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没有内部规律
应该坦率承认，我读陈涌的《文艺学方法论问题》的时候，时时产生一种很有滋味之感，特别是看到陈涌在认真严肃地犯着逻辑错误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了。面对着这样一位资深理论家那么多的逻辑疏漏，我预感到，这场辩论将是十分费劲的。为了弄清问题的关键，我们将不得不从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开始。这当然是很累人的，但是，不这样做就可能使讨论变成聋子的对话。
陈涌反对刘再复把文艺与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关系当成外部规律。他说，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恰恰是“文学艺术的最根本、最深刻的内部规律”。读者理所当然地期待他对这样一个逻辑起点作出系统的、全面的论证。然而，尽管读者在读着这篇文章时期待超过了三次，可是每次都落空了。
这是由于陈涌好用反面排除法，先下一个论断，然后断然宣言，不这样就是“背离”，这几乎成了陈涌的习惯。殊不知反面排除法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不能为论题提供充分必要的理由。陈涌说，“离开了”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本质就无法理解。“就是刘再复同志所说的‘审美特点，文学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文学各门类的特点等等’，离开对文学艺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属性，也是无法加以解释的。”表面上行文还是比较雅致的，明明指责刘再复离开了历史唯物主义，可又用了一个假定的条件分句，可进可退。但是，行文的雅致掩盖不住逻辑的粗暴。陈涌说的是“离开了”便如何如何，但是论题要求他论证的是：为什么把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当成外部规律就是“离开”呢？陈涌起码应该作这样的分析：（1）把它当成“外部规律”而不离开的可能存在不存在？（2）如果不存在，是什么原因在起作用。陈涌不会不知道反面排除法的局限，他本应该全力以赴对他的论点作正面、反面的论证，并且对可能出现例外进行严肃的理论上的“免疫”，然而在后来的行文中，陈涌既没有证明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什么是内部规律，也没有证明文艺内部各要素、文艺各门类的结构方式为什么不是内部关系，便非常坚定地宣称：“那种把文艺与经济、政治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看作是外部规律”，而要求回到“‘审美特点自身’是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这是陈涌立论的核心，是整篇文章许多论断的大前提。我国古典文论很强调“先立地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确立大前提。可是陈涌对用缜密的逻辑确立大前提显然没有很大的耐心，而对在不坚实的大前提上作尽情的演绎怀着更大的热情，因而他往往非常轻率地偷换论敌的概念。刘再复说要对30年来我们文学的基本理论、基本观念、基本思维方式进行“重新审视”，他就说，基本理论、观念和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念、方法，这是不会“泯灭”的。首先，审视并不等于“泯灭”，这是人所共知的。其次，我们的基本文学理论并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文艺为政治服务，批评标准中的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等等。再次，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也还需要发展，而要发展，就得重新审视，比如文艺是生活的反映，就要发展，不发展就要脱离日益发展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开放的，它的全部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发展的，一切新的信息都在它概括的能量范围之内。陈涌的逻辑疏漏往往出现在他作结论的要害之处，因而显得特别有滋味。例如，刘再复说，30年来我们养成了庸俗阶级斗争论和直观反映论的思维定势。陈涌据此直接得出结论说：刘再复实际上是说30年来的文艺思想史大体上就是一部错误的历史。陈涌又一次在推理的节骨跟上翻了车。这要怪他没有注意人类思维工具——概念的局限性。概念虽然能反映事物的本质，但只能从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一个层次去反映事物的一部分本质，为了在一个方位上深入到本质，就不能不在其他方位作出牺牲。例如，面对一个西瓜，我们说“这是西瓜”，我们在瓜果这方面是深入了，可是它是球体，它是绿色的，它是商品，它是物质，它是农产品方面就暂时地作出了牺牲。这是因为人类直至今日还没有发明一种能够一揽子反映事物全部本质的概念，这种牺牲就成为思维得以进行的必要代价。概念的单向深入与事物的系统属性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陈涌实际上要求刘再复的每一个概念、每一个判断一定要反映事物的全部属性。如果真要这样，人就不能思维，也不敢讲话了。比如，假定我说30年来刘再复养成了抽烟的习惯，按陈涌的独特逻辑，就该得出30年来刘再复的历史大体上就是抽烟的历史的结论了。陆梅林认为陈涌的文章是说理的，可是他的这种“理”，恰恰是那种吓唬老百姓之理。陈涌在思辨过程中常常蔑视逻辑常识，因而就难免常常要豪迈地不顾。概念、判断、推理的断裂，非常悲壮地去攻打他幻觉中的风车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风受到所谓革命大批判文风的毒害。最深的内伤就是这种逻辑的放肆。因为大批判文章是以垄断大前提为特点的，只要有了某种恃仗，就可以君临一切论敌，动不动用反面排除法和概念的转移法作法官式的宣判。常常是先提出一个人所共知的经典性命题，接着就是反面排除，不如此便是背离，接下来概念从学术转到政治路线，断定论敌属于“不如此”之列，当然是应该扫除的对象。滥用这种方法的后果就是逻辑的粗野作为一种历史的烙印留在了那些并非“革命大批判”的文章中。逻辑的自由化成了对大批判文风的惩罚。
退一万步说，就算陈涌的推理没有问题，作为学术论文，他起码也应该全面系统地考虑一下：文艺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关系既然只能是内部规律，那么，什么才是外部规律呢？如果有这种外部规律，它的特点与内部规律有什么不同？如果没有，那么陈涌就应准备好理论上的“免疫措施”，辩证法的内因与外因范畴为什么在这里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一个理论家所考虑的问题仅限于对他论点最有利的那些逻辑线索，而把对他论点不利的逻辑线索留作空白，那还能称得上是一个严肃的理论家吗？
香港《大公报》很公道地报道说从陈涌的文章中嗅到当年“两报一刊文章”的味道，引起了陆梅林的不舒服，这也许是因为陆梅林不是这种文风的受害者的缘故，但是我却从陈涌的文章中感到了大批判文章的阴森逼人的气氛。这篇文章特别争我想起当年程代熙、郑伯农、侯敏泽批判“崛起”的那种野蛮横暴的逻辑，虽然陈涌把刘再复定性为“背离”以后，行文常常引而不发，而程、郑、侯等三位的文章则是霸气冲天。
二、艺术家主体和科学家主体的区别
陈涌反对教条主义的诚意我是不怀疑的。他在文章中一再批评过去我们较少注意到文艺的特殊规律，较多注意的是文艺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在这一点上，我们与陈涌是没有分歧的，用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来代替文艺的特殊规律是艺术教条主义的特点，艺术教条主义流毒的存在使我们至今还未能完全克服概念化的顽症。陈涌反对单向、线性因果关系的思维方法的愿望与我们也没有分歧。他在文中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与艺术的发展不平衡的原理，批评了旧的和新的庸俗社会学。这一切本应该有利于陈涌去探求文艺的特殊规律而不是一般意识形态的普遍规律，然而陈涌探求到的特殊规律是什么呢？“生活是文学艺术唯一的源泉”，“归根到底，人们的生活求得方式怎样，人们的艺术也就怎样”。此外陈涌还指出艺术家的个人心理素质、经验、教养、民族特征、社会心理、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的因素等等对文艺的影响。也许陈涌认为加上了这些属于主观的成分就有足够的特殊性了，就摸到文艺的特殊规律的门了。
很可惜，这一切并不是文艺所特有的，而是一切社会科学所共有的。哪一个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军事学家、政治家的学说不受到他个人心理素质、经验、教养、民族特征、社会心理、传统乃至地理环境的影响呢？难道孔夫子和亚里斯多德，亚当.斯密和圣西门，哥白尼和爱因斯坦，彼得大帝和克伦威尔，孙中山和甘地，毛泽东和斯大林，他们的学说，他们的功业和他们的个人气质、经验、教养、民族特征以及养育他们的传统和社会文化心理没有什么关系吗？难道除了形象思维以外，以抽象思维为手段的哲学、社会科学不都把主体的学术个性与创造性联系在一起吗？
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的大脑反映客观刺激时，绝对不是完全被动的，反映与被反映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等量同质的。就是自然科学家对客观世界的观察也不是绝对中性的。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并不完全是一种物理的现象，因而把反映比作镜子是极不恰当的。人的神经系统对客观刺激的任何反映，都是一种心理现象，反映受到大脑准备状态的制约。心理学家反复证明，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受到主体心灵认知结构的影响，人对客观信息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在人的动机、愿望、经验范围之内的往往被强烈地感知，而在动机、愿望、经验范围之外的则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嗅而不觉、感而不知。皮亚杰把这种心理的准备状态叫做图式（scheme）。外在信息只有被这种心理图式“同化”才能产生认识，距离图式太遥远、不能同化的，就可能不被感知。当然，外来信息稍稍超出图式，在图式边缘上也能促使图式扩展，用皮亚杰的术语来说叫做“顺化”。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不但依靠外来信息的刺激，而且依靠主体图式的同化和顺化。人的认识就是在建立图式、扩展图式的过程中发展的，皮亚杰把这叫做建构过程。皮亚杰虽然不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他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却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提供了系统的经验材料和心理学基础。“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一个业已形成的（从主体的角度来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发生认识论原理》第21页）这样一种突出主体能动性的认识论，已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广泛肯定。但是，皮亚杰这样强调主体的作用，他讲的不是文学的认识论，而是科学的认识论，但是就这一点来说，已经比陈涌在讲文学的特殊规律时要深刻、系统得多了，因而陈涌虽然在“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后面加了一些主体的心理素质、教养、经验乃至民族特征、社会心理等等，但充其量不过是指出了一些零碎的表面现象。这些现象并没有越出文学与社会科学的共同规律的范围。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这有什么特殊性呢？难道它不也是心理学、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等的唯一源泉码？文学艺术与作家的心理素质、经验、教养、民族特征等等分不开，难道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他们的心理素质、经验、教养、民族特征就能分得开吗？
陈涌非常真诚地探索文艺反映生活的特殊规律，辛辛苦苦地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规律上来；陈涌非常认真地反对直接反映论和艺术教条主义，结果是他并不能在理论上与直观反映论和艺术教条主义划清界限。
这是因为陈涌对主体的作用的认识仅仅凭他十分朦胧的直观，这种直观还没有从混沌的表象和片断的经验上升为自觉的系统的理论。陈涌肯定作家的心理素质、经验、教养的作用，但对心理素质、经验、教养并没有加以全面具体的分析：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有利于成为作家、艺术家，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有利于成为社会科学家。关于这一点，虽然目前心理学受发展的水平限制还没能充分科学地作出说明，但是从古希腊的希波克瑞特把人分为多血质、胆汁质、抑郁质、粘液质到巴甫洛夫把人分为艺术型、思维型、中间型，都有一系列的思想材料可资利用。有了这些材料，再加上文学史上作家创作的经验材料，我们探索艺术家的特殊心理素质，将社会科学家的普遍心理素质和艺术家的特殊心理素质区别开来，并不是不可能的。然而陈涌的愿望与他的研究实践在这里脱节了。
而脱节的原因恰恰在于他对刘再复所强调的文艺的审美特点抱着藐视的态度。
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心理素质的区别不在于经验、教养、民族特征等等在他们的创造中是否起作用，而在于他们的教养、经验、民族特征等等中各有不同的东西起着不同的作用。抓住这个不同，就是抓到特殊矛盾，按毛泽东的说法，事物的特殊矛盾就是事物的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