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刘天民爷爷是1988年初。他已是70多岁的老人，清瘦，但身子骨却很硬朗。他离休前是一机部电器研究院的党委书记。他每天很早起床，步行数公里到公园打拳、舞剑，然后又步行回来。他是一个很和蔼的老人，我带了女儿到北京，他总是带着我女儿一会儿去天坛公园，一会儿又去自然博物馆。他的脾气极好，八爷与他经常在一些事情上发生“意见分歧”，要斗上会儿嘴，但每次都是他以“好，好，我错了，我错了”地“无原则妥协”而偃旗息鼓。这样一位“老好人”，很难想象年轻时竟是一位敢斗善斗、不怕死的地下党。
刘爷爷的故乡是河北省乐亭县，李大钊也是乐亭县人。刘爷爷十多岁还真见过这位北京大学的教授，是大人领着他去拜见的。李大钊摸着这位小老乡的头，问他几岁了，在哪里读书，嘱他好好学习之类，还给了他一堆花生枣儿，然后即跟大人们谈天去了。这堆花生枣儿总算没有白吃，刘爷爷回去就参加了共青团。那时候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乐亭县城关中学里建立了党组织，校长老师中都有共产党员。后刘爷爷到了北平四存中学读书，视野更为开阔，进步学生之间的联系也相当广泛。在这里刘爷爷因参加游行被抓起来蹲了班房，好在被捕的学生中，有一位的父亲大人是警察局的科长，加之都是中学生，糊弄糊弄就把小哥儿们几个给放了出来，所以班房只蹲了一个晚上，连窝窝头也没赚上一个吃。后来刘爷爷考上了天津北洋工学院，在这里成了“民先”的大队长……1938年西北联大毕业前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他准备去延安，但组织上考虑他没有暴露身份，留在“后方”对工作更有利，尤其是电讯这样的要害部门，于是就没走成。
婚后，唐义慧担任了国立西昌技术专科学校的讲师。学校在西昌城的一个山上，山上还有一个叫“邛海”的湖。这期间，她和刘天民在经济和其他方面支援“抗敌后援会”和进步流亡学生。她还经常帮助刘天民翻译密电，协助他与当地反动袍哥做斗争。这里的情况确很复杂，起初，当地反动“袍哥”把持了电台，台长就是一位“袍哥”。刘天民等地下党员巧妙地开展同袍哥的斗争，用技术手段窃听到“袍哥”台长在电话里谈大烟生意，并截住了他们贩运大烟的驴子，让当局撤了这位袍哥台长的职务。这位袍哥下了台后，刘天民当上了台长，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国民党很多来往电报，他借口电台功率不足，总是先发往汉中台再转发，原来汉中台有中共的人，可以把情报转告延安。
1942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大儿子刘伯宁。生孩子前不小心滚下一个坡里，动了胎，一位好心的邻居老太太用银手镯煮蛋给她吃，说是可以保胎，幸好吃了果真没事。
我见到大表叔刘伯宁的时候，他已是机械部桂林电器研究所的所长。我去北京八爷家，常常凑巧会遇见他，因为作为一所之长，他常出差北京办事，到了北京就住在母亲家，但也是早出晚归，回到家里还要打上半宿的电话。八爷抱怨说：整天这样不要命地忙，不怕忙坏了自己的身体！桂林电器研究所是一个数千人的单位，市场经济条件下，要自寻出路，不忙行吗？
唐义慧生孩子后，回到江津。1943年任国立江津九中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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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艺专靠自己的能力迁校入川，又在极端艰难的困境中屹然独立，唐氏兄弟和教师们——一群贫穷的硬汉子，凭着他们一股精神气，成就了一番非钱莫办的事——艺术教育，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因而武昌艺专在“大后方”的艺术界和教育界具有不容忽视的分量，其名气大振，其名声广传，成为当时全国第一流的私人学府。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这样，慕名前来求学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学生人数也就不断增加，学校为了适应实际的需要，增设了五年专科班，招收初中毕业生，以使那些具有艺术天赋的青少年能够适时获得教育和发展的机会。
但学校仍然经常背负着沉重的财务包袱，在战战兢兢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方面的事不再叙述了，但武昌艺专在江津时期的还有些事，值得记载。
唐义精和唐一禾思想倾向革命，他们在江津一如既往地爱护、支持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暗中保护他们的活动。
1939年，徐悲鸿先生介绍、推荐他的一位得意高足冯法祀到武昌艺专来任教，冯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毕业于中央大学艺术系。唐义精和唐一禾欣然答应请冯到校任专业课。冯在任教过程中，使学生们受到了不少进步思想的影响。
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笼罩在恐怖的浓雾中，国民党、三青团在各校极为活跃，到处对同学进行挑衅和迫害，对于主张团结抗日的话不准讲，对于进步书籍、文艺作品更不准发表和阅读，动不动就以“左倾”、“赤化”来压制人，使同学在各方面的活动受到很大的压抑，特别是使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学生的安全受到威胁。每逢这样的时候，唐义精和唐一禾都竭力对进步学生予以保护。
学校里的中共党员学生利用读书来接触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名义上的学习文艺理论的读书会，其中夹了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读，每周利用野外写生进行讨论。这些唐义精都看在眼中，有一次他对其中的中共党员学生李家桢说：“读书要当心，别惹出事来！”在他的叮嘱下，这些学生更注意对环境的留心，更加谨慎了。
这个读书会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同学们分别收集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如《列宁选集》、《联共（布）党史》、《哲学选集》和《政治经济学》等，随着时间的延长，数量也在增多，在平时分散在同学中保存，相互交换着阅读。但这样存在着一种危险，一旦发生突然袭击搞搜查，就会束手无策。“怎么办？”这成了党员们的一大心事。一天中饭后，同学们大都休息了，李家桢坐在宿舍门口的石墩上，一个在独自想着什么，这时，唐义精向他走了过去，见四周没有人，便小声而严厉地问他：“你们近来在看什么书？”李家桢被问住了，随口支吾地回答：“没有看什么。”唐义精把口气放温和了，说：“没有看什么？明天江津要派人来查学校，你们要把那种书藏起来！”李家桢才知道，校长是在为他们担心，就坦然地说：“没有地方好藏。”唐义精稍稍想了想，说：“把书藏到我家住的楼上去。”说完，便走了。李家桢听了，舒口气，笑了。他接下来便通知同学们把书集中交他处理，由他拿到校长家的楼上。旧式房屋楼上是不住人的，这回校长家的楼倒成了读书会最安全的“藏书楼”，因为谁也不会想到校长家里会有“红色书籍”而去搜查。这大大解决了读书会的问题，党员学生的心也放了下来。
在皖南事变后的这年暑假中，武昌艺专中共地下党员学生马仁海在四川灌县被捕，组织决定要武昌艺专的党员同学暂时撤离，以防万一。李家桢接到组织的通知后，立即去了重庆山洞，在表哥处筹来了路费。当他回到学校，立即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校长拿出一封信，严厉地对他说：“马仁海被捕了，你知道吗？……你们怎么这样糊涂，你看……”李家桢接过信看了，原来是马仁海在拘留所托人给他寄来的信，信封上没有写寄信人的地址和姓名，这样的信封，就是平信寄出，也会惹人注意，何况信的内容非同一般。校长又问他：“你打算怎么办？”李家桢回答说，“我已做好暂时离开的准备，这次去重庆，就是为了筹路费。我还想以我家中来信催我返回沦陷区解决家中困难为借口，申请休学一年，再看事情的发展决定是否复学，校长您看如何？”唐义精知道他的用意，也希望他在风头上暂时避开以免发生危险，但他又怕当时的教务主任疑心和阻挠，不便马上同意，告诉李家桢说：“你把此事去告诉五先生（指唐一禾），他是教你的，请他从旁促成，到明天我约他到校政厅，教务主任在时，你可提出休学，这样就好办了……”李家桢把他要走的事告诉了唐一禾，请他从旁促成，唐一禾欣然同意了。到第二天，唐义精和唐一禾及教务主任都在校政厅时，李家桢趁机提出了休学的要求，当时校长装着不同意，对李中途退学表示惋惜，他接着又征求教务主任的意见，教务主任也是极力挽留。在关键时候，唐一禾从旁插嘴说：“他家中既然有困难，要他回去解决，我看还是应该同意他休学，让他去解决了，早去早回，休学一年也可以再多读一年……”这样使得教务主任不坚持挽留，校长也顺水推舟地同意了。在他们的帮助下，李家桢等人不留痕迹地休了学，使武昌艺专的地下党组织没有受到任何影响，遭受任何意外。
在获得批准休学的当天，李家桢决定下午离校过江去江津。中午，唐义精又把他叫到家里，对他的离去感到难过，并对他说：“你今天去江津，最好等到吃晚饭的时候离校，等同学们进了饭堂再走，以免他们送你而惹人怀疑。”
下午5时许，仅两三个同学送李家桢下五十三梯宿舍，走到“望乡台”，却见校长早站在石坡上等他，特意为他送别，并叮嘱说：“路上要小心，到了地方给我写信，如能早回就赶早回来，别耽误了学业。”李家桢听着这些发自肺腑的温暖言语，心中既感动，又为与校长的离别而难过，满腹复杂难言之情使他说不出话来，只是点头称诺，并含着泪水，向校长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他背转身，走下石坡，再回头看，只见校长还站着，他的左手正把他的眼镜往上推，右手在拭泪。李家桢难过得不敢再回头，径直走下去，到了江边，再往西看，只见校长还站在“望乡台”上……
校长的这个形象，几十年来一直“定格”在李家桢的脑海里，永难忘却。
1942年的春天，离校后在歌乐山的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工作的李家桢听说唐校长等人到了重庆，便到市区去看望。校长见到他很高兴，但因有其他老师和学生在场，便装着不知地问他：“什么时候从湖北来的，为什么不去复学呢？”李家桢回答：“因经济困难，无法立即复学，拟在渝找一工作，筹些费用再回江津……”过了一会儿，其他人不在场了，校长说：“你们撤走后，学校没有发生什么事，听说马仁海也出来了，你们一定早知道，现在你们应该放心回去复学，留在外面并不好！”李家桢把校长的话转告党组织，组织考虑到他们离校后，学校党的活动也停止了，又考虑到他们与校长的关系密切，对今后开展工作有利，故决定同意李家桢等有关同学回校复学。李立即去信给校长，马上得到校长的同意。暑假过后，李家桢等人就回到了武昌艺专，还带着组织的指示：“运用在学校与校长、同学的有利条件，开展合法工作……”
国民党当局当时为了监督学生的言行，由军委会派出军事教官到各院校对学生进行管理。对武昌艺专三次派去军事教官，却发生两次学生反对军事教官的事件，但唐义精和学校并未加罪给学生。
唐义精暗里是支持学生反对军事教官的，因此军事教官在武昌艺专是最不吃香、最不受欢迎的人。军事教官主持的军训课、升降旗仪式、纪念周等，参加者寥寥无几，许多学生逢此类活动时，或装病，或溜出去写生。校长对此睁只眼，闭只眼，不管不闻，“阳奉阴违”。头一个教官约四十来岁，外表很严肃，呆了不久，大概是起不了什么作用，调走了。第二个派来的教官，看样子不到30岁，高个子，白晰的脸，花花公子的形象，喜欢活动，喜欢说话，喜欢往女同学宿舍钻，要这个送他画，要那个给他画像……女同学把他当“把戏”盘——“画像可以，你去我们画室做模特儿。”“要画讲条件，来两个军事动作：跑步！跪下！……”常常搞得他狼狈而逃。同学们背地里叫他“绣花枕头”、“草包”。一天，不知因为什么事，这个军事教官在画室外的操场上被学生杨立光一扫帚甩去，打得抱头鼠窜。几位男女同学见了，从画室里跑出来拍手大笑，连连叫好。这个军事教官在学校自然呆不下去，只好灰溜溜地卷铺盖走了。学校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军事教官来。
第三次派军事教官来，是1943年，这正是国共矛盾日益加深的时候。这个教官也被学生一哄而起用竹篙撵出校门，使他不敢回校。党员学生刘国枢是那次闹事的主使者之一，学校有个别人向唐校长说：刘国枢是头头应该惩办。但唐义精回答说：“此人虽然性子不好，但还能维护正义。”还是不管不理。由于唐义精的维护，加之那个教官因暴病而死，使得刘国枢等免于坐牢。如果没有校长的爱护和为他们开脱，这些人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