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辩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您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天圣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做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欧阳修在这篇杰出的书信体议论文中，列出十四年里三存疑：一疑其文名不彰，二疑其品节不高，三疑自己的判断有误，以此破题，展开对虚伪谏官高若讷的灵魂拷问，再笔触猛一转，直击标的：“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你高若讷绝不是一个士君子，你是一个小人儒！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还照不出你高若讷的真面目吗？在接下来的事理对比中，两种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层层递进，两相辉映，昭然若揭。整封信一气呵成，直陈胸臆，毫无回避矫饰，言辞之深刻，语锋之尖锐，尽显一个士君子的旷世雄风。
在这里，欧阳修是一个代表，既代表着已然被剥夺话语权的范仲淹在继续发声，更代表着当朝一批志于道者，誓将此次“小规模”“集体碰撞”行动进行到底。这一点，很快由高若讷的言行证实。
假如高若讷是一个气节高迈的君子儒，他完全可以回信与欧阳修展开交锋，辨明是非，甚至可以找上门去，进行高山与高山的直接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共识。然而不是这样的！笔者这位山西老乡，与大多数志于禄者一个样，完全缺乏独立个性，说得不好听点，他此时就像一条在外面挨了打的狗，立即跑回去向主子诉苦求助，离了皇上他什么事都没主意了。《宋史·高若讷传》这样记载：“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余靖、尹洙论救仲淹，相继贬斥。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未几，加直史馆，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本是文人间的一桩笔墨官司，高若讷却“以其书奏”，向当权者出卖了同类，自己则升官晋级。史书记载简约，其实这场不同文化背景支撑的忠奸戏演得好有彩头。两位当代女学者孙晓玲和苏馨，在她们合著的《欧阳修故事》中，于此有所细述。
次日朝议，高若讷出班跪倒，向上叩头，表示自己有本上奏。……只听高若讷操着有些尖锐的嗓音，慢条斯理地说：“陛下，范仲淹被贬职之后，臣四处察访，发现朝野对此事的看法与圣上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因此，臣不敢进言营救范仲淹。但欧阳修写信诋毁臣，说仲淹平生刚直，博古通今，是朝中无与伦比的人物；责备臣不为范仲淹辩护，还有脸说自己是谏官，真是不知羞耻。他还说，如今陛下跟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贤人，作为谏官臣不能不说话。
“臣认为，贤者是治国的栋梁。如果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应该进言；如果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也应该争辩。但臣认为，范仲淹过去因为论事切直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又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自取其辱，怎么能说是无辜呢？如果收回对范仲淹的贬官旨意，反倒坐实了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贬逐贤臣的罪过，害处更大。还请陛下下令，让有司衙门好好教育一下欧阳修，不要让他妖言惑众。”讲完这一番话，高若讷从衣袋里掏出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封信，双手呈上。
这是欧阳修活到三十岁、从政五年来听过的最恶毒阴险的诡辩。高若讷偷梁换柱，把欧阳修对自己的谴责转嫁为对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千错万错，都是范仲淹的错。谁为范仲淹说话，谁就是指责仁宗和宰相，就是跟天子过不去。好恶毒的一招，此言一出，再没有人敢为范仲淹进言。
其实，这一“转嫁”招数，以及把私人信件当作致人死地的“铁证”交上去，恶毒是恶毒，但一点不奇怪。帝王文化本来就是由帝王们和小人儒们共同创造并维护的，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能经得住士君子文化的可怕碰撞，并战而胜之，一切恶招和诡计都可以用得上。宋代的士君子文化相对还算强势，但也常常碰撞不成，深受其害。这一次，欧阳修跟范仲淹们一样，也要倒大霉了，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夷陵去了。夷陵县治今已不存，成为宜昌市夷陵区了。
回到范仲淹。此次三贬出都，长亭送别的人儿，可就寥然无几了。但恶势凶凶之下，还是有毫无畏惧者在，王质便是一个。王质比范仲淹小十二岁，时年三十六岁，任集贤校理，青云直上的空间还大得很，但他显然志不在禄。史料记载道：“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多不敢为仲淹送行。质为集贤校理，毅然‘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要知道，“载酒往饯”的王质，此时还病着，是“扶病载酒而来”，他认真地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则开玩笑地答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以为祭品吧！”据说，第二天，有跟踪的人警告王质说，你昨日的一言一行，可都记录在案，你消停吧！王质听了，毫不为意，还是那句话：“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也。”能追随范仲淹这样的贤者，成为他的一党，是我的无上荣幸，知道不？
饶州在鄱阳湖畔。范仲淹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要经过十几个州。据说除扬州外，一路再无长官出面接待范仲淹。宽松如宋朝，帝王文化嚣张的时节，居然也这般唬人呢。
八年三遭贬：河中府近半年，睦州、苏州近两年，饶州、润州、越州近五年，贬官生涯十占八九，安居京城的日子加起来也就一年多点。怪不得笔者在开封城里打听甜水巷苦竹居范宅，老开封们一问三不知呢。按寻常说，一个人荣调中央机关工作，安家于京都繁华之地，多难得的机遇！就该分外珍惜，乖乖地给皇家听差做事，熬出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为家庭、家族不断赚取财富与荣耀，从此成为帝都名门，累代簪缨世胄……人生在世，你还要怎么着。可范仲淹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生追求，国之不兴，兴家何为？进京只为国事谋，国事蹉跎，拼尽全力尚且于事无补，哪有心思和工夫经营小家？此时，笔者忽然明白过来，你就是找到甜水巷苦竹居，又会有多大收获？你得去那贬官生涯里追访范仲淹，三贬之间，必有无穷故事。
那么，从河中到越州，六七年间，范仲淹是怎么度过三贬生涯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