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非圣人事》和《让非贤人事》的写作时间不详，但看题目就与《才论》《圣论》有点像，而且都涉及所谓贤才和圣人的问题，都是议论说理之文。不过《断非圣人事》两篇明显是一种开门见山的驳论，题目本身就点出了文章主旨；《才论》两篇似乎所论更为全面，因而规模可能更为宏大而已。《断非圣人事》二文也有可能是与《才论》《圣论》同时或先后的习作，是李商隐的早期作品。
上面提到的另外那些文章（《李贺小传》等）写作时间更难断定，有的显然并非少作，所以这里不多涉及。《断非圣人事》两篇文章都不长，我们不妨试读其中一篇，以稍稍领略一下少年李商隐的古文风采：
尧去子，舜亦去子，周公去弟，后世人以为能断，此绝不知圣人事者。
断之为义，疑而后定者也；圣人所行无疑，又安用断？圣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圣人理天下以仁义，民不得知。害去其身，未仁也；害去其家，未仁也；害去其国，亦未仁也；害去其天下，亦未仁也；害去其后世，然后仁也。宜而行之谓之义。子不肖去子，弟不顺去弟，家国天下后世，皆蒙利去害矣。不去则反宜。然而为之，尧、舜、周公未尝疑，又安用断？故曰：断非圣人事。
（《断非圣人事》）
本文的论旨是：善于决断并非圣人的特殊本领，所用的方法是先举出实例，然后进行剖析，最后得出结论。文章以简洁的叙事开篇，举出古史上最著名的圣人尧、舜二帝因儿子不肖就不传位给他们，周公因弟弟管叔、蔡叔悖逆不顺而严厉惩治他们的故事，指出后世人正是根据尧、舜、周公对于嫡亲子弟绝不姑息的处事态度来说明圣人的“能断”。事实既已摆明，随即就是斩钉截铁的否定：“此绝不知圣人事者！”
接下去的论证，首先界定“断”的定义：“疑而后定”谓之“断”，那么，“圣人所行无疑，又安用断”便是顺理成章的推论。为什么说“圣人所行无疑”呢？便引出一番对圣人行为准则的议论，那就是圣人一切行事以仁义为指归，而怎样才是真正的仁义？仅为自身除害，当然不算；为家国乃至天下除害也还不能算；必须是为后世，为千秋万代除害，那才是真正的仁义！而尧、舜、周公的所为，正是使“家国天下后世，皆蒙利去害”，所以他们称得上是施行真正仁义的圣人，而这一切是普通老百姓所不知道也不会理解的。论到这里，圣人能断的问题似乎并未触及，于是文章在此一转，曰：“然而（圣人）为之，尧、舜、周公未尝疑，又安用断？”一句话就解决了问题：圣人的确这样做了，可他们对此从来就没有怀疑过，既然没有怀疑，又哪里谈得上能断不能断呢？结论便是：断，非圣人事。
《让非贤人事》阐述的道理是在国家大事上，谦让并不是贤人应有的品质，相反，他们应该当仁不让，挑起时代赋予的重担。其论证方法则与上文相同。
从这两篇文章，我们多少能够感受到少年李商隐思想气质和文化修养的某些特点：一是他对历史的稔熟；二是他对传统或世俗观点的藐视和反叛；三是喜欢并善于就重大问题立论并显示志向；四是建立在充分自信基础上的犀利雄辩的为文倾向；五是已经相当熟练的为文技巧。
平心而论，《断非圣人事》的论证多少带有独断甚至诡辩的色彩，作为大前提的“断之为义，疑而后定者也”的说法，本身就可商榷。遇事须裁断或决断，即使没什么疑问，但往往仍有抉择的可能和必要。这种情况就没被这定义涵盖在内。“圣人所行无疑”“尧、舜、周公未尝疑”是他证明圣人无须“能断”的重要论据，若果真如此，那么“又安用断”或许还比较能够成立，但李商隐凭什么来断言尧、舜、周公“未尝疑”呢？他没有凭证，也不可能有凭证，只好由他说了算罢了，可见文章在逻辑上并非无懈可击。但自“圣人持天下以道，民不得知”到“然后仁也”的一串排句，却使文章气势很盛，特别是把“圣人之仁”与“为后世除害”相联系，从时间维度对原先仅限于空间（从自身到为家国天下除害）的要求做了有力补正，使读者的思路顿时开阔，从而起到了先声夺人的效果。将圣人之仁义定位于为后世万代去害，突出了良政的时间性要求，确是作者的高见，文章论证的独断色彩也就被冲淡了。无论如何，《断非圣人事》《让非贤人事》二文出自一位青少年的笔下，这位作者的心胸见识和文才也就确实可观，不可小觑了。
从现在仅存的几篇古文，我们能感到韩柳文章，特别是韩文对李商隐的某些影响。当他随处士叔读书的时候，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都已去世，但他们和他们推动的古文运动的影响却如日中天。处士叔和他的学生们应当都受到过古文运动的熏陶和濡染。李商隐对韩愈的诗文还曾下过特别的钻研功夫。如果我们根据仅存的几篇古文还觉得不那么有把握的话，那么，从他后来作的七言古诗《韩碑》，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除了韩柳，李商隐对当代诸多文学大家的作品也都有所接触。他生活的郑州荥阳，地处中州，与洛阳为近，距首都长安也不算远，且河南是许多文人（如韩愈、李贺）的家乡和常经之地，当时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到了青春期的李商隐，诗歌的细胞开始在他体内活跃起来。他读过《离骚》《天问》，崇拜屈原的为人和他那“气往铄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的辞赋。他也读过《归去来辞》《五柳先生传》，佩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更熟读“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向往陶渊明式的清新真淳。然而此时，更让他倾心的是早卒的天才诗人李贺。
李贺（790—816）也是河南人，其家乡福昌县昌谷乡（今河南宜阳）距荥阳不远。这位有“鬼才”之称的诗人，仅活了二十七岁。关于他的死，民间有许多传闻。巧的是李商隐后来竟有机缘听李贺亲属讲述他的故事，写过一篇著名的《李贺小传》。而在少年时代，李商隐就极其喜爱李贺诗，有一段时间简直是爱不释手，在读正书做正事之余，一有空闲，就忙着搜罗、抄录、吟咏、背诵，这还不过瘾，便着手模仿着写起诗来——当然是李贺式的，或所谓“长吉体”的乐府诗。由喜爱李贺，也就及于李贺所喜爱的南朝民歌和齐梁体诗歌。
在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李商隐诗集里，保存了一批显然具有“李贺风”或民歌体的作品，如《效长吉》《射鱼曲》《宫中曲》《烧香曲》《齐梁晴云》《李夫人三首》《无愁果有愁曲北齐歌》，乃至著名的《燕台诗》《河阳诗》《河内诗》等篇。历来的李商隐研究家出于谨慎，往往不给这些诗歌编年，因为从诗句中找不到能够说明创作时地和背景的确切依据。但我们从这些诗歌的体裁、情调、风格，却能够感到它们是模拟李贺诗风或民歌体的，而且可以判断其中有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应是商隐少时的习作，只是具体写作时间可能有先后。有的写得早些，大约在跟处士叔读书的后期；有的晚些，可能已是他到玉阳山学道修仙，与女道士们有所接触，春情开始萌动之际了。
像“长长汉殿眉，窄窄楚宫衣。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君王不可问，昨夜约黄归”一首，明确标题为《效长吉》。从内容看，与作者实际生活并无任何联系，而是对某种题材（宫怨）的模拟。所用具体诗料（汉殿眉、楚宫衣等）则是此类作品所常见的。虽说有点轻愁薄怨，但情绪基本平和，看不出有什么深刻的想法或别样的寄托。诗体采用五言，但非古非今，只六句便戛然而止，比较接近乐府，可是每个句子却又合律，前两联还用了对仗。可以说处处表现出初学试笔的痕迹，对李贺诗风是心向往之，而尚未抓住其最典型的特征。
但如看《宫中曲》《射鱼曲》《海上谣》以及《李夫人三首》等篇，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云母滤宫月，夜夜白于水。
赚得羊车来，低扇遮黄子。
水精不觉冷，自刻鸳鸯翅。
蚕缕茜香浓，正朝缠左臂。
巴笺两三幅，满写承恩字。
欲得识青天，昨夜苍龙是。
（《宫中曲》）
桂水寒于江，玉兔秋冷咽。
海底觅仙人，香桃如瘦骨。
紫鸾不肯舞，满翅蓬山雪。
借得龙堂宽，晓出揲云发。
刘郎旧香炷，立见茂陵树。
云孙帖帖卧秋烟，上元细字如蚕眠。
（《海上谣》）
蛮丝系条脱，妍眼和香屑。
寿宫不惜铸南人，柔肠早被秋眸割。
清澄有馀幽素香，鳏鱼渴凤真珠房。
不知瘦骨类冰井，更许夜帘通晓霜。
土花漠碧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苍。
（《李夫人三首之三》）
这几首诗所咏仍是与作者实际生活无关而为李贺所擅的后宫或神话题材，在想象的丰富奇特、语象的色彩斑斓、用词的生僻趋硬和诗境格调的拗峭斩截等方面，已经有更为明显的长吉风味，连题目都有仿制的痕迹。把它们放到李贺诗集里，杂陈于《宫娃歌》《天上谣》《帝子歌》《李夫人》《难忘曲》《夜饮朝眠曲》《牡丹种曲》等篇之中，虽不致乱真莫辨，但其风调音响也在伯仲之间了。这些作品在李商隐一生的创作中也许算不得多么杰出多么重要，但足以显出这位少年读书郎内蕴的丰沛诗才。他后来成长为当时最出色的诗人，诗歌成为他最得心应手的抒情工具，看来绝非偶然。
李商隐跟处士叔读书，至迟到唐文宗大和初年（827），他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处士叔的身体表现出李氏家族的基因特征，出了毛病，精力极大衰退，整日苟延残喘，挨到大和三年（829），处士叔就以四十三岁的年纪，留下两个幼子，早早离开了人世。
此时，李商隐的家境在兄弟俩的惨淡经营下已稍有改善，如何谋求进一步的发展，便成了李商隐时时考虑的问题。他本是个早熟而极想有所作为的人，处士叔的传统儒家教育使他树立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念，匡君治国、拯世济民成为他的最高理想。他后来有两句诗很鲜明而凝练地表达了这一理想：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
他向那些因忌才而造谣中伤他的人说：我的心里永远装着驾一叶扁舟，飘然远引于江湖之上的理想，但那是要等我做出一番伟业，扭转乾坤，为大唐中兴耗尽心血、熬白头发之后。我早晚是要退隐的，你们万分留恋的权位，在我看来不过是腐鼠滋味罢了！
这就非常清楚地宣示了他一定要趁着年轻苦干奋斗一番的决心。其实非但此时，终李商隐的一生，他的底色都是一个渴望致君尧舜的儒生，处士叔谆谆教导的核心也必然如此。处士叔自己虽然韬光养晦，但他那样认真地教导李商隐兄弟念书学文，绝不是要他们跟自己一样，年纪轻轻就避世隐居。他心里明白得很：放在读书士子们面前、能够光耀门庭的上进之路，也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啊。
李商隐拼命用功读书，因为他知道，一切都靠自己奋斗，他终将投身科举场拼搏一番。可是在他正式走上应举求仕之路前，他却去了玉阳山学道。
学道，又叫学仙，就是归依道教，进入道观修行，参与各种宗教仪式，以求强身健体，长生久视，甚至白日飞升，羽化登仙。道观往往建在幽僻的山林之中，入道需要出家，实际上有隐居之意。这在初盛唐时代，曾是一条号称“终南捷径”的入仕偏途。卢藏用、司马承祯、李白就曾尝试过。中唐以后有的君主迷信道教，曾有个别道士被从偏远的修行地征召到长安，甚至进入宫中，一时荣耀非凡。不过，这毕竟是一种与读书求仕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即使在当时广大儒生眼中，也终非正道，更不必说那些正统儒师的看法。晚唐时代，国家政治日趋腐朽，整个社会衰靡不振，士人入道仍是弥漫泛滥的社会风气。李商隐便是受了这种风气的影响和裹挟。虽然他入道的时间不长，但“学仙玉阳”却在他的生命史上留下了浓重的痕迹。
[1]李商隐《樊南甲集序》。
[2]《唐文粹》一百卷，宋姚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是编文、赋惟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惟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下面将提及的诸篇李商隐文，均出此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