门，在意大利、泰国、缅甸、加拿大、美国留下自己的脚印。在职时一心投入工作，不止一次放弃了游览名山大川的机会。退下来以后终于得以补补课，先后游历了黄山、庐山、武夷山、峨眉山、张家界、鼓浪屿，并登上美丽的台湾宝岛。外出走走，呼吸点新鲜空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愉悦了身心。
这25年，我与老伴同甘共苦、相依为命，手拉手、心连心地一起度过60、70、80生日和金婚纪念。年过70后，先后抱上两个孙子，尝到含饴弄孙之乐趣。我兄弟姐妹8个，加上儿、女、侄、甥辈，如今已组成21个小家庭，家庭成员总共51人。2001、2011年，在家乡丹阳有过两次难得的大团聚，深深体味到至诚至纯的亲情的温馨和欢乐。
25个春秋，自然也遇到过一些不称心如意的事，但我确实应当知足了。试想，如果25年前癌魔夺去了我的生命，那我就不会有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生阅历，也就品尝不到那些聊以自慰或值得庆幸的人生滋味。不用说，那样，我会带着不少遗憾、悔恨撒手人间。如今我年届82，思维也还清晰，步履还算稳健，还没显出龙钟老态，偶尔还动动笔，日常生活也能自理。保持如此生存状态，我是心满意足了。即使明天闭上眼睛，似也死而无憾了。此时此刻，我由衷感谢社会的进步、生活的馈赠，由衷感谢亲人、朋友、师长、同事的理解和关爱！
2012年12月
谈谈我自己和我的写作
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版的“蓝夜书屋”丛书，是7位儿童文学作家向青少年读者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写作故事的书。我写的《龙套情缘》，是其中的一本。
先从《龙套情缘》这个书名说起。加盟“蓝夜书屋”这套丛书的作者，除我之外，都是当今儿童文苑中最为活跃、富有实力的作家。我不是儿童文学作家，从来没有写过儿童小说、儿童诗和童话，偶尔写点儿童文学评论，也只能算是评论队伍里的散兵游勇。我主要是个儿童文学组织工作者，是在儿童文学界打杂、跑龙套，做服务性工作的。《现代汉语词典》上说：“跑龙套”就是在传统戏曲中穿着绣有龙纹的戏装，扮演帝王将相的随从或兵卒的角色。我正是以这样一个摇旗呐喊、鸣锣开道的角色，加盟“蓝夜书屋”作者行列的。
几天前，我刚度过70岁生日。从50年代初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到现在，已跨过整整半个世纪。50个春秋，我在文学界当过秘书、干事、科长、主任、书记，职务虽有变动，但从工作性质来说，始终没有离开秘书、组织、联络、服务，可以说是同打杂、跑龙套结下不解之缘。正因为如此，就选定《龙套情缘》为书名了。我觉得，它比起原先曾考虑采用的《岁月风铃》《梦·缘·运》《我给自己打60分》等书名来，似更能恰切反映我的经历、面貌、个性特征。
《龙套情缘》真实而简略地记述了我70年人生经历的某些片断、侧面，反映了文学战线“普通一兵”走过的一条不算曲折但也不太平坦的路。如果用一句类似广告词的话语来概括这本小书的基本内容，那就是：“浓缩七十年风雨人生，回味跑龙套酸甜苦辣”。
1952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算是新中国第一代大学毕业生。我的成长，我的挫折，我的欢乐，我的痛苦，都与人民共和国的命运血肉相连，息息相关。在我的身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历史的投影和折光。
当人民共和国的大船航行在阳光灿烂、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不时沉浸在喜悦、欢乐的氛围之中，尝到了人生的温馨、幸福。大学毕业，分配到作家协会，如愿从事自己喜爱的文学工作；干部“四化”，班子新旧交替，使自己有了挑担子、发挥潜力的机遇；年近花甲，战胜吓人的癌魔，赢得更多的工作、读书、写作时间；与老伴相知相爱，风雨同舟，携手向金婚日子靠近……所有这些，都是让我激动不已、难以忘怀的事情。
当人民共和国的大船航行在乌云密布、狂风恶浪的日子里，我也遇到过麻烦、挫折，尝到了人生的艰辛、痛苦。投身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文艺斗争，犹如在大风大浪中学游泳，前前后后，我共喝过五口水：一是在反胡风斗争中，因“向胡风分子泄密”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二是在反右派斗争中，因“为右派分子鸣锣开道”而受到批判，下放劳动。三是在“文革”中被看作“文艺黑线的大红人、小爬虫”而受批判，迟迟恢复不了组织生活，最后被迫改行。四是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因批判了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造成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我作为领导班子的一员，也濒临随班子改组而下台的边缘。五是在1989年的那场风波中，因我参与作协领导班子发表的《紧急呼吁》，而受到“不予党纪处分”的处理，并被免去党内职务。
在风风雨雨中，我屡屡碰钉子，栽跟斗，挨批评，受处分，同打入万丈深渊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走资派”相比，虽算不上历尽沧桑、命途多舛的受难者，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的幸运儿。我的经历可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当代中国普通知识分子的遭际、命运。我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人有一张嘴巴，嘴巴的作用一是吃饭，二是说话。几十年来，我之所以不断出错，问题多半出在这张嘴巴上。年轻气盛，无所顾忌，敢于说话，爱提这样那样的意见。随着年岁的增长，虽多少收敛了一点，但有话依然憋不住，遇到适当的气候、土壤，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呵！
如何从自己的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我以为，独立思考，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讲真话，实话实说，这还是应当努力学习、追求的品格和作风。不能因为顾虑“言多必失”而三缄其口。该说的话还是要说，该提的意见还是要提，只是不能不考虑讲话的时机、场合和方式。近些年，我不断提醒自己：在当代中国的环境、气候条件下，你可不要犯“民主急性病”啊。
七十初度，我写下生日感言：凡事讲究一个“真”字，一切都求真务实，做事要认真，待人要真诚，为文要真实。这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是我毕生努力登攀的目标。
说起我的写作经历，如果从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算起，到现在已有54年了。写作上虽没有什么成就，但倒可说是“写龄”不短、资历不浅。
在中学时代就开始练笔了。新中国成立以前，不仅在《青年界》《中学时代》及报纸副刊上发表过一些诗、散文、随笔、小小说；还在上海出版的一个文学刊物《文潮》上发表过两篇抒情散文。我记得，当时一张省报的副刊编辑还曾把我抬举为“青年小品作家”哩！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在大学时代偶尔还写几首诗，但已开始转向学写文学评论；并结合自己做学生工作、团的工作，写了不少思想杂谈。《文汇报》为我开辟了一个《思想改造学习随笔》专栏，不到两个月，连续发表了我写的30多篇短文章。因此当年我在复旦校园里还小有名气哩。参加工作，跨进文学门槛，就同“秘书”这个专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报告、讲话、总结、报道成了我日常写作的主要文体。各种各式的公文、应用文捆住了我的手脚，除了偶尔写几篇评论文章外，再也没有写过抒情叙事散文之类的作品，可说是与创作绝缘了。
60年代初，我就被同事们戏称为“文件作家”。倒也是，熟能生巧，不断地为领导写讲话、总结、开幕词、闭幕词，对这种文体的特征、模式、写法也就大体掌握了。从此面对这类任务，也就不再发怵。1965年我为黄志刚（时任中共华北局候补书记、宣传部长）起草华北区话剧歌剧观摩演出会开幕词，1979年我为刘白羽起草中国作家协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都是从夜晚到黎明，一个通宵就交卷了。1996年，代《人民日报》撰写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让儿童文学繁花似锦》，也只用了一天时间。80年代初，担负一定领导工作后，由于自己是秘书出身，因而我从来也没有让别人代写过讲话、发言、总结、汇报，各种文字材料，都是自己动笔。比如，我在1986、2000年先后开的两次全国儿童文学创作会议上所致开幕词，1986、2001年中国作家协会关于改进和加强儿童文学工作的两个《决议》，以及1984、1996年我在中国作协第三、四次代表大会上所做关于修改《作协章程》的说明，所有这些文件、讲话，从起草到定稿，都出自我一人之手。在这方面，我没偷过懒，也没推托过。写这类文字，要做到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我的体会是：一要坚持认真学习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吃透上头的精神；二要不断了解、熟悉文学界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吃透下头；三要经常注意搜集各种有关参考资料，开阔眼界，拓展思路。除此而外，似也没有什么别的诀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