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我们就找到了陈涌老是在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中兜圈子的第二个原因，他的思维定势使他只能在形象与生活统一中进行片面的思辨，他的辩证法是怯懦的，他把审美反映看成是单层次的，因而在审美主体特殊主动功能面前两眼一抹黑，他无法看到审美反映的表层与深层的矛盾，因而找不到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在陈涌的理论语言中并不是没有层次观念，但是他的层次观念是残缺的。他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最高层次的规律，但任何层次都是处在系统整体中的，它与其他层次（较低的层次）组成一个统一的系统，构成统一的功能，离开了较低的层次的制约，较高层次的特殊规律就要发生变异。那么，较低层次的规律的特殊性是什么呢？这显然还在陈涌认知结构以外很遥远的地方。这样，他就不能不把不同的层次一锅煮，也就是把意识形态最高层次规律当成较低层次的规律。而在一个系统中，不同层次有不同的质，混淆了层次也就是混淆了本质。而陈涌所强调的最高层次的规律恰恰是一般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用普遍规律代替特殊规律正是陈涌声明要反对的直观的机械反映论、艺术教条主义的特点。这不能怪别的，只能怪陈涌的主体认知图式是平面的，它不敢像钱学森那样创造新层次，它的思维活动常常是作直线式的愣碰，在遇到主客观的矛盾时它不善拐弯，不善于迂回地前进。反映论在他头脑中不是生动活泼、充满生命力的，而是僵化的、硬板板的。
四、忽视艺术形式的积累和规范作用的必然结果
无可讳言，由于心理学及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艺术反映论时时面临着挑战。一切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意识到：如果不用心理学及现代文化和哲学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武装自己就不能丰富艺术反映论的内容，也就不能坚持艺术反映论的原则，但是，反映论遭到的挑战并不仅仅来自现代心理学和当代自然科学，而且也来自文艺创作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用与其他意识形态相同的规律来解释一些起码的文学历史现象和现实经验经常会遇到困难。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唐诗繁荣的原因就耗尽了一代文学史家的脑汁，至今仍然是个解不开的谜。多少拘守着陈涌所说的“最高层次”的规律的同行总是异口同声地强调唐诗的繁荣与唐朝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但是跟着有人提出，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凋敝，但唐诗并未因此而衰微，杜甫那些最杰出的历史名篇就写于安史之乱之中或之后。纯用经济、政治的反映去解释唐诗的兴盛，遇到的理论困难简直可以说不计其数，稍微有点独立思考力的人都可以提出一系列的疑问：为什么经济的繁荣有利于唐诗的繁荣，而不同样有利于词或戏曲的繁荣呢？为什么到了南宋或明末，经济更繁荣了而诗却衰微了呢？而在元末农民战争以后，经济衰退了，可为什么长篇小说，稍后是细衅又繁荣起来了呢？也许陈涌会说：这一点我不是引用过马克思主义的话，阐明了经济不是社会生活和文艺的唯一决定因素，不是指出过经济与文艺发展的不平衡了吗？但是，你说的不是唯一的因素。这是反面排除法，并不构成充足理由。充足理由应该从正面说清，经济不是唯一的，那么，那唯二唯三的是什么呢？只有不争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把他的自豪感、自尊心建立在重复马克思说过的话的基础上，有出息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进一步提出问题：为什么不平衡？为什么有时不平衡，有时又平衡，它的规律在什么地方？
只要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出发，而不是从艺术反映论的概念出发，这个问题就很好解决。唐诗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诗歌作为艺术形式，它的审美规范的历史积累达到了某种饱和度，它超越表现对象的想象规范，稳定而又灵活。我们在后人所编的那些供作诗者查阅的《诗韵合璧》之类的书中，看到大自然中常见的日月星辰、草木虫鱼、风花鸟兽，莫不有几十种想象性的变形变质的表述方式。此外，从沈约以来，四百多年对格律的追求，形成了多样而灵活的诗律，诗的节奏也形成了很容易被掌握的一套基本规范，只要保持结尾的三言结构就能达到节奏精致的一体化。例如：“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也可以改成：“雨纷纷，欲断魂，何处有？杏花村。”甚至可以改成杂言的：“雨纷纷，行人欲断魂，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音节的变化并没有导致调性的变化。而在二行之间，又可以把散文中不可缺少的谓语和介词、连接虚词省略，造成意象并列，以提高形象密度，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之类。而且，其词序还可以比散文更自由地变动（如改成茅店鸡声月，板桥人迹霜），而不改诗意。这样，艺术形象、节奏内部各要素的构成和调节就很容易被普及、被广泛地掌握。这一切再加上经济、政治由盛到衰的动荡，使诗人的主体情感往往失去平衡，情感因不平衡而越出常轨，因而极富于不可重复的个性特征，诗歌繁荣的条件就这样成熟了。而这一切（除了心灵动荡），对于小说和戏曲都是不具备的。但是人们还可以问：既然如此，唐诗后来为什么又衰落了呢？这是因为它的基本形式即五七言诗行的灵活性有限，它是一种超稳定结构，其特点是诗歌节奏的稳定性超越了语法结构的灵活性，诗歌节奏的稳定性可以对语法结构进行强制的歪曲。例如杜审言的“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正常的语法结构是“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主语和表语很清楚。但是作为五言诗，其结尾必须保持三言结构的稳定性，因而只能读成这样：“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成全了节奏，而语法结构却被破坏了，主语与表语的关系变得混乱了。而这与散文和口语的矛盾是很大的。口语和散文语言可以由一个字，也可以由两个字来结尾。例如，我说：刘再复很好。散文的语法结构和散文的语音节奏是同步的：
刘再复——很好
可是如果说这是一句五言诗，那就对不起，它只能把刘再复这个专门名词野蛮地割裂，念成：
刘再——复很好。
就是杜甫的诗：“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也不能念成：
三十二——莲峰，而只能念成：
三十——二莲峰。
这个“二莲峰”和“复很好”，在语法上是不通的，但在节奏上是通顺的。因而，念的时候一点也不觉得滑稽的。节奏的这种超稳定性再加上想象及超越方式的超稳定性，造成了长期的重复与创新不能同步进行，这就是唐代近体诗歌及古风本体结构的局限性。因而毛泽东在给《诗刊》的信中说旧诗的缺点是“束缚思想”。鲁迅说过好诗到唐朝已经写完，实际上也是针对古典诗体结构内部的局限性而言的。唐诗为什么会衰微呢？正是诗这种本体的结构的超稳定性在作怪，它使唐诗的封闭性超越了开放性。如果光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上去解释，是说不通的，就是从诗人脱离生活去解释也很难自圆其说。为什么脱离生活的诗人，写不好诗，却能写出很好的词来呢？可是从诗歌形象结构本体的内部超稳定性去解释就很简单，一切诗歌艺术形式流派的更迭主要是诗歌形象本体内部结构调节、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
列宁说辩证法本来就是研究事物自身的运动的。它不是在外力推动下才运动的，一切事物本身的内部矛盾就规定了事物本身就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从它的最基本最常见、每天碰到千百次的社会细胞——商品开始，是因为商品内部结构中包含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胚芽。正是这种矛盾注定了资本主义必然兴盛和必然走向灭亡。马克思并没有从商品以外去找原因，例如说：无产阶级一定要推翻资本主义等等。它要灭亡的原因，也就是兴盛的原因，这个原因就在它的内部，它发生发展衰亡的规律也在它内部。社会是这样，生活是这样，文学也是这样。内部和外部规律不是绝对的，而是在一定条件下转化的，在生活中是内部规律，到了艺术中就变成了外部规律。
马克思主义内因论的特点就是在事物内部寻求事物运动的特殊的内部规律。当然，事物的发展还有它的外部原因，但外因只是内因身条件，内因才是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毛泽东形象地说过：温度（外因）可以使鸡蛋变成小鸡，但不可能使石头变成小鸡，因为石头中没有鸡的受精卵（内部结构）。外因（温度）只能推动或阻碍事物的内部矛盾的发展，但是不能取代它。
对于文学形象的历史发展，我们当然可以从外部的社会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原因去研究它，政治经济的温度是怎样通过形象结构、文学形式的各门类的特殊结构起调节作用的呢？这就不能不研究文学形象的内部结构、内部矛盾、内部规律。内部结构、内部矛盾弄清楚了，外部社会原因才能更清楚。刘再复提出的向“内部规律”深化，把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外因和内因对立统一的范畴用到文学上，这本应该受到鼓励，然而陈涌却发现它“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真是太有滋味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确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那就是只会从社会生活与文学形象的外部统一性去研究文学发展的规律。弄来弄去总是在一些肤浅的残缺的外部规律上打转。这些外部规律与非文学的意识形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是因为事物的本质并不在外部的统一性，而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光从外部条件（政治经济生活）上看，客观条件对于一切意识形态都是一样的。只有进入形象的本体，进人它的内部结构，才能找到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探求这种内部结构规律才是特殊规律。光从社会生活与形象的关系去研究，只能流于表面现象。形象之外的社会生活与形象之内的社会生活是不等同的，社会生活一旦进入形象结构，就为情感同化，在形象结构中发生部分质变，就与形象之外的社会生活遵循着不完全相同的规律。一切庸俗社会学的机械的直观的反映论的特点之一就是看不到这种区别。
由于看不到这种区别，他们面对一切文学现象，就只能把外部社会生活与文学形象的发展作简单的表面的比照，以抓住某种同一性为满足。唐诗的繁荣和衰微研究了那么多年，一直在表面上滑行，就是这个原因。其实，按唯物辩证法，一切事物的运动是自身的运动，要研究唐诗的繁荣与衰微的原因首先就应该像马克思研究商品那样，研究唐诗本身的内部结构、内部矛盾。对于现代派诗歌的产生也一样，光是从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去研究还是外部的。现代派诗歌之所以产生还有文学内部的原因，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直接抒情出了毛病。情感由于它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多层次性而不宜直接喷射，像后浪漫主义流派那样直接喷射，容易流于概念化和理性，因而象征派和意象派起来纠正其偏颇，力求使形象诉诸知觉和感觉。情节的淡化是因为情节强化已达到极点，性格的淡化是因为性格的强化达到了极限。一切文艺现象都遵循着内部矛盾的消长辩证地运动着，或者用系统论的语言说，一切流派、方法的产生、消亡都是形象结构在外部社会生活作用下，内部各层次、各要素之间发生调节的必然结果。
陈涌在他的文章一开头就强调要更多地研究文学的特殊性，可是他又用那么大的热情去反对文学内部规律。当他把内部规律在自己的脑海中全部扫除了以后，他追求文学规律的特殊性的愿望就全部像水蒸气一样蒸发光了，剩下的一些普遍规律又被他当作了特殊性。这样，当他看到真正的特殊规律反而因过分诧异而恼火了，因而他为刘再复定了一个背离马列主义的性。
这就是我所找到的陈涌在理论上误入歧途的第三个原因。
1986年7月20日杭州
7月31日烟台
原载1986年9月21日《文论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