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触及了传统诗歌美学的根本要害，双方就有一种迎头相撞的感觉。占有发表优势和组织优势的传统派，特别是长期遵循正统文艺政策，追求政治鼓动的民歌、古典诗风并取得了权威地位的人士，就借助了手中行政力量，对朦胧诗，特别是他们的理论代表，组织了长达三年的“围剿”。在政治形势发生微妙变化的时候，三个“崛起”或者被加上按语进行全国性的批判，或者借助行政的权威加以挞伐。最严峻的1983年，孙绍振甚至被绑到“反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领”（郑伯农）的十字架上去。同时朦胧诗的主要代表舒婷和北岛也都受到批判。周良沛甚至把舒婷的《往事二三》牵强附会地说成是“色情”。但是动用五六十年代的过时的武器，早已被证明不是理论上强大的表现，而是恰恰相反。这种批判，早已失去了五六十年代对胡风、右派批判的威力。群众不再盲从，被批判者不但没有孤立，相反倒成了“英雄”。三个“崛起”论者，不但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持的信件，甚至还有女孩子求爱的照片。在艾青于上海《文汇报》上发出了对“崛起”论者的批评以后，远在贵州的一批青年别出心裁油印了一份《致艾青的公开信》，警告艾青：“你已经老态龙钟，不要在我们中间挤来挤去，否则就要把你扭到火葬场。”任性的发泄成了对粗暴压制的惩罚。
论争的激烈程度，使人们想到了50年代台湾现代派诗歌最初出现时的风波。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论争还波及了领导集团。1983年，在高层领导之中，也引起了不同的反应。周扬由于发表了一篇对于人道主义和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的肯定的文章，同样也受到了批评；他倒是对崛起派甚为同情。当时的胡耀邦在这场批判中无疑成了减轻打击的垫子。而在福建，思想超前的领导人项南则坚决地保护了本省的“崛起”派人士。
朦胧诗论争的过程及其迥异于五六十年代大批判的历史证明，不管是大批判的语言，还是顽童式的愤激都没有改变争论的性质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朦胧诗的论战就这样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一次的特点是在理论上深化了，虽然诗歌以外的行政压制也不止一次地介入了。但是，双方毕竟都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辩论的洗礼。尽管出现了在当时看来是相当紧张的形势，乌云毕竟是暂时的，比之当代文学史上任何一次文艺思想的论战，革新者（除了徐敬亚弄得户口一度没有着落）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最微小的。
论战本身显示了：最雄辩的是生活本身；最强大的后盾也来自生活本身。
就在论战过程中，改革开放曲曲折折地进行，在经济政策上，个人与集体关系的调整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人的价值和尊严随之在提高。无视个人利益的历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漠视个体的创造力，抹煞个性，并没有更有效地壮大集体力量，相反倒是危害了国家和民族。而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的征途中，正是个体活力的空前张扬为民族国家带来了勃勃生机。贬抑个体的堂皇理论，不管字面上多么神圣，最后逃不脱为眼前伟大实践所证伪的命运。
四、空前广阔的艺术空间
朦胧诗论战的第四阶段之所以深刻，还因为它不仅仅局限于人的价值和尊严的范畴，而且深入到艺术本身的领域里去。
使读者感到朦胧的，还有艺术的原因。长期以来，正统文坛强调的是老百姓的喜闻乐见，读者已经习惯了英雄主义的战歌和崇高的颂歌，以及幸福的牧歌情调。英勇的劳动忘我的斗争，强烈的爱和火样的愤怒都是充满浪漫激情的。这样的单一风格的作品培养出来的读者的理解力当然也是单一的。当诗中出现了日常的、平静的、不激烈的内心审视时，就不免产生某种惶惑。
如此激烈的诗歌艺术革新不是像在西方那样渐进式的进行的，而是突变式的。在最为极端的作品中，几乎是从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溢，一下子进入了现代主义的从感觉超过情感，跳到智性，许多读者的想像力一下子不可能适应，于是就产生了“看不懂”的现象。
最初引发章明先生写出《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的并不是年青诗人的作品，而是沉默了多年的九叶诗人杜运燮的诗《秋》。第一节就有这样的句子：“连鸽哨也发出了成熟的声音”，鸽哨怎么会“成熟”呢？许多读者还来不及明白新的艺术追求带来了崭新的想象和话语的潮流。
这是中国新诗象征主义、现代主义传统断裂了30年的结果。
如果戴望舒、王辛笛、穆且的诗，设有被打入冷宫，就不会有这样的“气闷”。
读者艺术趣味的褊狭，正是诗人艺术想象空间的狭隘造成的。
从50年代以来，我们的诗坛，占统治地位的，理论上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在艺术方法上却是浪漫主义的：以激情和想象来美化现实和自我的方法，长期专擅诗坛。现代派、象征派诗人早已被批判或者被冷冻。粉碎“四人帮”以后，诗坛出现一片繁荣景象：长期遭到摧残、压制的诗人们重新开始了艺术的探索。这是一支相当庞大的队伍，其中包括以艾青为代表的一批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诗人，更早失去了歌唱权利的胡风派的“七月”诗人，还有沉默了十几年的“九叶”诗人，加上蔡其矫这样长期处在诗坛边缘却保持艺术创作活力的诗人们的歌唱，构成欢乐的交响。但是除了还没有充分展示成就的九叶诗人，他们的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描绘和抒情。强化、美化感情，成了不约而同的规范。激情加上想象，再结合鲜明的、华彩的思想，是浪漫主义的不二法门。从想象到情感，都不言而喻地在现成的模式之中。诗人们驾轻就熟，在传统的艺术空间中，享受着自给自足的欢乐。一旦年轻人在浪漫主义想象空间以外，展开了他们的天地，把现代诗歌的错觉、幻觉、逻辑的跳跃和断裂，甚至冷漠、混乱的情感和感觉带到诗歌里来的时候，触及灵魂的、动肝火的争执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20年后，回顾当年被许多人认为“看不懂”的诗歌，现在已经可以毫不费劲地看懂了。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当年不过是把卞之琳、冯至、穆旦长期被忽略、被排斥了的传统恢复了过来，在新的历史时期和世界诗歌的艺术潮流相联系，向纵深挺进而已。像国家不能不对外开放一样，诗歌也不能闭关自守；开放的结果，天并没有掉下来，国家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的距离，诗歌也缩短了与当代世界诗歌的差距。比之20年前，浪漫主义的直接抒情的流派一统天下的局面结束了；诗人和读者的想象早已挣脱了单纯的战歌、颂歌和牧歌的罗网。最容易从夸张滑向假大空的浪漫主义由于与现代诗歌沉思的方法相结合，获得了新鲜的血液。在浪漫主义的审美之外，现代主义的审丑，也拓开了广阔的天地；现代诗歌的方法，从感觉越过情感，直接走向理性思索的追求，使得我们的诗歌普遍具备了思想力度，乃至哲学的高度。除了浪漫的激情之外，冷峻的激情和淡漠的观照、非理性的凝神成为当代诗歌的共同课题。逻辑的断裂、意象的悬浮、温婉的低回、荒诞的反讽、现象的阐释，可谓异彩纷呈。
80年代中期徐敬亚在深圳发起的新潮诗歌大展，纷纭的旗号不下百种，从中可以纵览诗坛空前繁荣的景观。尤其是对于个体生命的沉思、无意识的挖掘，弥补了我们50年代诗歌深邃性的不足的缺陷。读者的想像力也得到了解放，变得宽容。何其芳在1954年因为自己工作成绩不尽如意，在《回答》中发出了一点低回的自谴，就遭到读者的呵斥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郭小川作为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所作的叙事诗《一个与八个》生前不能发表，在80年代中期改编成电影还得了奖，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逸闻。中国新诗全部传统和世界诗歌的最新动向，无不在我们的诗坛有多姿多彩的折光。如果没有这样的景观，谁能想象我们的诗坛哪一天能和我们伟大民族在世界上的文化形象相称！
中国诗歌何去何从，是闭关自守还是开放改革中脱胎换骨，建立起无愧于我们时代的新诗歌，已经由20年的历史，作出了庄严的宣判。
当然，在朦胧诗结束了被动的局面以后，它本身又有了分化。从大我中解放出来的小我，小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一定要像“非非”派那样，小到连全民的语言和固有的文化都要厌弃，都要认为是对原生的自我的一种扭曲，一定要提出反文化、反语言的口号才过瘾？从浪漫主义方法中突围出来的智性，和感觉、情感的关系应该如何协调，尤其是在诗歌创造中是走向“扭断语言脖子”的游戏，还是走向心理的深化；新的探索带来的新一轮更为广泛的“看不懂”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对于在大众文化冲击下读者的疏离，这一切都如深不可测的海洋，令所有关心诗歌的同仁感到惶惑。
探索诗艺的勇士们在投入波诡云谲的未知领域时，哪一个将成为诗歌艺术上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谁是葬身鱼腹的牺牲者？谁的笔下有真理的灿烂之火，谁的眼前闪过的不过是没有热度的冷光？那过早地宣称到达彼岸的，也许不过是错觉，那被宣布已经“PASS”了的，也许将葆有永久的青春。所有这一切，绝不是任何的人的宣言和旗号所能决定的；经过朦胧诗大辩论的我们，将耐心地听候历史下一轮的宣判。
1998年11月10日
原载1998年12月3日《文学报》，原题《历史的选择》
附记：
此次收入本集时，有个别字句的修改和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