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那个死结并不真是什么赎罪意识的起点，它不过是使叙事成为可能，或者说使其变得更有深度和力度的一种文本策略。一旦作为文本的表意策略而存在，原先的意指作用就被悬置了。也许《大浴女》本来试图挑战人性，但她却不得不屈服于历史。人性及其个体的存在，本来就没有单纯性，没有绝对性。铁凝设定这一动机可能只是一种姿态，也许铁凝的赎罪意识并不坚定，她在一开始就拿不定主意，这种记忆“可能是真的”，可能“经过修改”，甚至，人的记忆都有町能被篡改。如此看求，她随后并不认真刻意地去追究人类心灵的幽暗也不奇怪。
审判个人乃至人性，面对人性最幽暗的部分，当然不如审判历史来得轻松，历史毕竟是身外之物，一个宏大的然而缄默的客观之物。审视历史既显示了人的睿智，也与自我的灵魂拷问无关。
像铁凝这样一个有才华、有思想深度的作家，她几乎要对人性来一次尖锐的冲击，但她为何放弃了呢？仅仅是小说审美的流行趣味吸引着她吗？或者是背后那只看不见的金手指在推动着她吗？然而，也许更重要的在于，我们的文化本质上缺乏原罪意识，我们的文学也不习惯于对自我内心进行毫无保留的审视。
铁凝试图开掘这一主题，但她并没有坚定地做下去。她对人性的揭示下意识地转向了对历史的书写；对个人记忆的梳理，不得不拖曳着对集体历史的表达。这就展现了一种丰富的、深厚的历史叙事，人性的深度变成了历史的深度。最后她能留给个人什么呢？个人什么都没有，她把陈在还给万美辰，她成就了自己。但她什么也没有，她甚至——没有罪。
总而言之，一个返回内心的故事，结果被一系列不断外化的呈现、视点、反思和精神超越所代替。铁凝不能沉迷于个人的故事，不能在个人的内心生活中开掘自我反思的深度，她不得不借助于历史和道德升华。现时代市场中隐含的读者，中国文学依然在起作用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一种强大的第三世界文化特有的表意策略，这些都使铁凝关于个人性的小说叙事最终义转向了第三世界的历史寓言。
3私人性与当代中国小说的变异这部小说一直经历着私人性与历史性的撕扯，可以看出它强烈地同到个人内心生活深处去的愿望，也可以看出它发掘个人真实记忆和体验的那些努力，但它终究被更深厚有力的历史意识所支配。作家的写作经常从个人的直接经验开始，但却渴望把个人经验拓展为人类的普遍经验。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中，个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极为密切，个人与历史并不存在自由的间隙，关于个人的故事，总是被拖向民族一目家的宏大的语境中。当然，这种情形本身经历了历史转化，并且现在依然在否定之否定的环节中转化。
从理论上来看，“私人性”在虚构小说中的作用历来暖昧不明却又不可或缺。现代小说的兴起得益于把私人性的故事变成一个公共的话题，或者说变成一种民族同家的历史性叙事；所有在虚构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和事件，都寓言性地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虚构的假定性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虚构小说最大限度地提升了现代生活的品质，这不仅仅是把个人生活提升到社会历史的层面，提升到民族一国家的高度，更重要的在于，它使人们可以在想象中占有他人的私密性。它使人们对他人的私密生活有如此亲近透彻的了解，它使人们不再彼此陌生，人们可以亲密无间地沟通，从而组成一个完整和谐的社会。在写作中。私密采取了虚构的形式；而在阅读中，虚构具有了私密的特质，这就是虚构小说的神奇所在。
在完成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中，文学（特别是小说）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被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自从粱启超倡亩“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的口号，晚清小说空前繁荣。他不仅把小说作为推进现代文明的工具，而且使中同社会在文化上与西方现代文化紧密相联。五四启蒙运动再次把巾困文学推到救国救民的高度，而社会主义在中同的传播，则把革命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枉中国的胜利，同时也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化霸权地位。罔此，虚构小说就变成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小说中出现的任何个人故事，都不再具有私人性，它只是一种表象符号，根本的意义在于折射出幸十会历史内容。杰姆逊在比较西方现代小说与第三世界文学时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的决定因素之一足西方现实主义的文化和现代主义的小说，它们在公与私之间、诗学与政治之间、性欲和潜意识领域与阶级、经济、世俗政治权力的公共世界之间产生严重的分裂；而在第三世界文化中，“关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80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思想潮流大量涌进中国，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格局也发生潜在的变化，主导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趋于弱化，知识分子思想和民众的思想倾向都向不同的方面推移。特别是在文学方面，开始出现远离主导意识形态的艺术表达。90年代中国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使文化生产更趋于市场化，这使大批的自由撰稿人出现，文学也开始标榜个人化写作，率凫反映这种历史变化的是一批女作家表现出的女性主义写作。个人化当然不能等同于私人性，但个人化写作把虚构小说从社会历史背景中剥离下来，并且开始运用个人的隐私作为写作的资源，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代中国文学的美学性质（典型的第三世界文化逻辑）。也就是说，这类个人化写作不再是作为民族一国家的寓言来起到社会作用，而只是作为个人经验和内心生活的展示愉悦读者。
海男、陈染、林白、虹影的小说在90年代中期硅得尤为引人注日，她们的小说不再极力建构历史神话，而是讲述个人的情感生活。由于她们的叙述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的视角，而且小说中的主角有意暗不作者的身份特征，使人们有卵由相信这些故事具有自传体的性质，且带有明显的私人生活特征。海男在数年前出版一部长篇小浣，取名《我与七个男人的故事》，伴随着媒体的狂热炒作，各种关丁这七个男人真实身份的传闻不臃而走，并且成为人们阅读这部小说的主要动力。海男不时还在她的小说里糅进一些她的情爱经历，它们始终成为海男那些具有先锋派特征的实验小说的奇特作料。虹影近年出版的《背叛的夏》和《河的女儿》，也被媒体不断地渲染自传体色彩。、陈染在90年代初期的代表作品是《与往事干杯》，这篇小说讲述。个少女与一个大她20岁的男人发生性关系的故事，“失去童贞”似乎是这个少女始终难以摆脱的心理障碍。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陈染试图去写作一个与时代脱节的故事，专注于一个少女的内心。“失去童贞”显然是女人最具有私密性的人生经历，尽管这是虚构小说，它不过更深地触及了人性的深层意识而已，实际上，放在当代中国文学的语境中看，并不如此简单。中国前此或同时期的小说对个人情爱的书写，都必然导向对一个人的命运以及与历史关联的寓言意义，但在陈柒的小说中，“个人的私密”并不是用于控诉“文化大革命”，它只是对一个少女一段掩盖的隐私的回忆，它专注于心灵受伤的美感，而不是痛苦——这是令人惊异的。那种幽闭中的孤独感和青春的冲动写得楚楚动人，不断被强化的第一人称叙述，一些关于时间和地理位置的真实性效果，都有助于加深自传体的特征。
这使人感觉到，它不是在书写中国惯有的一段历史中的个人故事，而是从历史中抛离出来的个人的私密性经历。
同样值得提到的是林白在1994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这部小说讲述—个女人青年时期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挫折，这些挫折并没存使她丧失生活的信念，她承受住了各种失败而走着自己的路。这部小说给90年代中期的中国文坛带来相当强烈并且持续的冲击，中国当代小说还少有如此绝对的女性故事。它如此偏执地去发掘反常规的女性经验，那些被贬抑、被排斥的女性意识从女性生活的尽头，从文明的死角脱颖而出，令人惊奇而又惶惑不安。林白的小说在，当今文坛给人以兴畲，又颇有非议，大约与她独辟蹊径去揭示那些怪异的女性经验不无关系。她近年发表的一系列小说，诸如《同心爱者不能分手》、《子弹穿过苹果》、《瓶中之水》等等，都对一些怪异的另类的女性经验加以发掘，展示了一个女性的奇观世界。《一个人的战争》在这方面则是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如此深邃地沉醉于自我的经验世界，如此绝对地埋葬自己，以至于无所顾忌地倾诉了全部的内心生活。结果，这次返回内心的倾诉，不得不变成一次超道德的写作。它对男权制度确立的那些禁忌观念，对那些由来已久的女性形象，给予了尖锐的反叛。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也同样不断地暗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与作者本人的类同关系。女主人公的各种经历：少女时代的梦想和错误，大学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情爱方面的挫折、婚姻等等，这些都与作者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小说的结尾出现了典型的作者生括写照的栎记——她与一位年长许多的男人结婚。这就使人不得不相信这部虚构小说具有自传体的特征，而小说中出现的那些细节描写，则有如个人私生活的披露。
何以有一批女作家热衷于把虚构小说当做个人自传，甚至当做个人私密生活来表现？文学的市场化趋势也助长了向私人生活的逃避。文学在过去被确定为民族一国家的话语，现在则是面对阅读市场的一些传奇故事，女作家的写作越是逼近私人生活，则越是具有市场效应。当然，它不只是消极地适应文学的市场化趋势，它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反主导意识形态的功能。
9O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一直寻求逃离主导意识形态支配的疗式，女性作家更容易从文学制度话语中退出，关于女性自身感受的叙述，天然地就具有回避主流社会的功能。很显然，女作家越是沉人内心，越是关心自己，它就越是显得偏离主流社会，潜在地反抗主导意识形态的控制。这种退避式的二忙写，由于这种潜对话的背景而具有叛逆性的意义。这种叛逆确实是不自觉的，并且是在自我暗示中逐步生长起来的。书写女性自我的私密，寻求一种新的真实性，这本身表达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在中国过去的现实主义美学规范体系内，“真实”只有提升到历史普遍性的水平才有意义；而在陈染、林白的叙事中，真实只有回到女性个人乃至于网到个人的隐私才有价值。对真实性的崇拜，对艺术真实性进行重新定义，明显是受到媒体传播的纪实观念的影响。在电视媒体异常发达的时代，文学虚构面临严峻挑战，这使相当一部分女作家相信只有发生过的事实，只有与写作者本身相关的事件才是有意义的。相当一批女作家在小说叙事中不断地写到女性的身体，还有什么比女性写作自己的身体更“真实”的呢？在反复强调的第一人称的视角中，在反复暗示自我真实身份的细节表现中，女作家关于身体呈现的书写，已经把写作变成一项纯粹的私密出卖事业。这项出卖具有适应市场和反叛杈威话语的双重作用，围而才显得理直气壮。
私密崇拜在当代虚构小说的写作中已经占据显要地位，这当然不只是出版商的意图，相当多的年轻女作家也深信不疑，是不是真正的私密奇怪地成为衡量文学作品价值的重要尺度。
2000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出版，在未遭查禁之前，文学界曾对卫慧展开围攻，围攻的焦点集中在卫慧是否有资格写作这样的故事，原因在于这个故事不是卫慧亲历的，而真正亲历者棉棉也出来说话。卫慧被指责为抄袭了棉棉的小说，而棉棉则备受推崇，棉棉本人也理直气壮。问题的关键在于，棉棉的小说写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那些关于吸毒，进戒毒所和劳教所，与外国人上床、搞同性恋……等等，说到底棉棉才是写作内己的隐私，她才是货真价实的“上海宝北”。人们不再关注一部作品在虚构的意义上如何评价它的文学价值，而是热衷十辨析隐私的真实性。
由于中同的礼会变革发展速度迅猛，年轻一代的作家儿予处在历史断裂的边缘，他们与中国过去的历史无关，甚至与当下的社会权力制度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感受到中国的市场化趋势，并从这种变革中理解自身的现实。70年代出生的作家群几于是怀着轻松自如的步伐走向市场化，走向狂欢式写作，他们没有历史记忆，只有个人简单明了的经验或私生活，他们并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意向与主导意识形态抗争，只是凭着个人的趣味和时尚潮流写作；然而，对于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例如像铁凝这样有知青经历的作家来说，并不能彻底与历史决裂，个人生活依然与历史、与民族一国家神话缠绕不清。他们经常处于深刻的矛盾之中：一方面非常渴望回到个人生活，试图写出个人真实的情感，以至于自然而然地触及到个人的隐私；但另一方面，却又依然摆脱不了个人经验与历史的联系，个人的经历作为重新思考历史的起点，总是被历史改写，并纳入历史理性设定的规范之中。
2001年2月2日改定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