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为了明天新美的太阳
外公谈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边谈还不时朗朗大笑。
我常常被他那一阵阵爽朗、豪放的大笑所感染，但有时也免不得寻思：眼前开怀大笑的，竟是那位经受了深重磨难的老人吗？
或许，外公并不喜欢沉溺于那苦难岁月的回忆里——回忆象恶魇；或许，外公更热切关注的是我们的时代正在发生些什么，和应该怎样走向未来。
但历史是不能忘却的，任何关于未来走向的探测，都离不开对过去历史的总结和反思。
老人看出我对他的“笑”的“迷惑”，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道：
“‘文化大革命’，我是受迫害者，也是胜利者，所以，我没有悲悲戚戚。”
是的，他笑到最后，也笑得最好。因为那是胜利者的笑！
经历过漫长的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云，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炼火的锻铸，老人的思考也变得愈加深刻、邃远和成熟。其中包括对“文革”的反思。
这里，录下我与外公关于“文革”的对话的几个片断。
问：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什么会产生“文革”这样一场浩劫，这是人们一直思考的问题。您认为“文革”的主要由来是什么？
答：原因有许多方面，我讲重要的两点。
首先是因为，当时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很幼稚。
在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搞社会主义该干什么？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发展生产力，一是阶级斗争。但这两者谁主谁次，对此还很模糊。批“唯生产力论”在“文革”前就有了苗头，后来把阶级斗争当成了“纲”，酿成了“文革”这样的大动乱。
有人曾经提出：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把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看成是革命胜利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错了。我认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一矛盾的性质，和用什么方式解决这一矛盾。三大改造用和平的方法、即赎买的方法解决了这一矛盾，这是很好的方式。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实际上就是把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这是一篇好文章。毛主席后来否定“双百”方针，实际上就是否定了在这一文章中自己提出的正确思想。
“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是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大革命”，就从思想斗争扩展到“全面专政”，阶级斗争从党外搞到党内。
其次，是“左”倾思潮的不断泛滥。
为什么会出现“左”倾思潮？这是因为人们长期来认为“左”的就是革命的，它希望革命的进程要快，慢慢来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左”倾思潮的根源之一是人们的急燥情绪，谁都希望革命和建设能快一点，所以“左”的东西很容易泛滥，造成的灾害也就大。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急燥一次，在党内“左”倾思潮就泛滥一次，我们的事业就要受一番折腾，遭一番挫折。“文化大革命”亦是“左”倾思潮泛滥的结果，党内阴谋家林彪、“四人帮”正好利用了这一点。
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大家来研究。
问：记得您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王明路线统治时期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许多现象很相似，请您具体说说哪些现象相类似。
答：是的，历史上常常出现重复的现象。“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许多在王明路线时出现的现象重演了。
王明为了篡党，说党的领导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调和路线”；林彪、江青为了篡党，说党的老干部都是“走资派”（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王明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林彪、江青自称是“响当当的造反派”。
王明提倡“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林彪、江青提倡“全面专政”。
王明提倡以共产国际为偶像；林彪、江青提倡“小红书”，“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
如此等等。
当然，王明路线同“文化大革命”有不同的背景。“文化大革命”的背景和错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已经一致通过了决议，这里不再重复。
问：人们普遍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六十、七十年代所特有的现象，真正是“史无前例”的。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答：这个问题问得好，也应该澄清。因为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探讨中，出现了一批所谓的“精英”，他们从反对“文化大革命”出发，进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
说“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中国特有”的，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大动乱，并非仅仅发生在中国。例如，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其手法也与“文革”相类似——欺骗愚弄国内民众，鼓动狂热情绪，迷信“首相”，崇拜“天皇”，用残酷的手段压制不同意见，强迫老百姓征兵和参战，宣扬“武士道”精神，等等，不也是一种“文革”。
希特勒、日本军国主义所造成的大动乱，不但给本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同时也给世界人民带来重大灾难。
所以，警惕和防止类似于“文革”这样的社会大动乱的再次发生，不但是中国人民的事情，而且也是世界人民的事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的“文革”、日本军国主义的“文革”，是靠外部力量制止的，即是靠世界人民的力量制止的；而中国的“文革”，是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制止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给你念一首山西民谣：
天上下雨地上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爬得起来你爬起，
爬不起来就再爬。
我们跌倒正是自己爬起来的。
我们之所以跌倒，是因为“天上下雨地上滑”，搞社会主义在我们国家没有先例，打开一条新路，又走上一条新路，难免会跌跤。
更不能因为在中国社会主义时期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现象，就来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这样一个党，它是正确的，所以是光荣的和伟大的，它会犯错误，但是它总是能把错误改正过来，革命中是这样，建设中也是这样。过去是如此，希望将来也会是如此。
问：顺便提及，有一个时候，社会上发生对重播重演样板戏唱段、音乐的争论。反对重播重演样板戏的人很气愤，认为这样做是好了疮疤忘了痛。您对此看法如何？
答：我就不参加这场争论了。但由此我得到一条“经验”：对好东西的糟蹋，最好的办法就是林彪、江青的做法。比如说“样板戏”，本来其中有几个戏早就是很好的戏，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文革”以前就有了。可是逼着人民看了又看，还成为样板，而且只有八个。连地方戏也被迫演这八个戏，人民只准唱这八个戏。这样，人民就厌烦了。
再如，毛主席著作中的“老三篇”，本是很好的文章，可是林彪把它从毛泽东思想中割裂开来，并强迫人民天天读，人人背，怎么不使人厌烦呢？
凡是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只要把它推到不恰当的地步，把它绝对化，久而久之，就要走向反面。所以对毛泽东思想的糟蹋，对好东西的糟蹋，最好最好的办法就是林彪、江青的这种做法。
问：能否请您就“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做一个总体评价？
答：好，以下几句话，回答你的这个问题——
“文化大革命”，就事论事，当然是一件很坏很坏的事情。但从历史来看，犹如一个久眠不醒的巨人，醒来之后跌了一跤，现在爬起来了，他还是一个巨人，正在阔步前进，而且走得相当好。这个巨人，就是中国，或者叫中华民族！
这是一个胸襟宽广的革命老人的心声。这里丝毫没有对个人屈辱的怨愤，它表达的是一个东方民族的信念和希冀。为了这个民族的新生和富强，他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为了这个民族的明天，为了明天新美的太阳，他的炯炯的目光，没有在历史的废墟上滞留，而是穿越岁月的风云，探向未来。
我似乎进一步明了他的爽朗、豪放的大笑的底蕴。
第二节沧桑历尽绽新蕾
从“文化大革命”的灾难中走出来的中国人民，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开始了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历程。
经过蹉跎岁月的外公，年事已高，创伤累累，但他似乎忘却了个人的不幸和遭遇。他壮心不已，不断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繁荣富强奉献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他出狱后，中央要给他分配工作，党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两次与他谈话，要他再去中宣部，担任部长之职，主管党的宣传舆论工作；或去中央党校担任校长，主管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
但外公说：“我七十三岁了，孔夫子就是这个岁数死的。人老了，身体不好，不能再去占这些位置了。”
他决心退居二线，甘当人梯。
1979年7月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增选外公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同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又增选外公为中央委员。
1982年党的十二大，外公被选举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1983年再任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87年党的十三大继续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外公在晚年奉献着余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思想理论上的贡献。他特别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去认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和思想。
比如，如何正确认识党的历史，认识党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失误。外公的看法“新颖别致”（薄一波语）。
外公认为，我们的党，象一切事物一样，有它的幼年时期和成熟时期。在革命时期，我们的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党也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
他指出，认识这一点很重要。在革命时期，在革命的问题上，我们的党有一个从幼年到成熟的过程，这一点是容易懂得的，因为事情已经完成了，回顾一下就可以知道。但是，以为我们既然革命问题上是个成熟的党，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是成熟的党，不会再有一个由幼年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了，那就不对了，待到一出现象“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就惊慌起来，怀疑起来，一直怀疑到党是否正确，怀疑到社会主义制度是否正确。有的人甚至连马克思主义也怀疑起来。这种动摇之所以发生，就是不懂得党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还要重新经过由幼年到成熟的过程。
他认为，在革命时期，遵义会议是革命战争转败为胜的转折点，是王明教条主义路线统治垮台的开始，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的开始，是中国共产党不依赖于外力，独立自主正确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的开始。所以，它是党成熟的历史标志。这样，三十五年革命历史中，我们的党有十四年处于幼年时期，其余二十一年是成熟时期。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转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一九五七年算起，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的党有二十一年处在幼年时期，就是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上成熟的历史标志，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毛泽东同志在革命中所提出的“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把它应用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由此，他总结出一条衡量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懂不懂、会不会、坚持不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在革命时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是党成熟不成熟的界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