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在他的名作《岳阳楼记》中有这样两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建立并阐明了古代志士仁人的忧乐观，从而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中国后生的座右铭。朱熹在《名臣言录》中也有这样的佳句：“保初节易，保晚节难”。何谓初节与晚节，我的理解，初节即青年时代的节操，晚节即晚年时期的节操。在共产党员的队伍里，入党宣誓时，每个人恐怕都是高举着拳头，慷慨激昂地声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老革命是典范，老年人是财富，这是人们的认同。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在形形色色的诱惑中，老年人的队伍里是不是也可以产生蛀虫呢？远的不说，北京市委原书记陈希同、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都是在过了60岁往70岁奔的路上“翻船”的，他们当时虽然在职，但从年龄上已经走进了老年人的序列，按说，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岁数，又有那么长的工作资历和很高的生活待遇，也就是说，一生中该得到的都得到了，他们的日子比黎民百姓不知道要好多少倍，不应该再为“五斗米折腰”了，但他们还是有了一个极其不光彩的结局。
谈到这儿，邹本兴抑制不住地说：“钱这东西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就不明白，老年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共产党给我们的钱，足够花的了。”
邹本兴的话又引起了我的许多联想。
邹本兴、孙树和、陈丕海、孙宝太、程新喜，几个老同志起初联合创办冀联医学院的时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九个年头，人们还天真地把“万元户”称做“大款”。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真正有钱的人不是很多，靠拿工资养家糊口的老干部们更富余不到哪儿去，在这个时候，要联合创办一所民办大学，即使想赚些钱，改变一下生活条件，恐怕也不为过，但老同志们谁也没这种动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发挥余热，为民造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排遗寂寞之苦。学校办起来了，而且办得很红火，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每个人该分多少钱，而是不住地扩大规模，使学校滚动发展。老同志们真的不需要钱吗？他们真的视金钱如粪土吗？回答是否定的，这几个老同志的家，我差不多都去过，跟现代化的家庭标准相距甚远。尤其是邹本兴家，上有90多岁瘫痪在床的老岳母，下有刚上学的小孙子，老伴为失去儿子神经失常，儿女们也不太富余，这样一个家庭与他为国家创造积累的6000多万元的财富极不相称。但他心甘情愿。
贫穷起盗心，富贵思淫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已基本得到了解决，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地区的人民已经过上了小康生活，中国正在与“贫穷”告别，也就是说为贫穷而起盗心之人的数量逐步减少，即使是在贫困潦倒的年代里，也有“冤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的家训流传。而当人们告别贫穷走向富足之后，有些人对于那些家教古训就不那么扼守遵从，甚至不屑一顾置若罔闻了，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已经进入老年人序列里的个别高级干部也在昏昏然中加入了腐化堕落的队伍，自己认为，战争年代掖着脑袋南征北战东拼西杀，和平年代也勒紧腰带过了些年头的苦日子，好不容易熬到改革开放，趁着在职在位，不捞白不捞，捞够了自己养老的，再为儿女们捞，为亲戚朋友们捞，不仅捞钱捞物，还要捞女人。成克杰、陈希同、胡长清等等，大部分都栽在女人身上，他们认为，自己“革命”一辈子，为了名声地位，结发妻子不好换，而守着“糟糠”之妻过一辈子又觉得太亏，干脆添个“小蜜”，养个“二奶”，也算没白活到今天。金钱、美女，使个别老同志失去了晚节。
中国人信奉这句话：酒色财气，乃人生四大忌也。
应该说，绝大多数老同志，把晚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是老同志们的人生信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是老同志们忠贞不渝的抱负；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老同志们永恒的人生追求。
邹本兴对我说：“老同志的路不多了，所以，走好每一步，就更为重要，因为老同志，再也经受不住磕绊和闪失了。”
邹本兴的话，让我受益，也让我自醒。
“老年，这是假象……以年月计算的时间，决不是衡量我们日子的尺度”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我和邹本兴漫步轻脚在“冀联”门前的林阴小道。
夕阳把“冀联”涂上一层橘红色的油彩，学校里鳞次栉比的楼房在逆光中变成油画效果，呈现出庄严与凝重，学生们成群成伙，或琅琅读书，或追逐嬉戏，或促膝交谈，或体育健身，夕阳把他们雕塑成参差不齐的剪影，活泼的学子与凝重的校园，形成了动静结合的夕阳风景图。
我和邹本兴都被夕阳下的美丽校园受到了感染，我们围着校园转了一圈又一圈，同时，也谈了一些平时没有谈过的话题。
我问：“现在‘冀联’已拥有6000多万元的固定资产，作为这笔资产的创业人，作为任期不再遥远的老校长，你怎么看待这笔财富？”
邹本兴说：“国务院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规定：社会力量办学教育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教育机构存在期间，可以发展和使用其财产，但是不得转让或者是利用担保，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教育机构的财产；教育机构清算时，应首先支付所欠教职员工的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教育机构清算后的剩余财产，返还或折价返还举办者的投入后，其余部分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社会力量办学事业。条例表明，‘冀联’的6000万，是属于国家的，而不是属于我邹本兴和几个老同志的。”
我说：“辛辛苦苦十几年，你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付出了那么多，而没得到应有的回报，你有没有过心理不平衡的感觉？”
邹本兴顿了顿说：“我心理是平衡的，而且我认为，我办学十几年，并不是什么也没得到，比如办学方面的学问，管理方面的经验，还有生活方面的充实和精神上的享受，尤其是每天和青年学生们在一起，使我常常忘了自己的年龄，我想，这一切，应该是我索取的最大回报。至于资产，我是这样想的，哈佛大学有210亿美元的固定资产，20多位校长都没把它们带进棺材里去，我一个有着几十年党龄的老同志．为国家留下这点财富，还有什么不应该的？”
我问：“‘冀联’已发展到今天这样的规模，是不是可以告一段落，在你任院长期间，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
邹本兴停了一下说：“我创办‘冀联’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二三四’工程。具体地说，就是一个有300张床位的附属医院；两个研究所；3000名医疗技术骨干；4000名学生。”
我说：“现在不是已经实现了吗？”
邹本兴说：“现在只是初具规模，但还没达到我要求的目标。”
我又问：“你是不是把你的全部生命都和‘冀联’连在一起了？”
邹本兴看了看天边的夕阳，说：“应该是吧。我在去年5月份就立下了遗嘱，我死后把遗体捐献给‘冀联’，这样，我此生就再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近距离地看着邹本兴，我不知道我还该向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问些什么。
此时此刻，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人再比我更加熟知和理解邹本兴。办学十几年，他所付出的，就不在话下，而他所承受的，要比常人多得多。比如办学初期遇到的种种艰难，比如跑贷款未成的嚎啕大哭，比如来自社会备方面的压力，比如老同志们的种种误会与猜测，比如老年丧子的咽泪装欢，比如老伴儿神经紊乱造成家庭温馨的破坏等等，这一切的一切都超过了正常人的承受能力，但邹本兴都挺过来了，而且是不动声色地挺过来了。在外人眼里，邹本兴一天到晚忙忙叨叨，从从容容，不哼不哈，紧张有序，好像他走过的路很顺畅，在人生的每一个路口遇到的都是绿灯，想干什么就能干成什么。当你真正了解了邹本兴离退休之后的心路历程，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朋友，你的心情会是怎样的。
人老了都想图个平安，图个清静，从生理上、心理上承受能力都在减弱，人老了感情上也容易变得很脆弱，经不起惊惊咋咋的折腾，经不起心灵上遭受打击，而邹本兴这一切都经受了。
我从心底里发出由衷地感叹：邹本兴不易，实在不易！
邹本兴，令我敬重与仰望。
夕阳把邹本兴雕成塑像，逆光中，他正在微笑着。
我为一位老人的灿烂的微笑而神往。
一束暖色调呈现出橘黄色的光，照射在邹本兴的脸上，那张年近七旬的脸，瞬间变得年轻而又慈祥。
这时，邹本兴七岁的小孙子穿一身红衣服从学校门口向他跑来，小孙子不住地叫着：“爷爷，爷爷！”
邹本兴张开双臂，把小孙子抱在怀里，小孙子不住地抓邹本兴的脸，邹本兴在小孙子的脸上猛亲，橘红色的阳光，把爷俩的脸映得格外透亮。
我的感慨也变得激昂而强烈。
我想起了约翰.佩斯的一首小诗：老年，这是假象……以年月计算的时间，决不是衡量我们日子的尺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