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笔者欣赏音乐的习惯，大抵喜中不喜洋，还是相当民族的；但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悲怆》是个例外，百听不厌，属于枕边曲。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常被世人总称为柴氏“悲剧三部曲”。它们在揭示个人与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与冲突方面，以及揭示人的精神悲剧方面，都达到了真正的哲学深度。但是，《第六交响曲》与它的姊妹篇相比，还是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它没有外在的命运主题，没有运用民间歌曲、舞曲的元素，而是完全建立在内心体验基础之上，来抒发感情并表达主题思想的。它虽为标题音乐，却几乎不具有叙述性或描绘性等特征，与被视为西方浪漫主义标题音乐滥觞的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相比较，既不具有明确的叙述性内容，而与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相比较，也不具有明显的描绘性特征，它更像一部非标题音乐。它与《离骚》一样，更具有一种“内向”品格，所有的外在感受，都通过内心激烈的矛盾冲突来展现，人生中所有的美好都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刹那间闪亮却转瞬即逝，一切都变成受伤灵魂的倾诉与呼喊，以一种超越的深沉，对不可逆转的命运，送出一抹并不绝望的神奇微笑。描写人生的哀伤、悲叹和苦恼，凄怨感人，有一种难得的悲怆之美，仿佛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墓穴前回顾一生，曾经的一切，都化作深沉的悲怆之美。柴可夫斯基本人这样说：“我肯定地认为它是我所有作品中最好的，特别是‘最真诚的’一部。我从来没有像爱它那样爱过我的任何一部作品。”“在这部交响曲里我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俄国著名音乐评论家巴拉基也夫说得更到位：“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
假如能以《离骚》和《悲怆》的品格来鉴赏《岳阳楼记》，肯定别有滋味在心头。那么，它真正的“眼”在哪儿呢？笔者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它表达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则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想一想吧，为什么会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这不是一个无解的《天问》吗？这不是一个无解的矛盾吗？这不是一种无解的宿命吗？对，这正是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个魔圈，也正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复杂、矛盾、痛苦的心态。
笔者在前文书中说到过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这里就此再延续一点别的价值取向。笔者有个联想很皮相：你看那阴阳八卦图上的两条颠倒鱼儿，一个头儿朝着这边，一个头儿朝着那边，永远扭不到一顺儿去；但它们又都出不得一个圈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在那里面挤挨着、盘绕着，谁也离不开谁。这就好比中国的帝王文化和士君子文化，你朝这边拧，我朝那边拧，满拧。可你俩再满拧，都拧不出一个时空——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和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东土神州，而且起根发苗都在这块古老的黄土地上，谁也离不开谁地厮磨着，渗透着，改造着……搅成一团儿，搅成如今称作“国学”这么一个糊涂东西。你说这里头哪些是应该摒弃的帝王文化，哪些又是应该发扬光大的士君子文化？往往一时理不清，颇多公案、悬案、错案，至今聚讼纷纭，口水笔墨官司打不停。林鹏先生特别形象地说：中国历史“总是在无限被动中、无限的罪孽中挣扎着，喘息着，一溜歪斜地，连滚带爬地”前行着。原因就是两千多年来，帝王文化与士君子文化虽然同在一个历史平台，理论上讲是互相厮磨、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但实际结果显示，帝王文化挟权借势，雄踞于庙堂之上，独霸着麦克风，操控着话语权，占尽便宜。而一早（比如先秦时期）非常强势的士君子文化，却日渐被打压得够呛，一步步后撤，到宋朝这样一个“准先秦”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但在“帝王文化”面前还是败下阵来。这是一个问题！我问过林鹏老师，既然正宗儒学如此强大，号称“仁者无敌”，何以千百年来老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治、平”的政治能量与社会能量，来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何以屡战屡败，成为一代代读书人逃不出的政治怪圈，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肯定也在苦苦思索着：回首一生的坎坷经历，历历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然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我范仲淹奋斗一生，怎么还难以企及？可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就《岳阳楼记》的内在品格说，没有类比于《离骚》与《悲怆》的一种悲怆之美吗？正是：“一个人要经历过多少苦难才能写成像这样的作品啊！”所以，笔者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破解他的《天问》，穿越那个古老的魔圈，开辟一种知识分子的新命运。
行笔于此，笔者忽发奇思，想引进两个人物说事儿。他俩都是古人，比范仲淹还年老得多，一个名叫陈胜，一个名叫安重荣。下面分别说。
陈胜，字涉，楚国阳城县（今河南登封市东南）人。秦朝末年，他是反秦义军的首领之一，与吴广一起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州西南）率众起兵，成为反秦义军的先驱；不久后在陈郡称王，建立张楚政权。陈胜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估计不通儒脉，所以说出话来不会引经据典，不是中规中矩，但却石破天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语出司马迁的《史记·陈涉世家》，原话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意思是说：英雄好汉不死便罢，要死便死得轰轰烈烈，天下闻名。难道王侯将相都是天生的贵种吗？没有说出来的话就是：兄弟们，起来造反吧，改变自己的命运，我们也能做王侯将相。对此，历来史家评为“正能量”：说是“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并“喊出了几千年来百姓心中的真实愿望，对人性的开放和对自由的追求，起了一定的作用，值得肯定”。
陈胜故事与这句名言，世人知之并欣赏者甚众。而安重荣其人其豪语，就少有人知了。还是先把他的豪言壮语亮出来。他说：“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尔！”这话见于《新五代史·安重荣传》。安重荣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安重荣，小字铁胡，山西朔州人。家里穷得与陈胜差不多，所以也是一个没上过学、没有文化的人，对儒家经典一窍不通。可他生得力大无比，擅长骑马射箭，最后做到五代晋振武巡边指挥使。就这么个一介武夫安重荣，狮吼一声天地惊：天子难道有天生就好命，是贵种吗？谁的兵强马又壮，谁就来当皇上！有陈胜在先，安重荣这话不算“第一声春雷”，可他这是力量大得多的炸雷，王侯将相已然不在话下，直接要当天子皇帝爷，而且啥也不指望，就靠兵强马壮。敢情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原创呀。
如上所说，陈胜和安重荣这两个人，都是不读圣贤书的人，都不是士君子，都不会从小就像范仲淹那样求神问卜：我能成为良相吗？我能施展平生所学辅君安民平天下吗？或者像大多数志于禄者那样“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吗？陈、安们的思路根本就不受儒家传统的束缚与限制，他们是到什么山头唱什么歌，念不起书咱就打文盲，活不下去了咱就造反，吃饱喝足了咱就想办法掌点权，兵强马壮了咱就打倒皇帝坐皇帝……反正从来没想过要当良相或者良医什么的。自然，他们也就永远不会有“进退失据”的苦恼与宿命。于是笔者假设：如果陈胜、安重荣这种“局外人”，去掉一切现有的劣根性，用别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当然，其中一定保有儒家价值观中那些先进成分）武装起来，那不就有了一种中国新人类了吗？也许只有这一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具有独立社会人格的“朋党”，才是改造中国的希望？
林鹏先生说：中西比较，西方有奴隶制，有宗教，中国没有；而中国有士君子群体、士君子文化，西方没有。还可以往细处比：西方现在还有皇帝，有君；中国看起来是没有了。但西方没有“家天下”的帝王文化传统，那得由选票说话，选举再舞弊，你不会老选姓秦的做皇帝。西方没有士君子文化，但西方知识分子不用领皇家薪水，有自己私家的“五亩之宅”，从而就有了独立的经济人格，由此也就有了政治人格、社会人格，有了个人尊严，有了以天下为己任、以“仁为己任”的自由选择。老子有本事就去竞选总统，当完了再去当教授，当科学家，写回忆录，到南极科考，或者另组新党跟你执政党唱唱对台戏……中国一旦有了这样的新人类，范仲淹老先生肯定想活过来，再做一把领军人物，把庆历新政或更加益民的新政搞得皆大欢喜。老人家的胃口也许更大：做一回总统又如何！
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完稿于朔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