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经过几个月的攻关，双星又研制出了以“双星——达堡斯达”命名的高档旅游运动鞋，不仅具有国外名牌的大部分优点，而且还有了重大突破，更结实、耐穿、舒适。产品一投入市场，便受到青年人的青睐，使“双星”在全国的知名度陡增，奠定了“中国第一名鞋”的基石。
“创名牌就是最大的爱国主义”。汪海时常用这样朴实的话来教育双星员工，“我们天天讲爱国，究竟体现在哪里？一个企业能创出中国人自己的名牌，难道这不是最大的爱国主义吗？”
曾有这样一个故事：美国凯斯公司驻双星代表看到双星技术攻关小组的几位成员每天都加班加点，一干就是十四五个小时。有一天中午，这位美国代表便想请他们吃顿饭，却被对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仅仅吃了几袋方便面，又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这位美国代表客户不解地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拼命干？对方的回答是：为了做好一流的鞋！因为做好了一流的鞋，不仅是双星人的光荣，也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这位美国代表后来激动地对汪海说：“我在中国南方几家鞋厂忙活了半年多，结果没拿到一双合格的产品，而双星人却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生产出一流的产品。对此，我以前总感到不可思议，但现在明白了，用爱国精神来解释，对双星人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
是的，一边爱国，一边挣钱，爱国挣钱两不误——这既是汪海的真诚体现，也是汪海的精明所在。
3.名牌：企业最大的政治
中国人最喜欢讲政治。
中国人有讲政治的传统。
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几乎到了人人讲“政治”的地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
汪海是共产党员，是国营企业的老板，当然也要讲政治，但作为一个企业家，汪海对“讲政治”，有着自己不同的理解。在汪海看来，过去讲的那些所谓的“政治”，大多是空洞的，虚假的，没有实际意义的，更是不可能带来经济利益的。所以汪海讲政治，有他自己的讲法。
汪海说：
我们成天说要讲政治，但真正的政治到底应该怎么讲？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作为一个企业，这个政治又该怎么讲？我认为，我们创造一个牌子，就是讲政治。作为一个企业来讲，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我们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商战中，创造出更多的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名牌占领国际市场，这不仅是我们企业家的耻辱，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更不能保证50多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的认识还非常模糊。有很多人把创牌子看成是你企业家的事，是你企业的事。他们不仅不支持你，还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名厂、名店都是企业，怎么支持？怎么帮助？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社会并没有取得共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厂家和商家联合起来，自己研究和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现实问题。
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应该怎么搞好名牌？
我认为首先是怎么认识名牌。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你既然承认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名牌。发达国家的名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也是进入市场后，首先用其牌子来推动国内和世界的发展经营的。就市场来讲，这是市场竞争的标志和代表。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商场，我们要树立名牌意识，必须在商战中把名牌意识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名牌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联系起来；把重振民族精神与壮大中国的经济联系起来；把名牌与政治联系起来，把创名牌看成中国市场经济中的最大政治。否则，我们在这场国际大商战当中就很难取胜。
是的，民族精神的真正含义，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便是企业的人格化。工业化不仅只是一种市场机制，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国营大型企业无疑是我国民族工业的脊梁，作为国营企业的政治，自然不该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应有实实在在的内容。
1995年秋，双星请来全国最著名的130名家大商店，召开“三名”研讨会，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
据汪海介绍，那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名牌，长中国人的志气，树中华民族的新风。在那几个月中，新闻媒体成天回顾“九一八”；回顾“七七事变”；回顾南京大屠杀。这些回顾对下一代确实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让他们知道那一段难忘的历史。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还能进一步启发青年什么呢？
汪海说，别看我是个鞋匠，在新闻界也有几个好朋友。我说，你们天天回顾，自然也是一种方式，但光回顾不是目的，重要的是提出问题。回顾历史要与现实结合起来。现在美国对我们一会儿是经济制裁，一会儿是借口所谓的人权干涉我国内政，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假若说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怕什么？新加坡只有260万人口，那么个小国家，但它经济强大，一个美国人在那里犯了法后，美国总统也得出面讲情。
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从历史到今天，任何一次政治冲突，说到底都是一次经济冲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脱离了经济问题而单纯存在的政治斗争。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汪海要把政治与经济联系到一块，要把名牌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所以汪海从1986年开始，就决定要创自己的牌子。因为在汪海看来，一个牌子代表的是企业的形象，代表的是企业的精神，同时代表的也是企业的财富——而且既代表精神又代表物质。从一定意义上说，抓好一个牌子，就是全面地抓好了我党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说衡量一个企业的好与坏，衡量一个企业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关键是看你有没有产品，有没有名牌，而光靠空喊口号，是不行的。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以后，最残酷的现实就是没钱！没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或者大到国家，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说，你创造出名牌产品就是最好的爱国，就是最好的爱这个民族，最好地爱这个工厂，最好地爱这个岗位。一句话，也就是最好地突出了政治。
而作为中国的商业，就更要义不容辞地推销中国名牌，要以经营中国人自己的名牌为自豪。汪海认为，商业与民族工业的利益是共同的，没有中国名牌，没有民族工业的腾飞，也就没有中国民族商业的繁荣；没有中国的名厂、名牌，也就没有中国民族的名店。如今，中外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很难想象一个只喜欢推销洋货的商店，会赢得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的尊敬。因而，中国商界应该有与中国民族工业同生死，共命运的观念。而作为中国的消费者，也应该首先热爱中国名牌。全社会应该树立一种使用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的风气，并为之感到一种光荣，一种自豪。
这也是政治。
1996年“六一”前夕，双星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与中国少年报社联合发起全国广大青少年支持和爱护中国名牌的大讨论，题目是：为中国名牌筑起“希望工程”。
汪海搞这个活动是想从娃娃抓起，提倡一种民族精神。因为近十几年来，世界名牌铺天盖地地涌人中国市场，这在汪海看来，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理问题。现在，中学生和年轻人对于热爱中国名牌没有很强的意识，在一种盲目的社会心理驱动下，总觉得外国的月亮圆，外来的东西好，小孩子们也都认准吃肯德鸡、麦当劳；穿阿迪达斯、皮尔卡丹。
是的，任何民族都该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名牌便是这种商品文化的最佳体现。近几年年来，外国人凭借名牌产品占领中国的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渗透到了中国的每个领域。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强和自信，而这种民族的自尊、自强和自信，全都蕴藏在你的名牌之中。中国人有5000年的文化，创名牌应该有自己的自信。韩国的汽车在世界汽车大国中只属于中游，但韩国人都认为自己生产的汽车是世界上最好的，所以全体国民几乎都开韩国车，而不买外国车。所以说，韩国经济的腾飞与他们民众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那次谈论会上，汪海还给到会的孩子们说，学刘胡兰，学董存瑞这些英雄是对的，但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我们没有那种往敌人铡刀底下去爬，在战火中去炸敌人碉堡的机会呀。我们有古代的四大发明：
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但那毕竟是我们的老祖先创造的业绩。今天，我们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具体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别人靠枪炮不一定能打垮一个民族，但在市场经济中他靠一个牌子，靠经济的实力就可能逐步地把你这个民族吃掉，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就没有了战斗力。
所以，汪海认为，要振兴中国，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就必须认真抓好本国的名牌，消费者就应该爱好自己的名牌，各阶层也应该支持自己的名牌，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应齐心协力，共同来为自己的名牌做贡献，来为自己的名牌献计献策，并为这个名牌而心甘情愿地艰苦奋斗。
只有这样，才可能把最好的产品奉献给用户。
只有这样，属于中国的牌子才能永远举下去。
也只有这样，才是一个企业最大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