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年间续修的族谱，是重新开张的。往前推四百年，凭借的家族历史只能是这块碑石了。如果说武略公是家族先人的一个事实，上溯五代，就到了元代忽必烈至元年间，那已经是十三世纪的事了。续修族谱的先人，用白纸黑字说，生活在十三世纪权且当做始祖的人是埋在这片老陵里的，而且标明了方位，是在陵底十三亩挂角茔内。再往前呢？我的远祖的踪影在哪里？没有人能说得清，也没有文字记载，这片土原也保持沉默了。家族的栖息地，可以从原上追究到凹里，再追究到北原畔上，追究到后堡子，也不过是千年的叹息。再之前，族人们只有一个说法，那就是山西老槐树底下。等我长大以后，能够识文断字了，便觉得这个说法是一个含糊的人云亦云的交代。满世界的中国人，一说到最早的祖宗，大都有会说是从山西老槐树底下迁居来的。而且煞有介事地伸出脚趾头，捉住小拇指说，这指甲盖是分岔的，是现两个瓣的，由此见证他是地道的汉人或中原人种。山西老槐树一般指洪桐县，有一出戏不是说洪桐县里没好人吗？这简直有点对老祖宗的不敬。那里的老槐树说有几千年历史了，我没有到实地看过，只是从一些图像资料见到过，多是残缺的老树干，论起树冠的大小，远不如我的凹地里的老家的老槐树那么绿冠如盖。老辈子人有个说法，一说凹里老家的老槐树是从北原畔迁居的路上捡的，还有一说，北原畔上也有棵老槐树，是从那儿孕出来的。再往前推，就是从山西老槐树那儿衍生出来的了。当初，明朝洪武年间，因战争连年，四处的壮丁都被杀光了，尤其是边地一带，十室九空，田园荒芜，便从人口稠密的山西一带向外移民。他们可能是被押送到老槐树底下，或者是把老槐树当作集散地，也许那里有不少老槐树，后人便记住了从老槐树底下来的。据说移民是按一定比例抽的，比如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留二、八口留三的说法，四散开来。这是皇帝下了诏书的事，违令者斩，这便是移民的事变成了抓丁一样的残暴之举，妻离子散，哭爹叫娘，那情景是可想而知的了。人说故土难离，骨肉难舍，老槐树底下便成了一个伤心地，一个让后人永远念叨的先祖们的断肠处。如果说是洪武年间有过一次山西大移民，我的先祖肯定不包括在内。洪武年间，我的先祖武略将军是在渭北的土原上出发，南征北战，最后到了河西走廊一带驻防的。那么还可以找到一个说法，元代初年也有过一次大移民，也是从中原一带移往周边地方的。这样，我可以得到先祖移自中原的结论了。没有，武略将军碑上没这么说，县志上也没这么说，我只是比较固执地认为，先祖是世居于此的，世居，是道光年间修谱的老先人的措辞。
突然有一天，我在省城博物馆游览，在幽暗而柔和的光线下，看到了有关姓氏来源和分布状况的文字。我的姓氏，连同我周围的常见或陌生的姓氏，在渭河北岸的辽阔的台原上，都纳入了渭北羌族。起码是在秦朝到汉朝，渭北一带的羌族部落就是我等的先祖。周代呢，周文王周武王也是羌人的外甥，姜羌不分，先祖的源头竟是皇室贵族。什么是羌？放羊的人。从渭北向西的广大原野，便是先祖们的栖息地了。从史料上看，羌族是中国西北部一个古老的民族，源于南方的三苗，早在舜时曾西迁到青海河曲赐支河首一带。到了大禹治水时期，曾征调一部分羌人参加治水，因治水有功，封了许多姜姓之国，留居在了黄河以南。以后，姜姓之国散布在河南山东陇西一带，成了夏商周时代的大姓，叫做羌伯的羌人首领好不威风。周族的先母也姓姜，有一天，她出外玩耍，在旷野上见到一个巨人的脚印，姜女好奇地踩了巨人的脚印，没想到回家以后竟有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后稷，姓姬氏，也就是周代的祖先。羌人应该说是周人的舅家，是后稷的舅家，那个在若干年之后的二十一世纪初成了农科城偶像的神农氏的舅家。姜姬之间的联姻延续不断，姜人富有野性和柔美的一代代女子，在周商国里当上了皇后娘娘。周武王伐纣时，老舅家的人马成了一支劲旅。秦国兴起后，迫使羌族部落向西迁徙，让他们回到草原戈壁滩上去放他们的羊。有一位羌族部落的首领叫无弋爰剑，被秦人拘为奴隶，因忍受不了秦人的奴役，便伺机逃跑了。爰剑在前边跑，秦兵在后边追，爰剑藏进了一个岩洞里，这才得以幸免。秦兵搜索不到爰剑，只好怏怏而归，爰剑这才从岩洞里爬出来，接着往远处跑。这时候，爰剑遇上了一个人，象是个女人，她的长发披在脸上，让人看不清她的眉目。原来这个女人的鼻子被人割去了，面目惨不忍睹，只好用长发掩遮了丑陋的脸。爰剑与这个被夺去了姣好容貌的女人一路同行，在患难与共中产生了爱情，成为夫妻。他们一直向西走，去寻找自己的故土，先祖的栖息地，在河湟一带住了下来。无弋爰剑与劓女远离了祖先在渭水平原上创造的稼穑，回归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地方，在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自然的怀抱里，生儿养女，繁衍后代。这一带的羌人，从此有了一个披发覆面的风俗，一颗爱美之心是不变的，无论美或丑，或者丢失了美容，都不能夺走爱美之心。羌人死后，燔而扬其灰的习俗也一直延续不断。在婚姻习惯上，父亲死了可以妻其后母，把自己的后妈变成自己的媳妇，兄长死了可以纳其嫂，让嫂子给自己当媳妇，这种习俗到了二十一世纪初的眼下也没有绝迹。到了汉朝，大量归降的羌人迁入内地，过着奴隶的日子。十六国时，有个羌人叫姚苌，在陇西长大，先是归降于后赵东晋，后建立了羌人自己的王国，国号为后秦。立国后，招抚流民，设立学校，提倡儒学，百姓生活安定。再说党项族也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原居于川藏青海一带，到了隋唐时期，逐渐迁移到了甘肃东部和陕西北部。到了唐末宋初，这支党项族的首领李继迁在今天的银川一带与宋朝抗衡，建立了西夏王朝。在此之后二百多年，就到了旧家谱上所载的元代世祖忽必烈至元年间，即一二七六年左右，我的先祖武略将军的高祖生活的年代。在羌人北上西迁，又东进南下北上的漫长漫长的旅途中，一路上不免散失离走，种子遍布黄河以至于长江流域的山川大地。如今仍生活在滇西北的羌人，无疑是一群羌族部落的优秀子孙，他们也许在舜时的三苗时代之后就不曾远走过。从姓氏上看，他们和我的祖宗是一致的，成了失散几千年的骨血。这样说来，远祖在哪里，远祖的远祖在哪里，比日子悠长得多，比梦悠长得多。
我也知道，时下人们对于家族遗传的意识是亲不过三代，没有直接感受过长辈抚摸的子孙们可能以为他们不过是传说而已。一是把先祖的故事只是当作一种闲聊的资料，二是那些和我一样追根问底的有心人，也只是在捡回唯恐被丢失的记忆，也谈不上是炫耀或者是卖排什么的。也许一切缺乏资料依据的推测，也只能是想像或判断，影响不了现有的生存状态，但无论如何是对精神处境产生作用的。三五十年之前，每逢大年初一，几百号族人的男人们都会如约集中到北原畔的老庄子的大院里，设好牌位和香案以及供品，敬香烧纸，叩头作揖，来祭奠先人的亡灵。再成群结队地挨家挨户去祭祀。长门的老户传人，负责祭祀活动，还要备几十桌的酒席招呼族人，当然不是白吃白喝，祖上早有规矩，每家每户是要交祭祖费用的。后来，人们的生活陷入困顿，交不了多少祭祖基金，那么就由长门传人量力而行，烧一大锅菜汤分而食之。等我记事时，跟随长辈到北原畔老庄子的长门传人院落里祭祖，连喝菜汤的份儿也没有了，各家各户所献的供品如糖果之类，甚至只是两个小白馍，归属长门传人的主祭人，算是一种回报了。到了清明节，也是几十号家族里的大大小小男人们，集聚到老陵里上坟。后来，集聚上坟的范围越来越小，近些年已经是各家上各家的坟，最多可以上溯到曾祖一辈甚至祖父辈。象是凹里老宅前的老槐树，主干当然只有一个，枝枝杈杈便有了若干条，叶片更是千千万万。叶片只知道叶柄，知道近处的小枝条，似乎根本的东西和枝杆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人是变得越来越生份了，血缘的蔓延所形成的远近亲疏，已经不能完全决定族人之间的亲近与疏远。有一个辞叫五服，家里老人去世，有一整套凶礼的讲究，这便是丧服的区别。先是粗麻布，后是细麻布，再是粗纱布、细纱布，最后是棉布，最亲近的人穿的是最粗糙的丧服，以此类推，是区分死者与族人之间亲疏关系的一个概念。五服容易被理解为五父，无非是子、父、祖父、曾祖父到高祖，其实，五服的服字是从孝服引伸出来的。是先父去世后要守服的那个服字的意思，它的含义是过了五辈人，这大概也是八九不离十的。从旧家谱推算，我已经是家族第十二代玄孙，是自清朝圣祖玄烨康熙二年为一世的，当时应该是十七世纪中叶。有据可依的家谱，已经过了两个半的五辈人。未入家谱的同姓族人，在老庄子的北原畔还有几支人的后裔，再早一点的后堡子又是一个同姓的大的部落。可见我所知道的家谱中的十几代人，也不过是一个小小枝杈间的枝叶而已。方圆间的同姓后裔都是武略将军的子孙，八百年漫长漫长的年月，我辈该是第三十代子孙了。
一个八百年，两个三个八百年前，是我的先祖渭北羌人的时代。周呢？舜呢？我辈也只是历史长河中视野之内的一段河流的见证者，在追思远梦中无奈地漂流而下。
《延河》2006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