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文艺报》“作家论坛”发过一整版散文，约六篇，作者是同一个人，叫刘家科。一个陌生的名字。这种发表方式以往的《文艺报》是没有过的。当时我开玩笑说，才出了一个刘亮程，又来了一个刘家科。这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因为我清楚，倘若没有一点真货色，没有让文坛人士服气甚至激赏的东西，《文艺报》也不会如此不吝篇幅地大发其作品。我阅后的第一印象很不错。继而，又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刊物读到刘家科的另一些散文，他的名字遂由陌生而渐觉熟悉。
倘若拿刘亮程与刘家科比较，除了二人都姓刘，在地理位置上则天差地远。一个在高原，一个在平原，对象、哲思、风神皆大异其趣。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可比处，比如对乡土、对生命的关爱和理解即是。然而，除了艺术能力上的差异，就说对乡土和生命的理解吧，他们的不同也很明显：一个带着高原游牧文化气息，一个表现河谷冲积平原农业文明的情调；一个追求超越，一个注重求实；一个冥思万物生灵，一个关心街坊四邻；一个更多地指向神性，一个更多地指向人性。如此等等。在这里，我并非牵强附会地做比较，而是觉得这种比较有助于准确把握刘家科散文的特质。认识一个新事物，认识一个新作家，往往需要比较。
刘家科的看取事物的着眼点总是具体而微的，未见他摆出一副“大文化”的架势，非要跳出来概括一个文化理念：他的表达方式又是冲淡、自然、含蓄的，未见他聪明外露，非要归结出某种戳露在外的“意义”。所以，我把刘家科的散文话语看做是一种“平原细语”。一提“细语”，人们总觉得不如“豪语”来得伟大、过瘾，孰不知，某些散文正是被“豪语”误了事，变得不伦不类的。诚然，“细语”不是鸿篇巨制，黄钟大吕，但它却有可能更接近自然、本源、天籁，甚或禅意，于是乎也更接近散文的特性。
刘家科是属于大平原的。他写《湾里的村庄》，写村子里人们的《骂街》、《吹牛》和《地邻》，写平原上的动物《蛔蛔》、《磨道里的驴》，写大平原上物候变化的《旋风》，《看雨》、《听雪》等等，可谓眼光独具，观察入微，常能发人之所未发。刘家科的散文，于沉思默想之中，传递着大平原的韵味，那种深藏了几千年的、属于平原内在的东西。这种韵味，说穿了，也就是文化底蕴。他写入平原某些恒定不变的东西，也写一些现代的、给平原生活带来冲击的东西，写了它们的交织与碰撞，于是这些篇章挽歌似的写出了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的诗意和怅惘。
首先，在刘家科的散文里，有一种深厚的，揪不断、切不开的精神联系，那应该是一种自在的传统吧。这决定了他的散文的文化品性。比如在《一个村庄与另一个村庄》里，他写到村里的人死了，就埋在不远的地方，死人、活人离得并不远。作者还写到，“文革”期间把一个墓挖开了，找到了一副金手镯，用它换了一台柴油机，同时柏木棺材还没朽烂，给小学校做了桌子和窗户，大家每天用着墓里的东西。这些笔墨自然略显外在，但整体看来，作品含蓄蕴藉，微妙的精神联系不是一条小清河可以阻隔的，你会觉得，有一种像影子一样的、使你永远摆脱不了的东西，存活于今天的生活。再如《骂街》，也很有趣，村长的老婆骂得多有意思啊，她多会骂！现在的人大都学得聪明乖巧，敢骂敢恨的人少了，“骂街”的绝种，不免叫人扫兴。再说《吹牛》，从文化心理上讲，吹牛是一种代偿，起到虚幻的心理满足作用。《吹牛》写了村里族长对乾隆爷的吹牛，“人跃进”的吹牛，煞是有趣。我觉得，我们民族既有埋头苦干的求实的品质，也不无某种吹牛的传统，这东西甚至融入我们民族性格某些负面因素中了，但能以如此谐趣的方式表现，颇耐人寻思。
我认为，刘家科散文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火平原的诗意的捕捉、发掘和表现，这甚至涉及一个创作难题。毋庸讳言，华北大平原在地理上固然广袤无垠，但在审美上却给人以平淡、单调、缺少变化、缺少突兀的感觉。这对散文写作很不利。如果换成雪域、草原、深山、大河，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多年前我看到英文版的《红旗谱》的一幅插图，至今难忘。整个大平原上一条小路伸向远方，路旁有几棵小树，在路的远端是一男一女送别，依依不舍，其背景极为深远。我以为这画家是懂得大平原的，表达出了平原的神韵。同样，刘家科也懂得平原，他的家乡，他的作品很少借助外在的戏剧，一切是默默的、平淡的、深藏的。这显示了相当的功力。像《湾里的村庄》对清新的早晨和宁静的风光的抒写，《听雪》中对“无边无际神力的挤压”的状绘，《旋风》中那平地而起的旋风对“单调得叫人窒息，平淡得咂不出半点滋味”的日子的颠覆的描写，都有诗意的发现和独到的境界，个别篇什甚至进入无言之境，其超出话语之外的意蕴须得细加吟味方能得之。刘家科是近年来新出现的散文作家，起笔不凡，格调不俗，今后他能写到什么程度，尚难下结论，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