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陈立夫还继续发表关于一党政治制度的谬论，并为其寻找种种理由，他说：“有几个基本问题必须说明：（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法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大家要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以训政时期代国民大会行使政权的机关，而国民党代表大会是由上届中委与代表组织成立的。故演变至国民大会就有国民党中委列为当然代表一项规定。这种当然代表是义务。当时国民党中委只260名，国大代表有1440名，只占六分之一，比中共所说三三制还要少。（二）邓颖超批评指定代表一点为不民主，而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三）任期问题。任期的解释是任务完成之期，由受任到交卸止，还未受任，就说不上什么任期。”
对于陈立夫为一党政治制度的狡辩，外公给予了针锋相对的驳斥。比如三三制问题，是否如陈所说的那样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所占比例要比国民党党员在国民大会中所占比例要多？外公解释说：在解放区实行民选，各级政府与民意机关，都一律由人民投票选举。共产党员当选的数目常常很大，我们党考虑到太多了不好，因为中国政治，须要照顾到很多阶层，故提出三三制，凡是当选的中共党员超过三分之一的，则一部分党员自动退让，使党员的数目减少到三分之一，假使不足三分之一的，则维护原来选举结果，并不去争。这是我们实行三三制的办法。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过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要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要少，这是难以相信的。
针对陈立夫说国民党是学习苏联的体制，外公说：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权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却是大家所共见的。外公还进一步指出，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是办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陈立夫先生说了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的历史，但是十三年的改组，并不是为了树立一党制，恰恰相反，而是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是二党并非一党。因此才有北伐光辉胜利。在抗战中，也是多党合作，至于一党政治，对中国有害无益，我们不愿回述一党政治下十年内战中国家民族所受的痛苦。历史证明，中国只应多党合作。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对讨论各种问题会有帮助。
针对陈立夫所说的“国情”，外公说：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此事实，但数量很少。相反的，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最后陈先生说旧国大代表是由三万万一千万人民选出，而他们无人说话。这一点希望国民党能多听听党外意见。
27日，周恩来与外公两人，于下午三时从重庆飞返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与商讨政治协商会议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汇报了政协会议的情况。中共中央同意代表团商定的政协会议文件，委托代表团在文件上签字。
为了赶回重庆出席政协闭幕会议，周恩来与外公于29日启程飞返重庆。由于气候恶劣，飞机只得在西安降落，滞留了一夜。30日上午，他们又登上飞机。他们乘坐的是一架双引擎军用飞机，机上坐了十余人，飞机经过秦岭上空时，突然遇到一股强冷气团，飞机表面结冰，重量增加，不可控制地急剧向下坠落。情况万分紧急，机长一面着急地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件抛出舱外，以减轻飞机的重量；一方面要求乘客背好降落伞，随时准备跳伞。这时叶挺十一岁的女儿扬眉因座位上没有降落伞，急得哭起来。（扬眉是前往重庆与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刚刚释放的父母团聚的，她还将第一次见到在狱中诞生的小弟弟。）周恩来闻身连忙立刻从摇摆的机身中几步跨到她的面前，将自己背着的降落伞解下给扬眉背上，并鼓励她说：“小扬眉不要哭，你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要与困难与危险作斗争。”机上的同志们看到这个情况非常不安，提出降落伞还是由周恩来自己用，扬眉年纪小，身体轻，可以拴在别的同志身上。周恩来没有接受这个建议，照样从容镇定地指挥大家系降落伞。幸好不久飞机脱离险境，机长发出了“解除警报”的信号。周恩来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发扬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的品质，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机上的外公与其他同志都深受感动。这件关于周恩来的轶闻，以后到处为人传诵。几十年后的1979年3月8日，外公在他写下的《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一文中，还记述了这一感人情景。
飞机在下午抵达重庆。周恩来与外公按时参加了31日的政协闭幕会。
31日下午六时半，政协在国府礼堂举行第十次会议，全体一致通过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国民大会案和宪法草案案五项决议。接着，举行大会闭幕式。
政协会议在全国人民心中点燃了新的希望，然而却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忌恨。在开会期间和闭幕之后，国民党特务、暴徒相继制造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和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等暴行。对此，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并在这种令人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仍然以极大的克制态度，继续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努力寻求和平解决各项问题的途径，真心诚意地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建设而努力。
政协会议结束后，外公继续留在重庆，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参加和平谈判。
第五节在“和平谈判”的风云中
和谈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就在和谈进行中，国民党在1946年3月1日至17日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公开提出对政协所通过的宪法原则，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这个会议还作出了旨在推翻政协决议各项民主原则的反动“决议”。4月1日，国民党又召开了国民参政会，这个会议的实质是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议，维持蒋介石独裁，决心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
而局部的战斗早已在进行。斗争的焦点首先集中在东北，3月22日，蒋介石命令由沈阳北上的国民党精锐部队向中长铁路上的重镇四平街发动规模空前的猛烈进攻。另一个战略目标是中原地区，2月26日，国民党反动军队违犯停战协定，开始向我中原军区疯狂进攻。
四平街的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4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邀请国共双方代表会商，建议中共军队让出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和平进入长春，双方停战五天，然后进行谈判，全盘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周恩来表示可以接受，不过停战不应是暂时的，而应是全面的、永久的。出席调解会的中共代表还有外公和吴玉章、邓颖超。国民党代表陈诚却顽固坚持认为东北是“接受主权”的问题，不接受民盟提出的建议。调解会毫无结果而散。
4月16、17两日，受蒋介石津贴、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的重庆和上海的《大公报》脱下“民主”、“公正”的面具，发表了一篇题为《可耻的长春之战》的社论，把长春战争归罪于中共，造谣污蔑东北民主联军。外公读后，非常气愤，“对于这样的伪善者，是不能不反击的。”他当即为《新华日报》写下一篇社论，题为《可耻的（大公报）社论》，进行驳斥。周恩来看后立即同意发表。
外公所写的社论痛斥《大公报》的社论：“这是大公报一篇可耻的社论。我们读了，实在为大公报惜。”并指出：大公报社论的可耻之处，在于它不但不敢说出国民党顽固分子作祟破坏停战令和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这种浅显的真理”，“反而借长春之战含沙射影，归罪于中共和中国人民。这样来替顽固派开脱罪名，并替顽固派帮凶，真是可耻极了！”
外公所写的社论说：“大公报社论的作者说，‘东北是国家的’。很好，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国家，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么？还是中国人民的民主国家？”社论例举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统治之处暴行层出不穷、人民灾难无尽的事实，然后质问；“东北难道是这种‘国家’的么？全国人民受尽了这种‘国家’之苦，难道东北人民受了十四年亡国惨痛之后，还应该服服贴贴来受这种‘国家’之苦么？中国可以有个好国家其雏型已见于各解放区，如果政协决议实现，全国都可以慢慢照此雏型，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新国家，真正人民有主权的国家。”
社论还驳斥了大公报社论以捏造事实来污蔑东北民主联军采取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的“残暴到极点”的战术的谣言，指出“大公报为要污蔑东北人民的民主联军，不惜写出这种话来，把自己降低到一个特务的报纸的地位。你在反人民这一点上，真正做到家了，真正‘残忍到极点，可耻到极点！”大公报如此“替法西斯当开路先锋，替吃人的老虎当虎伥，替刽子手当走狗，以便从法西斯和刽子手那里，得到一点恩惠，舐一点喝剩的血，嚼一点吃剩的骨头。大公报社论作者暴露真原形，不止一次。”
通常，对于反驳自己的文字，《大公报》照例会做出反应。但是对于外公写的这篇社论，《大公报》始终哑口无言，不敢反驳。外公后来说；“这也算一件奇事吧！”
4月21日，中共代表团、中共四川省委、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社全体同志于红岩嘴十三号隆重举行“四八”殉难烈士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追悼大会。4月8日，王若飞、博古回延安向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协会议后的情况，在飞返延安途中不幸遇难，即“四八”惨案。同时遇难的还有叶挺、邓发、黄齐生等。因4月8日这天延安地区天气骤变，飞机不能降落，只好飞往北平，在晋西北兴县黑茶山失事。本来，外公也打算乘这架飞机回延安，只因机上座位已满，故未成行，因而幸免于难。
追悼会由周恩来主祭，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陪祭。周恩来还在《新华日报》发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文中悲愤地写道：“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的阴谋，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
外公的心情也万分悲痛。4月8日那天早晨六点钟，他还送他们上汽车去机场，不料下午得到消息说，这架飞机还没有到延安。外公当时的感觉“好象大铁锤打在背上，呼吸给塞住了，脉博给停住了”。他不敢往别处想，一直在心里说：“不会的，不会的”。然而……他挥泪写下《悼念四八烈士》一文，其中写道：“大家痛哭我们的同志，是为中国人民痛哭，中国人民的命运太悲惨了！抗战八年已经够苦，抗战胜利又来一个更可怕的‘胜利灾’，贪官污吏‘五子登科’，而全国的饥民数目等于欧洲的三倍，好容易政治协商会议成功，似乎从此可以得到和平民主，可是一转眼间，又只见法西斯反动派气焰嚣张，张牙舞爪。在这时候，每一个保护人民利益的卫士，对于人民是如何可贵！然而，人民却突然丧失了自己一批最宝贵的战士和保护人，能够不越想越悲伤么？能够不放声大哭么！”“人民大众的痛苦，这是最大的悲哀！”他指出，他们的死，是反动派的罪过。王若飞、博古两同志，“他们日夜辛劳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如果没有反动派的破坏协议，宪草是可以完成的。但是，由于反动派的破坏协议，这一个月的工作，仅能在国民党所要求修改的三点中得到两点初步协议。他们就为把这两点初步的协议向中共中央请示，才到延安去的。”“他们是在为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奋斗中牺牲的，他们以自己的生命贡献给这个事业了！”
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就从重庆移到南京。5月3日，外公与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等一起飞抵南京。
中共代表团在南京期间，住在梅园新村，办公地点是梅园新村十七号，这是一所带着庭园的两层小楼。这里的环境十分险恶，周围不到一百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置了十多个特务据点，对代表团进行严密的监视。特务用的摩托车、吉普车等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对代表团成员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命先生、三轮车夫的特务人物，日夜在周围活动。中共代表团正是在这些狼犬的盯视下坚定沉着地进行斗争。
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处理的第一件事是中原问题。5月3日外公他们一下飞机，机场上一群记者就围上来，外公对记者们说：国民党破坏停战，围攻中原，李先念所率第五师被国民党三十万军队围困，形势极其危险。要声援李先念。当晚，在记者招待会上，中共代表团继续驳斥国民党当局散布的“中原无战事”的谎言。在周恩来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他的建议，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视察。经过努力，才使得中原的紧张局势暂时得以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