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教授决定给他的侄子回信。他的侄子打算放弃一个公司的职位，重返大学深造。他的侄子原先是理工科学生，现在竟然想选修一个文科的学位。这个念头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于是，D教授收到了侄子的询问信——D教授能够为文科说些什么？
D教授在回信之中写道：
的确，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为两大集团——文科知识分子和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彼此讥诮，互相瞧不起，都觉得对方有些愚蠢。根据斯诺《两种文化》的描述，这大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至少在目前，文科知识分子处于守势。文科知识分子对于理工科知识分子的了解和尊重超过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了解和尊重。也许，报酬多少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医科教授，或者一个计算机教授的薪金远远超过了一个文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这或许是工业时代的必然现象。理工科的知识终于变成了机器和能量——变成了社会的巨大财富和国家的军事技术。“科学万能”的意识潜滋暗长。“科学”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时，文科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字训诂、历史学、神学，或者文学黯然失色。他们的晦涩思辨和种种古怪的思想观念仿佛脱离了历史而成为智力的空中楼阁。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时常对文科学生说：我们的理念很简单。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你们制作那么多理论体系又有什么用呢？不少文科学生的确无言以对。许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之下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这是科学蔑视玄学的时代。
这的确是两种不同谱系的知识。文科知识是不是面临废弃的时刻了？——人们真的可以脱离文科知识了吗？的确，文科知识分子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多少物质财富——他们更像是一批观念生产者。可是，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生活多大程度地由各种理论观念组织起来的？如果不存在家庭观念、父子观念或者财产观念、人权观念，这个社会的运转肯定是另一种方式。许多关键的理论观念如同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铆钉。不少理工科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是为了“国家”或者“民族”而工作。“国家”或者“民族”即是这个时代关键的理论观念。没有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国家或者民族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或者“民族”只能以抽象的理论观念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脑子之中。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可能召唤无数的志士仁人；千百万从未谋面的人彼此视为同胞——一些人甚至愿意为这两个观念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抛弃性命。所以，许多理论观念的威力并不亚于军舰、大炮或者某种新型的计算机。这些理论观念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核武器，是否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是否允许底层民众在大众传媒之中发言，如此等等。另一些理论观念可能编织到经济活动之中，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一种美学观念与建筑设计、室内装修或者服装行业的关系，生活质量的观念与旅游、饮食或者交通行业的关系，这些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列举许多。
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嘲笑文科知识分子的智力水平，这一点你不必在意——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子常常不对称。一流数学家与三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对比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恶作剧式的批判并不是把矛头指向文科教授的智商。另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批评文科知识分子信口开河，文科知识分子的结论似乎是拍拍脑袋变出来的，而不是一系列实验数据的产物。这种批评本身就有许多信口开河的成分——因为批评者并未读过几篇像样的文科论文。当然，理工科与文科之间的确存在差异。理工科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最新的成果——新的方程式一旦成立，旧的定理随即寿终正寝。文科提倡竭泽而渔——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必须清理论述这个问题的所有资料。一位机械学教授见到我正在阅读十年前出版的一部理论著作，大为惊讶。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许多论题甚至必须从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开始。文科知识分子时常反复地回到人类的某些基本观念，例如善、正义或者真和美，他们的前沿问题是，历史之手如何重新定义这些基本观念。
有趣的是，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训练不一定制造出标准的体制维护者。标准的体制维护者必须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之下成为赢家；而文科的知识训练时常诱使人们追问这些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浪漫的想象或者乌托邦理想往往将游戏规则的缺陷映衬得格外刺眼，这也是某些文科知识分子成为体制之外批判者的原因。哪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愿意尽量压缩批判者的数量呢？于是，文科知识分子往往比理工科知识分子更为频繁地被宣判为不受欢迎的人。
当然，这些简短的描述无法全面地阐明“两种文化”的分歧——这仅仅为你的专业选择提供某些参考。更为深刻的认识或许只能出现在你选择了文科之后——也就是选择了你所不熟悉的那种知识体系之后……
D教授没有提到文科知识分子之中特殊的一族——作家。或许可以沿袭古代的称呼：文人。我明显地感到，作家的形象与通常的知识分子远为不同。
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科举制度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想当状元的读书人必须写得出一手八股文。阐释经典，捎带谈一谈国计民生。文人就不一定了。饮酒，狎妓，作诗，“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作家不像多数知识分子那么正规、理性、刻板，迂腐的冬烘先生靠边站站。浪漫、感性、生气勃勃或者放浪颓废既是作家形象的魅力所在，又是作家性格之中的致命毒素。某些兢兢业业的官员和一批铢两悉称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共识：文学知识分子的狂热常常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干扰。人们开始用“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命名知识分子身上的两种气质。显而易见，作家存有更多“波希米亚”式的冲动、叛逆而不是“布尔乔亚”式的品味和体面。尽管现今的许多作家同时是一个教授，但是，我宁可相信，二者属于不同的原型。为什么许多作家不买批评家的账？批评家的理性和一套一套的概念显然近似于教授们的把戏。
教授们学富五车，谈天说地无一字无来处。游谈无根是他们彼此讨伐的贬词，论断的分量取决于论文背后注释的数量。无论是精辟的结论还是精致的废话，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左顾右盼，东拉西扯，理论的援军多多益善。作家也提出了“读书破万卷”的口号，但是，他们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个性”是作家的命脉所系。他们的杰出想象仿佛是天启之物；他们的思想仿佛不是来自圣贤的教诲，而是某一个生活的顿悟。他们的夸张、任性或者激愤都可以借助“个性”的名义赢得人们的颔首微笑。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是一个教授的鲁迅，告诫年轻人“不读中国书”的鲁迅是一个作家的鲁迅。
作家的“个性”剖开了理论的形而上学遮蔽，恢复感性经验。所以，作家时常走出理论的殿堂，返回有血有肉的民间。许多作家乐于表明自己见多识广——少拿这一套哄人，我们是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不是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子。他们上通三教，下知九流。人间烟火熏黄了文学。可是，文学之中感性的、个别的具象又有什么意义？虚构的故事不可能如同某种特殊的技术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小说之中的人物无法走出纸面，哪怕仅仅为生病的人端一碗水。平平仄仄仄平平，诗人何为？“床前明月光”或者“春眠不觉晓”无非制造了某种心情体验而已。或许，就是这种心情体验解除了理论观念重重叠叠的覆盖？文学重新启动了感官、情感、细节、形象、个人视域。感性再度察觉到理论观念业已打包封存的生活。于是，在文学那里，杂技演员或者盆景不仅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而且也是一种高超的扭曲。失业工人的日子不仅显现为最低生活保障线，而且显现为一个佝偻的身姿与无告的眼神。文学制造的心情体验或许会证实理论观念的高瞻远瞩，或许会敲破理论观念设置的骗局。的确，浪漫、民间、感性、叛逆、个人视域的综合症时常导致许多作家天然地倾心于民众，倾心于人道主义和“左翼”。
浪漫、感性、叛逆造就了作家的特殊风姿。许多作家置身礼俗之外，自诩性情中人。我行适我素，名士自风流。然而，如果浪漫、感性、叛逆汇集到“自私”的大麾之下，个体解放的意义仅仅是拒绝公共戒律和回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从“文人无行”的事例到嬉皮士诗人怪诞行径，人们都可能看到感性的革命如何悄悄地变质。这时，作家有理由回顾“知识分子”称号的缘起：1898年，爱弥尔·左拉率领一批作家、教师签名抗议德雷福斯被捕。知识分子群体走上历史街头的时候，擎旗的人恰恰是作家。
一个作家曾经认定，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找不到感觉的一批人。这曾经是一句名言。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缓过气来了。他们不再像是恓惶的一族。我想从装束、语言和风度这几个方面勾画二十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
装束：那些小知识分子一律结结巴巴地套上了西装领带。见了生人就迫不及待地奉上名片。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上所有的头衔和职务，中文英文一应俱全。一些名片背面还说明自己业已出版几部著作，甚至摘一两句著作之中的警句，或者某一位书评家的评语。偶尔遇上一两位高大的洋教授，他们一定会仰起头勤勉地自我介绍。也有几个小知识分子钟爱不修边幅的形象。可是，他们的休闲马甲与络腮胡子都显得十分刻意，仿佛是借来的。相形之下，大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神态自若。他们衣饰随意，无拘无束。敢于穿中式对襟衫，敢于穿大花衬衫，也敢于穿廉价的地摊货。通常，他们某些小癖好——例如，喜欢收藏各种地图，或者，经常忘了带房门的钥匙——远比他们的装束闻名。大知识分子大雅大俗，甚至有些魏晋风度，例如，伸手向看门人讨烟抽，或者披麻戴孝地到老母亲的坟头号啕大哭。如同大人物不必使用移动电话一样，大知识分子也不用名片——天下谁人不识君？
语言：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不善辞令。彬彬有礼的客套和繁琐的限定语远不如某一个县长或者镇长夸饰的演讲词风趣。然而，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说得出许多县长或者镇长不可企及的故事——旅居海外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几个知识分子从生活之中消失了——他们仿佛从生活甬道的某一个安全出口走了出去。人们快要彻底忘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出现于生活的某一节车厢之中，并且捎回一批真伪莫辨的传奇：形形色色的异国风情，世界名牌大学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洋鬼子被中国菜惹得食指大动，国际航班上遇到了一个拥有几家大公司的富翁，如此等等。当然，许多知识分子缄口不提旅居海外的性苦闷或者租金便宜的狭小寓所之中诸多烦恼，他们强调的故事结局是拒绝高薪聘请而返回故土。这些人的言辞之间时常夹杂了几声英语。某些关键的名词和动词换成了英语单词，有时甚至必须佯装想不起这个词的中文该如何翻译。这是曾经出洋修炼的语言证书。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味了时髦、高贵、修养和不凡的经历。这有助于冲淡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印记，制造“国际学者”的形象。反之，不谙英语是许多知识分子自卑的理由。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像朱自清这种大学者——暗暗地为说不好英语而焦虑。迄今为止，我仅见到一个诗人对于英语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她仅仅掌握三五十个日常用品单词。在英语国家旅行的时候，只要她说出相关的几个单词，对方就会根据当时情境将这几个单词连缀为各种句子，积极猜测她的意图。这甚至制造了某种类似猜谜的兴趣。这种大胆的语言策略或许受到了诗歌结构的启示？
风度：每一代知识分子似乎都拥有自己的风度。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书呆气，例如只穿一只袜子出门或者开会时躲在厕所里演算数学。他们也有机心，也有杂念，也会勾心斗角；但是，这一切必须包藏于安分守己的表情背后。那个时候，拙于言辞是取信于人的首要条件。现今，许多盛年的知识分子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从国家要员的行踪到美国新型的潜水艇，从舞厅里卖春的小姐到几家著名公司的盈亏，他们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之间，一些人仿佛什么书都读过，提及一系列世界级的著名大师犹如谈论邻居；另一些人仿佛什么也不必再读——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天天看足球或者下围棋。可以从他们之间发现才气，胆识，尖锐，自负；但很少看得到安详的神态，甚至看到羞涩。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不会羞涩的人意味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