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有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之誉的贾平叫出版了《废都》一书，一时间洛阳纸贵，整个中国大陆都闹得沸沸扬扬。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贾平凹的《废都》都是一部传世之作，这部小说创了中国小说出版发行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有盗版本多种，总计印数可能达到一千万册以上。这部小说引起的争议是空前的，有官方的，民问的；有认真的，有起哄的。小管人们如何看待这部小说，它引起海内外广泛的兴趣本身，就足以说明它是一个重要现象，同时也汇集着这个时期的多种矛盾，因而人们才会从不同的立场去看待这个问题。批评《废都》并非意气用事。也不是固执偏见，因为《废都》触发了当代文化和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大多数人批评《废都》都从“性”人手，但写“性”是文学艺术作品的当然权力，中国没有这方面的立法，也没有明确的规定，很难说在什么限度内是不健康的，是有害的。不少人自作高明认为，《废都》的性写得不够高雅，言下之意，由他（或她）来操刀就游刃有余。读者大多眼高手低，自以为是，但真要让他下手，却又画虎不成。文学史也不乏被认为伤风败俗，写性写得不文雅的作品，终究被认为是经典之作，熟知的就有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乔依斯的《尤利西斯》。可见写“性”并不构成作品的天然缺陷，更何况还有福楼拜之类的文豪说过，所有的名著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通奸”，这话说得有些难听，但看看所有的名著，无小与此纠缠不清，写性本身很难分出高下。文化的差异，时代接受程度的不同，小同经验背景的人都会得出不同的甚至于相反的结论。例如，日本导演大岛锗的《感官王罔》，当年几乎要夺得戛纳金奖，被认为东方“性电影”之最，但也有不少人认为有伤风化。贾平凹的问题不在于写了性，或性写得不够高雅，而是这部小说本身存在诸多作伪的可疑之处。
本书的书名被命名为《废都》，这显然是一个象征性的书名，作者似乎是要写作当代文化的“废墟”，写出当代文化的破败；在本书的扉页上，贾平凹就注明：本书情节纯属虚构，惟有心灵真实，作者又有意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制造某种效果；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再三表示，他对古典美文情有独钟，看来，贾平凹要做的，不过是沟通古典美文的传统。该书的表意策略至少想在这几个方面要有所作为：其一，关于文化破败问题；其二，关于心灵真实问题；其三，关于古典美文问题。然而，在这些冠冕堂皇的能指系统或符号体系下面，作者却在书写和表达另外的东西。
小说叙事出现了异化，文本偏离了原来的动机，在由美学与道德构成的表意谱系下，作者在玩弄其他的意蕴。
这部名为“废都”的作品，显然表示作者试图描写当今时代文化（和精神）面临的严重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小说的叙事也向着这个主题推进。庄之蝶这个文化名人卓尔不群，桀骜不驯，不修边幅，有意蓬头垢面，穿双拖鞋，喝酒，题字，玩画，何其潇洒。
然而，除此之外，这个惊天动地的“文化名人”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作为，他那显赫的名声除了偶尔被人利用一下，并没有人对此当一回事，那个表面上把他奉若神明的文学爱好者，一转身就把他题字的书当做废品卖掉。他被搅进一场莫名其妙的官司而手足无措，任人摆布，终至于一败涂地：他惟一值得称道的地方是为人捉刀写情书。他开书店本想在商海中捞一把，却做了赔本买卖，而且足为学生所骗一{然这个品格高尚的名人也偶尔骗人，乘人之危收购朋友的字画，倒也驾轻就熟，庄之蝶最后一败涂地，连市长也对他失去信心这个两京城里风云一时的名人无所作为，终至下没落潦倒，生死不明，事实上，四大名人加上孟云房，没个活得像样，瞎的瞎，死的死，冉不就是流落街头，贾平凹在某种程度上写出了知识分子颓败的当代图景，令人惊异的是，失意的文化名人却小断在女人那里获取重新肯定的依据。文化失意掩盖的却是性欲的表达，在文化与性欲之问，隐藏的性欲实际颠倒了文化书写的意向，对知识分子文化破败的书写，转变为对一个文化名人的性生活的观赏。事实上，庄之蝶这个文化名人慑服的惟有女人，在女人那里他成功地确证了自己的存在。唐宛儿这个美艳风骚的妇人如期而至，他们一拍而合，这个文化名人迅速成为一个欲望的英雄，到处是他们交媾的场所。庄之蝶把他的那个寻欢的去处称之为“求缺屋”，这个正在丧失政治学和文化学功能的名人，现在只有从生理学中获得补偿。他的缺失——他的自我意识也只有性欲。他的姿态一开始就摆在那里，只有女人能填补这个“缺失”。这个填补乃是双重错位的结果：这些女人出身低微，唐宛儿是个与人私奔的妇人，柳月是个保姆，阿灿则是个削价处理品。她们都对文化名人有着奇怪的渴慕之情，她们通过献出身体而从庄之蝶那里取得文化。正如阿灿在交媾时所说的那样：她不仅是获得身体的满足，更是“整个心灵的满足”。对于庄之蝶来说，他需要的是妇人的身体，他交出“名声”，而获得身体。他是个欲望的焦虑者，而女人则把他误读为文化名人；那些女人不过是文化仰慕者，而庄之蝶把她们读解为淫妇。贾平凹通过这个双重误读来获取双重意义：它既肯定了庄之蝶文化名人的丰体地位，又顺利完成了性欲话语的表达。实际上，这些女人在文化上对他的肯定是十分可疑的，这些私奔者、保姆和劳动妇女，她们对文化以及时文化名人的渴慕不过是叙述人的假想和强加。如果说庄之蝶在文化上的意义只是由这些妇人来确认，那么这是肯定还是嘲弄？
庄之蝶重返历史主体的宿愿是彻底落空了，他不得不努力扮演个纵欲者的角色。同样，贾平凹试图表现文化危机的主题也被颠覆了，小说叙事不得不变成关于性欲的当代神话。
这部被标明表达“心灵真实”的作品，随着文化象征意义转变为性欲神话，其隐喻性的含义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心灵”变成了肉体，而“真实”则变成纪实。关于文化破败和知识分子精神危机的叙事，变成了个人的性幻想。普遍性的叙事，被注入特殊性的内容，这一切都使冠冕堂皇的表面的能指体系发生颠倒，并不是说重温个人的经验就不具有铭心刻骨的力量，问题在于，这一切都是在一系列的宏伟叙事纲领底下完成的。
很显然，贾平凹对个人的“心灵真实”的表达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在后记里突然义提出他的叙事是要重温古典美文：
……中国的《西厢记》、《红楼梦》，读它的时候，哪里会觉得它是作家的杜撰呢，恍惚如胼经历，如在梦境。好的文章，圃囤囤是一脉山，山不需要雕琢……这种觉悟使我陷入了尴尬，我看不起了我以前的作品，也失却了对世上很多作品的敬晨，虽然清清楚楚这样的文章究竟还是人用笔写出来的，但为什么天下有了这样的文章而我不能呢？！在这里，小说的叙事动机再次发生变异（或跳跃），从对文人文化的书写，变成性欲的表现；从对集体精神危机的反映，变成对个人的经验的重温；现在，又从个人的心灵真实。因为个人的心灵真实与古籍完全沟通，“读它的时候”，就如同亲历其境。反过来说，只要写出亲历其境，就与古籍沟通一致，就是在精神上、在风格和气质上融为一体。但在这里，美学的理想追求，实际变成叙事的模仿，那些关于“心灵真实”的性经验描写，与古籍的求欢场景如出一辙。就看女主人公唐宛儿，看上去就是中国古典叙事女性经典原型之一：女人要么是贞女节妇，要么就是淫妇妖女。唐宛儿大体属于后者。
这在《金瓶梅》的潘金莲身上可以找到恰当的原型。
尽管贾平凹有意回避了《金瓶梅》，但依然不难看出《金瓶梅》才是贾平凹写作《废都》的主要文化（美文）母本，所谓“心灵真实”与此有着内在的血缘关联。那些人物、场面和细节，更重要的是那种氛围和精神，都与《金瓶梅》相去来远。例如“那妇人……”的笔法与《金瓶梅》及古典话本小说如出一辙。那些某某，不折不扣是《金瓶梅》的现代显灵，它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躲避检查制度而遗留空缺，也不仅仅行使商业广告的职能，它公然表示与《金瓶梅》的文化和文本的姻亲关系。然而《废都》到底从中吸取了多少古典文化的精华呢？一种艺术作品永远只能是属于那个时代，属于那种文化。《金瓶梅》以及那些野史笔记小说随着那个时代的死亡，徒然留下一些文化记忆，留下一个象征性的文本。正如那些伟大的悲剧事件重复出现则成为喜剧一样，那些被称之为“经典”的文本被重新模仿，也就成为“稗史”。
事实上，贾平凹的兴趣所在又何尝是那样一种文化气质呢？他站立在现代商业主义的地盘上翘首远眺，透过那些蛊惑人心的某某，他除了看到更为翔实的交欢场景，还看到什么国粹呢？诱惑着贾平凹的，不过是那所谓的“实录”笔法，所谓的房中秘史。
在贾平凹的注视下，那些经典名作的神韵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它们徒然剩余一些传说和故事的断简残骸，它们不过是一些文化稗史的现代重述。文化名著（如果确实是文化名著的话）并不是在任何时代，对任何个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这取决于这个时代，这些自称文化创造者的人是否有能力承受这些遗产。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人们以经典文本为范本，就是在“弘扬”，就在本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了活的源头。与其说贾平凹在膜拜那些经典珍本，不如说在祈求古典时代的野闻稗史来充实他的叙事。
对“美文”的崇拜并没有上升到精神气质，而只是作为直接的叙事材料缝合传统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鸿沟。这些经典名作及其暗喻着经典文化的符号，不仅给贾平凹讲述男女欢爱的故事提供原始素材，给那些引人人胜的场景提供句式笔法，而且它们直接构成了那些场台的背景和道具。在那些寻欢做爱的时刻，那些妇人经常手持古典文本阅读（参见《废都》第310页），诸如《红楼梦》、《浮生六记》、《翠潇庵记》、《闲情偶记》、《西厢记》之类的古籍读本使唐宛儿获益匪浅。这些女人也自觉跨越时代界线，等同于古典时代的淑女妇人（如董小宛），到底是这些女人的错觉还是贾平凹的预谋？对于贾平凹来说，这些女人本来就从那些古典读本脱胎而米，甚至连阿灿这个女工都谙熟“所有古典书籍中描写的那些语言”，他们在交欢时“把那些语言说出来”，所有曾经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都试过了”。
这是一次奇怪的交媾，次仿真式的交媾，对古籍的模仿成为交媾的动力和快乐的源泉。正如贾平凹的写作。对这些交欢场面的描写，同时也是对那古典美文的重温。很显然，在这里，文化的动机（幻想）被性欲化的结果所颠倒了。作为当代中国“纯文学最后一位大师”，贾平凹却在欲望与典籍之间徘徊不已；他试图恢复的“复古的共同记忆”，不过重合了两个时代的交欢场面。欲望复话了典籍，而典籍、美文终于使欲望也经典化了。
继《废都》之后，贾平凹还出版了《白夜》等作品，据说当时有不下20家的出版商和书商云集西安，旅行袋里装着硬梆梆的儿十万元巨款，争相竞价，只等着贾平凹的书稿杀青。《废都》给文化掮客们的想象空间实在太大了，但这一回这些人却失算，《废都》已经一去不复返，正如贾平凹要重温古典美文也必然画虎不成一样，重金之下捧回的《白夜》风骚不再，仅仅靠了贾平凹的大名，靠了《废都》的余热。书商们才勉强收回本钱。如果少了某某，如果去了欲望与典籍，《废都》能有多少吸引力呢？
我们时代“最后的大师”还有多少作为呢？《白夜》已经给出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