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之时，小人共工、 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一如范仲淹所持之论，欧阳修并不讳言朋党，而是堂皇地指出：“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有君子党，有小人党，关键看你皇帝怎么辨别，怎么对待。而且引经据典，从尧、舜一直说到不远的前朝唐朝，看你仁宗学什么样，是要共工、 兜等四人呀，还是要八元、八恺十六人，就像尧王爷一样；是要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组成的明星团队，不害怕他们“并列于朝”，就像舜王爷一样；是像商纣王一样，“有臣亿万”却各怀私心，还是像周文王一样，“有臣三千”却万众一心；或者像汉、唐末帝一样“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将“此辈清流”残忍地“投之黄河”……全在你哪皇上。
看来宋仁宗没能从范仲淹和欧阳修的“朋党论”中汲取正能量，没能像尧舜周武一样坚信君子党，他被“朋党”二字吓着了，被夏竦一伙搅起的朋党漩涡转迷糊了，现在富弼和石介又在谋大逆，草拟什么废立诏书，你要朕不信吧，石介这亲笔信，连他自己都无言以对。再者，他二人能没有背景呢？他俩可都和范……宋仁宗都不敢往下想了。此时，被夏竦收买的内侍蓝元震则上书说：“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对目下的宋仁宗来说，蓝元震这话特好入耳，一听即入心，便对富弼和石介这个案子更在乎了。
那么，石介和富弼以及他们的私信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夏竦衔恨于范仲淹等新政派，尤其将坏他好事的石介视为眼中钉，发狠要拿他开刀见红，倒范害政，以解心头之恨。他真下了大功夫，将府中一灵性女婢训练成书法家，而且专门学的是石介书法。在北宋文人中，石介行楷极出色，唯一存世的《与长官执事札》，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九日，在北京翰海二〇〇五春季拍卖会上，有五件北宋名人书札以二千二百二十七万五千元人民币高价成交，其中成交价最高的就是石介的《与长官执事札》，成交价五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其他四件是：左肤的《与通判承议札》，成交价四百八十四万元；富弼的《儿子帖》，成交价四百六十二万元；何栗的《屏居帖》，成交价三百八十五万元；吕嘉问的《与元翰札》，成交价三百四十万元。且说婢女学成之后，夏竦就指使她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信，就是宋仁宗手里这封“谋逆信”。宋仁宗人到中年，却一直没有子嗣，对皇位继承问题极为敏感。这封伪造信的巧妙与恶毒之处就在于此，紧扣仁宗心思，说石介与富弼企图废掉仁宗，另立新君。具体内容据说是这样的：先是，石介确曾给富弼写过一封信，鼓励他的朋友“行伊、周之事”，就是像伊尹、周公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夏竦听说有这封信，就改为“行伊、霍之事”，这性质可就大变了。霍光位高权重，在汉昭帝去世后，曾先立昌邑王刘贺为帝，旋即又废之，再改立刘询为汉宣帝。以此影射势力日大的改革派，已然威胁到宋仁宗的君权了。你说人家宋仁宗能不惊心动魄吗？就算他宅心宽厚，不相信范仲淹、富弼们会干出这种事，可由此勾出帝王们看家的疑心和戒心，那则必然的。宋仁宗的猜忌心一起，你改革团队还有好日子过吗？
范仲淹何等敏锐，且早对新政成败多有预感，此案一出，百口莫辩，心知大事已不可为，遂“不敢自安于朝”，与富弼请求外放。宋仁宗马上表态同意，于是，庆历四年（1044）八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出京宣抚河东，富弼以枢密副使宣抚河北。厉行庆历新政的两名大帅黯然离岗，火热的改革能不受害？于是新政戛然而止。跳过年，悲愤难平的石介气成大病，他被赶出国子监，下放到濮州（今山东省-城县北）去做通判，未及到任所便死在家中，年仅四十一岁。
夏竦的报复到此为止了吗？这个黑心的文人还不罢手，又策划了一场更为惊人的大案。也是该着有事：徐州有个孔直温，与石介有旧，有人说他是石介的学生。此人于庆历五年（1045）真的要谋反，败露后被抄家，这一抄可坏了，抄出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借此大做文章，向仁宗上奏说：皇上您该相信了吧，他们真的有谋反之心，而且据臣所知，石介其实并没有死掉，是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这边则由富弼做内应，这是一个更大的逆谋。如若不信，开棺验尸，空棺为证。此时的宋仁宗已然鬼迷心窍，宽仁劲儿一点都不见了，竟然听信夏竦的荒唐主意，下诏开棺验尸，看看棺材里到底有没有石介。此诏一下，轰动朝野。《宋史·石介传》这样记载说：
会徐狂人孔直温谋反，搜其家，得介书。夏竦衔介甚，且欲中伤杜衍等，因言介诈死，北走契丹，请发棺以验。诏下京东访其存亡。衍时在兖州，以验介事语官属，众不敢答，掌书记龚鼎臣愿以阖族保介必死，衍探怀出奏稿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见义必为，岂可量哉。”提点刑狱吕居简亦曰：“发棺空，介果走北，孥戮非酷。不然，是国家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且介死必有亲族门生会葬及棺敛之人，苟召问无异，即令具军令状保之，亦足应诏。”于是众数百保介已死，乃免斫棺。子弟羁管他州，久之得还。
这件事干得真是又阴狠又愚蠢，非常不得人心。欧阳修为此写有长诗《重读徂徕集》，真道出了时人的无比义愤。此诗被后世誉为“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非展示不可。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勉尽三四章，收泪辄忻欢。
切切善恶戒，丁宁仁义言。
如闻子谈论，疑子立我前。
乃知长在世，谁谓已沉泉。
昔也人事乖，相从常苦艰。
今而每思子，开卷子在颜。
我欲贵子文，刻以金玉联。
金可烁而销，玉可碎非坚。
不若书以纸，六经皆纸传。
但当书百本，传百以为千。
或落於四夷，或藏在深山。
待彼谤焰熄，放此光芒悬。
人生一世中，长短无百年。
无穷在其后，万世在其先。
得长多几何，得短未足怜。
惟彼不可朽，名声文行然。
谗诬不须辩，亦止百年间。
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
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
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
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
所以忠义士，恃此死不难。
当子病方革，谤辞正腾喧。
众人皆欲杀，圣主独保全。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
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
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
书於苍翠石，立彼崔嵬巅。
询求子世家，恨子儿女顽。
经岁不见报，有辞未能诠。
忽开子遗文，使我心已宽。
子道自能久，吾言岂须镌。
事过两年，庆历七年（1047）六月，犹有人为石介以及范仲淹、富弼等辩冤鸣屈，追讨公道。比如侍御史知杂事张昪和御史何郯，在其奏疏中这样说：
伏闻朝廷近降指挥，为疑石介，遍根问旧来曾涉往还臣僚，以审存没。中外传闻，颇甚骇异。缘石介平生，颇笃学问，所病者，道未周而好为人师，致后生从学者多游荡狂妄之士。又在太学日，不量职分，专以时事为任。此数端是可深责，其于他事，计亦不为。况介前年物故，众已明知，万一使介尚存，一眇小丈夫，亦何所图？臣闻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始初阴令人摹拟石介书迹，作与前来两府臣僚简尺，妄言事端，欲传播入内，上惑聪明。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皆畴昔之憾，未尝获逞。昨以方居要位，乃假朝廷之势有所报尔，其欲损国家事体，则皆不顾焉。伏望圣慈照夏竦之深心，素来险诈，亮仲淹、弼之大节，终是忠纯，特排奸谋，以示恩遇。其石介存没，亦乞更不根问，庶存大体。自夏竦力行此事，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然而未尝有敢言者，盖虑时论指为朋比耳。臣若更不陈始末明辨，即是深负言责，伏惟圣明矜其愚而图之，则天下幸甚！
颇可深责的是宋仁宗，以他从前表现的圣明仁厚，他能听不到“中外物议，皆知不可”？看不出“此事造端全是夏竦”，“其意本不在石介”“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而对范仲淹、富弼“有所报尔”？只能说明此时的宋仁宗，已然对庆历新政及范仲淹们猜忌良深，完全改变了自己的变法初衷。唯其如此，这才放任或者说怂恿夏竦之流，对改革派反攻倒算，愈演愈烈，接着导致了苏舜钦、王益柔事件。
范仲淹、富弼虽然离开了权力中心，但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的头衔还在，说明还有可能再重掌权柄，再行新政；另外朝中还有杜衍、韩琦等一大批新政精英人物在，随时可能发起反击，维护新政；还有一层，新政虽然中止不行，但所颁实施诏令犹在，范仲淹们回朝之日，新政仍可野火春风。这些，都让夏竦和他的团伙成员们坐卧不宁，绞尽脑汁，挖空心思，一日不将政敌“一举网尽”，一日不歇心断念。说“团伙成员”，主要指御史中丞王拱辰和御史刘元瑜。这两个人在庆历新政中反复变化，很值得探讨。王拱辰是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高考状元”，年仅十七岁，深得仁宗赏识，赐名拱寿，通判怀州，入集贤院，历盐铁判官，修起居注，庆历元年（1041）为翰林学士，累拜御史中丞。新政前他是反对夏竦的，曾论夏竦不宜官枢密。宋仁宗不予采信，起身要走，被王拱辰上前一把扯住“帝裾”，坚持自己的意见，“竦遂罢”。再者，他与欧阳修乃同榜进士，后来两人又结为连襟，与改革派诸公也曾交游甚洽，他本人也发表过不少主张改革的言论。刘元瑜，字君玉，也是进士出身，初为舞阳县主簿，改秘书省著作郎、知雍丘县，通判隰、并二州，知郢州，后以太常博士为监察御史。当年范仲淹因“百官图事件”遭贬时，他曾为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贤”鸣不平；后来因西夏边事调范仲淹回京，他还上表为其请命，说“范仲淹以非罪贬，既复天章阁待制，宜在左右”，留在皇上身边辅政最好。又为尹洙、余靖、欧阳修抱不平，认为他们“皆以朋党斥逐，此小人恶直丑正者也”，理应得到重用。按说这两位都该是“改革派”一边的人士，最后却与夏竦滚战一处，成了最为激烈的反对派。个中原由，容后探究。目下只说“苏、王案”，也称“进奏院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