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障一失，生命危殆
人们记得，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就有“保卫人权大同盟”，八路军更是早就以“不打人、不骂人”使万众归心，朱德同志有诗曰：“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不许侵犯人权！”在社会流行用语中也久已存在，近年来国务院每年要发表《人权白皮书》。北京有一本杂志叫《人权》，其每期的广告字体，又大又粗，十分醒目。总之，“人权”这一概念对我们应该不是什么舶来品和奢侈品，在我们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里早就有着重要的位置。只是在过去几次“左”的高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它也被无情地打入冷宫，一时似乎成了一个“敏感”的“资产阶级概念”。那时神化一个人、兽化千百万。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号下，动辄把谁谁“打死喂狗、狗都不吃”。致死孙志刚的那些打手之所以残暴成性，恐怕正是由于十年浩劫的熏陶。由是观之，时至如今，我们还有何理由不把“人权”二字大大方方、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地大声疾呼呢？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样，资本主义讲“人权”，社会主义也讲“人权”，而且应该讲得更宏大、更响亮。谁要害怕提“人权”二字，除了说明他心中有鬼以外还能说明什么呢？尽管由于各国文化、历史不同，彼此不能机械类比。但在社会实践中，人权应像抗击“非典”中那样被视若珍宝、百般维护；在文字表达中，“人权”二字应是直言无隐而不是刻意回避。这些都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可惜，“人权”二字在我们社会某些角落并未“大写”。应该说，救死扶伤并非抗击“非典”这一枝独秀，在我国见义勇为抢救人命的感人事件每天都在发生。但孙志刚式骇人听闻的惨剧也并非绝无仅有、独此一家。生活一再证明：人权是生命的屏障，失去了人权，生命也就失去了铠甲。这里不能不谈到近年来频率奇高的矿难。这动不动就是几十条人命的惨祸，仅在“非典”高潮时期，山西、云南、河南、湖南就连续发生特大矿难多起，其此起彼伏犹如过年放鞭炮一样。然而，这不是欢乐，这是多少精壮汉子的血肉横飞，这是多少孤儿寡母撕肝裂肺的嚎啕痛哭！有一天电台报告又发生矿难时，我恰好才用收音机听到侯宝林一段相声。他说解放前矿工的苦难有一段顺口溜叫：“到了矿井沿儿，小命儿没了一半儿。干的是阴间活儿，吃的是阳间饭。”一时之间，令人感慨万端！我毫不怀疑，现在我们全国有多少万个矿井，出事的总是少数，不是今不如昔，也不能以偏概全。可是，据报道去年全国乡镇仅特大矿难就发生36起，且至今矿难未已、死伤累累。其社会和国际影响之恶劣、人命和经济损失之惨重无可计数，能说这是小事一件吗？开矿，并不是造原子弹那么复杂。有资料讲，如今矿井事故80%以上是瓦斯爆炸，按我国目前瓦斯防治水平，只要把防治措施落实到位，完全可以遏止这类事故的发生。但是在高额利润刺激和某些“权力出租”者“保驾护航”之下，一些矿主仅设置些简单甚至很原始的设备，便雇佣一些“廉价劳动力”大干快上，根本不管矿工人身安全。中央和有关主管部门三令五申要求整顿，其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依旧野蛮开采。以淮北芦岭煤矿为例，2002年4月才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3人，当时监管机构也提出了一系列整改要求，其中要求排除隐患70多条，但矿主一直未完全落实，结果恶性事故愈演愈烈，2003年在矿难中又死亡85人！在孟南庄特大矿难发生前，有人曾向矿主提醒要防止死人，这位矿主竟说：“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这就是这些人的人权观！在这种视人命为草芥的人权观支配下，在其资金投入和经营管理中，除了快快发财之外，还有什么人身安全可言？真善美和假恶丑在这里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抗击“非典”中以生命为代价来抢救他人生命的白衣战士是多么令人由衷尊敬，从“带血的煤”中发财的官、款们其行为是多么令人义愤填膺！它促使全社会深思：人权这一生命屏障应建得更牢，人权这一重要概念应叫得更响！
人权语境不能缺失
行文间，在河北辛集、福建荆溪又连续出现由于简单错误而发生的烟花爆炸灾难，又是山西杏儿沟煤矿已死37人尚有5人无下落的矿难。还有一件骇人听闻的怪事：在四川省城固县一女乞丐竟被三名“花季少年”长时间暴打，并被这三人用菜籽秆极其残暴地捅伤下体。奇怪的是，有关医生、派出所、基层干部以及围观者，对此竟然表现出惊人的麻木，最终导致这位42岁的贫困农妇因失去抢救时机而惨死。天哪！无论是矿工、是贫妇、是乞丐，难道就因为他们穷，他们的人权就能这么被漠视、被糟践吗？重视人权是文明，摧残人权是野蛮；在人权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概念多么需要反复宣传。
必须让人人知道：不管你是身价显赫的大官、大款、社会精英，还是暂时身无分文的贫困者，同样拥有分毫不差的人权，人权并不是任何人的专利品。同时也应叫人们知道，人权绝不等于为所欲为，法律保护你行使个人权利，同时法律也不容许任可人在行使个人权利过程中妨害国家安全和他人的合法权利。所以要加强这一宣传，原因是，尽管所有前述各类事故的责任者，一般说事后都受到了严处。可是，如果只是出事、人死之后才有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马后炮，而不是把人权概念通过各种媒体将之深深融入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那么漠视人权的积弊和隐患是难以消除的。
我们要使人人都知道：人权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侵犯人权不仅可耻，而且有罪。要使任何人为谋利而驱使他人冒生命危险，或举手挥拳要打人时，脑子里立刻蹦出“不许侵犯人权”的警号，从而自律自觉地“改恶从善”，阻断伤生夺命。否则，谁知下一个或下一批受害者又是谁呢？而且，不珍视他人人权，谁又能珍视你的人权呢？现在，某些三四十岁的人不知人权为何物，如说是“文革遗毒”，那么这三位十几岁的“花季少年”人权概念亦如此空白，这不凸显出迄今人权语境的缺失吗？
言至此，不能不想到，党的十六大后，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是学习《宪法》。《宪法》对公民权利有明文规定，有待我们反复彰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突出“一个根本”，胡锦涛同志多次讲“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温家宝同志春节时专门下到720米的矿井中，去和矿工弟兄促膝畅谈两个多小时。中央领导同志这些含义深邃的话语和以身作则的实践，不值得我们深深去体味吗？在抗击“非典”中对人们知情权、生命权的尊重和维护，正是对上述精神的践行和延伸。我还想到，刚刚去世的学者李慎之先生，生前有一个宏愿是编一册公民课本。我想，在他这一课本中，有关人权的诠释，一定会列为首义。无论是响应中央领导同志的郑重号召和亿万群众的殷切期待，还是继承千百年来志士仁人的拳拳之情，在我们对人权的认知和宣传中，不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应“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地放开喉咙，结合实际，加大和提升人权话语的分贝。这也许是我们对在抗击“非典”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们最好的纪念，尤其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一环吧！
两种“外调”
外调，在当年的“运动年代”里，是一个很时尚的美差。那时在日益升温的“左”视眼关照下，疑罪人人有、四处敌情，“有枣没枣打三竿”。但那平白无辜的“假想敌”们，根本就挤不出多少牙膏来。这时，从外调里找突破口，便是一个高招了。
鄙人虽过早就沦为另类，但在三五反初期也荣幸了一回。1953年春，我从团市委调到市三五反办公室的计算处，不久受处长委派，随检察院调来的边科长去张家口一个局搞外调。入夜，在熟睡中忽听得一阵阵鬼哭狼嚎还夹杂着呵斥声、击打声，甚是凄厉。第二天，我们的调查对象、三十多岁的一男干部，一上来便是一种疲惫困顿的样子，说了一大堆涉及几个省、骇人听闻而逻辑混乱的贪污网。老边悄悄和我说：“夜来风雨声？”我猛醒……回津逐级汇报后，市委领导吴砚农同志综合张家口夜间打人的情况，作出初步判断：这个所谓的大贪污网，很可能是屈打成招搞出来的冤假错案。最后证明，这一实事求是的判断完全正确！我听后，不禁一身冷汗。要是跟着那些胡编乱造顺竿儿爬，那要害多少人哪……
过不几年，我被命运掷到大牛棚。这时，实事求是越来越少，无限上纲越来越多。1968年夏，一位原北京戏校教员叫张学武的“牛鬼蛇神”，几个北京人找他外调，追问他和京剧名演员刘长瑜的“黑线关系”，并说转天要批斗他。当天夜里，这位很敬业、很有学问、自尊心也极强的老张，用锋利的嫁接刀抹了脖子，鲜血滋得满墙花红一片。在当时那“红色恐怖”的高压下，许多无辜者就选择了这条悲惨的不归路。
综上所述，我对当年那种自我折腾的运动，和那连蒙带唬的外调，实在是不太感冒。不料，去年秋天去湖北神农架回程中坐软卧，又遇上一位外调人员。这位四十来岁的老兄，也是从武汉上车的，携带着一个大皮箱。那间软卧就我们二人。寒暄间，他知道我是《人民日报》的离休“老记”，谈话就随便了些。我问：“您这个皮箱可能是头号的了，好大个儿！”他冲我笑了一下：“从北京出差时，是满满的一箱子方便面。现在回去，是满满一箱子调查材料！我是搞外调的。”这一说立刻引起我的兴趣，问他，这外调还用得着方便面？他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带不带方便面，是个人的自由。我是为了方便，也是为了省一点。因为我们有严格的纪律，包括吃、住、交通费、电话费等等，一概自理，绝对不能接受调查对象哪怕是支烟的招待。我们接手的一般都是涉及多少个亿的大要案，这些经济案件太需要外调了。比如，中央拨款几个亿救灾，我们就要从省到县、镇、村，一级一级查下去，查发票、查收支、查签字，一直查到受灾户的粮缸。果然，在我们随机抽查的几个村镇里，不像其上级说的那么天花乱坠，他们根本就没见到救灾款。又比如查几个亿的工程。我们按照工程建设标段，找他的施工方案、计划、图纸、各种发票。比如查工程的抛石量，从发票找到采石场，发现就有假公章、假发票。石头要靠船运，我们就找港监部门查运输记录，我们就能发现施工单位到底买了多少石头？是否像他们报的那么多？而后再逐日查抛石记录，有的还未运到他却记录为抛下去了。看来这是一个笨工作，但很多黑幕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顺藤摸瓜一些大贪污犯就是这么暴露出来的。
搞这些外调也会遇见阻力吗？他说：那当然，这阻力有软的有硬的。软的就是请客、送礼、托人情。在追查长江工程的过程中，就有人送来一大笔钱请求改变账目。硬的有恐吓、造谣、诬告，最起码是闪转腾挪说假话、造假账、不提供证据。但所有这一切，统统瞒不过我们的火眼金睛，不过是更加暴露了他自己。我们干工作不是打口水仗，不是但听一报，不是虚张声势。我们接触各级领导，更接触普通老百姓。我们查的是扎扎实实的证据链，花钱就有来龙去脉，打马虎眼是骗不了我们这些铁算盘的。我们的工作可用四个“铁”字来概括：铁面无私、铁算盘、找铁证、办铁案。每件案子的结论都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我听呆了，您们这工作很辛苦啦？他笑了，指着那满满一箱材料说：“只要有了这个，就是最大的收获。什么辛苦都值！”谈至此，我的职业病又犯了，便进一步问他一些细节。他说：“老记者，咱今天只能谈到这里。我们的工作到明年夏天可能要公之于众，现在就宜粗不宜细了。”从武汉回来，我和好几个朋友谈到软卧上这一见闻，大家对反腐败战线上还有这么一些排除万难、披坚执锐的“侦察兵”，很是兴奋。
冬去春来。最近看报，忽见国家审计署署长李金华那震动全国的审计报告，我不禁拍案叫绝：对！我遇见的那位同志，十有八九就是审计署的特派员！不管是不是，我向你们深鞠一躬！你们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求真务实的外调，什么叫埋头苦干、不事声张，什么叫背负着民族的希望向前、向前……
酸甜苦辣劳动关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放劳动。回味当年过那颇为时尚的“劳动关”，会有些什么酸甜苦辣浮上心头呢？
应该说，无论过去和现在，参加一些体力劳动，对于长期坐办公室的知识分子，都是大有裨益的。我1948年参加工作后，虽然也能讲出一番“劳动创造世界”的革命大道理，但1958年初进入农场真刀实砍干起农活来，立刻便感到自己的无知和笨拙。头一天是整理“芽子丘”，我却误认为是“鸭子丘”，驴唇不对马嘴。耕耪锄耙，架架楞楞，一天下来全身酸痛。但几年后身上脱了一层皮，手掌磨出硬茧子。眼见经过自己参与的春种秋收，那稻子、玉米、蔬菜、瓜果，熟了一茬又一茬，一些原来仅是挂在嘴上的空话，在汗水里变得丰满和充实了：劳动光荣、不劳而获可耻，一万个对！劳动人民一辈子就这么汗珠子砸脚面，生产出让人活命的“宝中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