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碰撞解
范仲淹一生三次贬官，笔者宁可说他是三次碰撞失败。
前一章开头笔者说：“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在笔者要接着说“青云虽有路，庙堂多风险”。范仲淹步入权力中心之日，就是他开始碰撞之时。那么，他跟谁碰撞，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怎么碰撞，这得好好说。
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笔者这里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那两班人；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笔者在第二章中所列说的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总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你想想，一个庙堂之上，同时站着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旦起了布朗运动，能不碰撞发热吗？
前文书中说过，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似乎想减少“碰撞”。这个布衣皇帝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曹操在其《求贤令》中也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有诏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这是少数几个“明君”的主观愿望，宋代皇帝更迫切点，特别提出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要与贤大夫共治天下，都做成了国策，超出了之前之后的任何封建王朝，叫作“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但是，必须清醒、可别忘了的是，作为帝王文化的总代表，作为治统总裁，每一个皇帝的骨子里都是唯我独尊的，他是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共治”的，这是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本性、天性，就连伟大的宋朝也概莫能外。以大宋开国宰相之一的赵普为例，他跟赵太祖赵匡胤的哥们儿关系多铁？为赵氏家族和大宋江山做出的贡献多大？可他与人家“共治”了吗？人家不但不跟你“共治”，你稍来点“碰撞”，来点士君子脾气，得，照样还会收拾你。只有范仲淹的老祖宗范蠡老先生聪明绝顶，才不信勾践那厮的鬼话，什么事成之后分一半江山给你，骗谁呢？你骗文种那书呆子去吧！我老范带上美女西施远走高飞了。所以，从秦始皇开创极端霸道之后，在帝王文化为主色调的大背景下，皇帝们与士君子们“共治”天下的现象极少，不能说没有，但那都是特定的、浅表的、虚假的、救救急的、不可信以为真的、极为短暂的事。而碰撞，那种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史空间日趋逼仄而永不言败的士君子文化，对日见其强势的帝王文化的碰撞，具体表现为忠臣对皇上及其佞臣的碰撞，则是一种伟大的常态。
于是，这就决定了，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范仲淹，不管伟大宋朝的政治空气多么宽松，甚至像农夫山泉一样“有点甜”，但他与庙堂碰撞的局面，一是绝对难免，二是事属必然。
令人惊讶的是，笔者这个“两班人”的说法，千年之前就有人说过，而且就是范仲淹老先生提出的。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志于道者为一党，志于禄者为一党，诚不虚也！关于这“朋党”之说，后文书中还要展开来探讨。
21.晏殊受惊
天圣六年（1028），虚岁四十的范仲淹丁忧除服，可以名正言顺地返回官场做事了。经晏殊推荐，荣升秘阁校理。这个职务前文书中交代过，品级不算高，但地位优越，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与闻不少朝廷大事，弄好了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跟我们现代的领导秘书差不多。
关于晏殊这一回推荐范仲淹，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是在别人提醒之下才予以推荐的。据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宰相王曾特别看重范仲淹，“见而伟之”，就对已经回到枢密府的晏殊说：不是得选个秘阁校理吗？“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荐乎？”你晏殊是了解范仲淹的，除了他还有更好的人选吗？于是，晏殊这就上了一道非常得力的奏议，后世多为传美，录出为妙：
臣伏以先圣御朝，群才效用，惟小大之毕力，协天人之统和。凡有位于中朝，愿荐能于丹扆，不虞进越，用广询求。臣伏见大理寺丞[33]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处睢阳，且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辞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
晏殊两荐范仲淹，范仲淹非常感激，一生对年龄比自己小的晏殊执弟子礼甚恭，诚心以师长待之，这一点也特别让后人敬重。但礼师是一回事，国事又是一回事，范仲淹公私分明，两不凑乎。这不，刚刚调回中央机关工作，位置又这么优越，只要小心经营，飞升指日可待。可他一点儿不珍惜难得的机遇，很快就干出一件生猛事，吓得晏殊心惊肉跳。
事情是这样的：
宋仁宗已年满二十岁，继位也已经五六年啦，但朝中大权依然掌在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手中，大到军政大事，小到皇家细故，都得刘太后说了算，不得违误。眼下这不，刘太后又发话了，今年冬至这天，儿皇呀，你和文武百官一起，在会庆殿给我搞个仪式，叩头庆寿。宋仁宗哪敢违拗？只好俯首答应。问了，这刘太后咋就这么厉害呢？就这么厉害。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川妹子！她名叫刘娥，据说她妈庞氏生她时，一轮明月入怀，就生下了她。起小命运倒是不好，父亲战死疆场，母亲带她回了娘家。十三岁时，就让姥爷家打发嫁了人。老公叫龚美，一个小银匠。为了谋生，小两口离开蜀地来到京城汴梁打工，最困难的时节，刘娥顾不得害羞，毅然抛头露面，击 挣钱。这 什么样儿？长长的柄，鼓身两边缀有两个很灵活的小耳朵，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这能挣几个钱？小两口日子过得紧巴巴。这个龚美脑瓜灵活，很快就结交了一个朋友张耆。张耆是个仆人，可不是个寻常仆人，他是襄王爷跟前的人。襄王爷是谁？便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大宋朝的第三位主子。敢情四川姑娘漂亮，在宋代老早就出名了。这襄王爷心有所仪，便暗示手下人多加留意，看看有没有绝色的四川姑娘。张耆一拍脑袋瓜，哎，龚美的老婆刘娥，不就是绝色成都妹子一个，今年才十五岁，嫩得能掐出水，正好孝敬襄王爷；可就怕跟龚美说不通，这么好的女人谁肯放手出让啊！岂料龚美一听大喜，嘿，天下有这等好事？我老婆能进了王府，跟了王爷，还能没我的好处吗？他反过来倒给张耆支招：你就告诉王爷，刘娥不是我老婆，是我一表妹。就这么的，小刘娥进了王府，成了襄王爷的小情人，两人好得如胶似漆。这事很快露馅，被父亲赵太宗赵光义知道了，气得臭骂一顿，还下令把“出身低贱，来历不明”的刘娥赶出王府。小王爷还挺不忘情，悄悄让张耆把刘娥领回家中好生照看，并安排他们私下里频频幽会。至道三年（997），太宗死，赵恒即位，成了宋真宗。立马就把（已经三十六岁的）“小情人”，接回宫中，封为四品美人。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娥已贵为德妃，离皇后的宝座仅一步之遥了。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十四岁的刘娥终于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情人生涯，正式被尊为大宋皇后。且产下一龙子[34]，就是宋仁宗赵祯。不过，刘娥真正不同凡响处在于，她认识到光凭美色是不能长久取悦男人的，所以她就刻苦自学，读书认字，坚持不懈，尤其“被坚壁”在张耆家那漫长十五年里，她发奋恶补文化，博览群书之外，研习琴棋书画，终有大成。所以今次入宫之后，虽说徐娘半老，不仅风情不减当年，更能为皇上排忧解难，出主意时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皇后真做成个贤内助了。据说宋真宗临终前那段日子，行施皇权者就是刘皇后。难怪她掌权上瘾，怎么也不想交给已经成年的儿子。
面对这么个既成现实，连损益最大的宋仁宗都不敢说什么，满朝文武就更无人置喙了。谁也没想到，此时却蹦出个官微言轻的范仲淹。晏殊不是夸范仲淹“属文典雅”吗？范仲淹便来了一篇雅文：
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
听范仲淹这口气，虽则位卑人微，却俨然一副帝王师派头：这事我可得出来说说了，皇上你想给太后祝寿，以尽孝道没错，你可以在你们皇家内廷去搞；你要带上文武百官在会庆殿这么搞，这将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头。你不能这么搞，这不合古礼呀！得，差点就把皇太后一桩好事给搅黄了。老刘娥还算有涵养，心想你小小范仲淹反正也挡不住我的事，就不计较了，表面上装作不当一回事。这是天圣七年（1029）冬天的事。
你皇太后假装不当回事，我范仲淹可不放过。刚跳过年，他又紧接着一道猛奏，题目就极为要命——《乞太后还政奏》。
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这是在“乞太后”吗？等于给太后发一最后通牒。皇上可是年轻有为的主儿，你掌实权他顶空名，这可不是什么吉祥事。你老人家掌权太久了，赶快把它交给皇上，自己搞搞养老保健什么的，享享清福多活几年，不挺好？
范仲淹一连两篇“雅文”，可把晏殊吓坏了。他把范仲淹叫来大加责难：范仲淹呀范仲淹，你怎么回事？在哪儿祝寿，还不还政，这是人家赵家的事，皇上都不吭声，你犯什么倔呀？满朝文武谁心里不清楚，可谁站出来了？没人，就你独个跳出来。你听到议论了吗？说你“非忠非直”，不过是“好奇邀名”罢了。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想，我管不着；可你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好心推荐你，你这不是要连累我、害我吗？……这话说得可就重了。范仲淹想辩白几句，晏殊不让，“勿为强辩，某不敢犯大臣之威”，你走吧。前面说过晏殊的为人为官之道，公忠谋国，豁达大度，待人以诚，唯才是举，是他优秀的一面。另一面呢，则中庸之气稍重，处事圆通，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人，关键时候总会来点折中乃至折节。这一双重性格，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期间，表现尤为明显。连他的门生欧阳修有时都看不下去，在后来的“挽辞”中这样说尊师：“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这是后话，我们后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