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在学校里掀起一阵狂欢。很快，学校就进入“欢迎美军”和歌颂蒋介石的高潮。新到任的训育处负责人，是三青团的骨干要员刘承祺和杨同舟，并大力发展组织。那时学生们对蒋介石的光圈儿还有些眩目。同年级的一位国民党员郑某把一张申请表放到我的课桌上。但很快我已有了自己的思考，不论对三青团还是国民党一概不加入，并在郑给我的申请表上写道：“我愿作一张白纸”，断然退了回去。我看到，学校里三青团中有许多油头粉面的浮浪子弟，参加活动就为了“泡密斯”。街上的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到处乱闯，或挎着摩登女郎胡喊乱叫招摇过市，受到市民厌恶。国民党的“劫搜大员”横征暴敛，大爆种种贪腐丑闻。物价飞涨，百姓怨声载道。老百姓对国民党评价就是：“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与此同时，读着街上一度可以买到的《解放三日刊》《民主》《文萃》《新观察》……使我对追求民主有了一个朦胧的向往。
1945年9月，一件怪事大大惹恼了师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对学生和老师甄审的法令，把蒋政权逃往大后方丢下的师生竟称为“伪教师”、“伪学生”，决定要由他们重新来考试三民主义、英文等课程，经甄审后才能予以承认。一时之间群情激愤。人们问：“汉奸走狗还没惩办，为何先拿我们开刀？”“把我们和伪军警、伪官吏并列，是最大的侮辱！”“不合格就失学、就失业，我们还有活路吗？”各校学生代表纷纷到市政府请愿，坚持叫教育局长出来说个明白。当时我也是市二中代表之一，大家冲进市政府花园在办公楼台阶上高呼口号。当时各校有数千名同学，坚决要教育局长黄钰生出来答话。此刻不但有一些警察持枪来加强戒备和威吓，邻近的海河边美国军舰上的“贝蕾帽”也有几个下来加岗。这使同学们更为愤怒，见有警察用手枪指指画画，群情大哗：“要我们流血吗？你敢打死我们吗？”在这种几近爆炸的情态下，最后那位教育局长只好请学生代表进去协商，在外面震天动地的呼喊下，他只好被迫在学生请愿书上签字，同意了“学生甄审令各校毋庸施行”等五点要求。一个警察局副局长还赶到现场就警察持枪威吓一举表示歉意，并说将予以调查。到下午五六点同学们才陆续回校，沿途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抗审成功万岁！”“学联万岁！”“民主万岁！”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群众大游行的洗礼。时过40年后，这个花园不仅早就成为人民政府所在地，而且当年那位教育局长黄钰生后来成为南开大学秘书长。1986年4月我采访他，畅谈张伯苓往事两三个小时，那时他已是88岁，担任市图书馆馆长、全国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谈及往事，不胜沧桑之感。
但反甄审后，全国的政治气氛愈益紧张。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反内战、争民主”运动，国民党军队屠杀四名学生；1946年6月爆发全面内战，12月24日发生美国兵强奸沈崇事件，为此天津学联先后组织了几次轰轰烈烈的大游行，南开大学的队伍从市二中门外经过时高声喊口号，学校竟在三青团把持下把大门紧闭。这一期间，三青团最热衷的是组织抗议东北苏军暴行的游行，从爱国良心出发我和许多同学也参加了这次游行。但国民党、三青团在政治上的崇美亲美，也引起许多同学的愤慨。在高年级一位好友的招呼下，我和他几次到南开大学去参加晚会，我头一次听到壮怀激烈的《黄河大合唱》，看了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独幕剧《凯旋》。大合唱中那排山倒海的旋律，独幕剧中广大人民的痛苦遭遇，给我以强烈的震撼。晚会进行中特务捣乱，偷偷把灯光灭掉，数千位同学高声怒斥，捣鬼者只好退却，灯光又大亮，群众情绪更加高涨。受到这些情景的感染，暑假期间我以农村百姓在战乱中的痛苦为题材，写了一篇以“反饥饿、反内战”为主题的小说，投到当时北京一家杂志《太平洋》上，很快给发表出来。
我这篇处女作在同学中引起了一点轰动，也招致了学校训育处的更大注意，三青团负责人杨某把我找去黑着脸说：“有人成天看共产党的报刊，参加共产党的活动。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其实，那时我的政治意识还很朦胧。继而，总有一两个三青团来翻阅我的书桌，对我进行盯梢。1947年暑假初中毕业后，我断然离开市二中，考入心仪已久的南开中学。
从校外环境来讲，市二中在南市，不远就是天津有名的“三不管儿”。玩儿杂耍的、卖药糖的、说荤相声的、摔大脚的、拉洋片的……洋洋大观。南开中学在西南角，校外路边则是天津有名的“鬼市儿”，每天，天刚破晓就挤满了熙熙攘攘的地摊儿，许多是来路不明的“小货”，有时还有领着小孩“插草自卖”的父子，流露出市民底层种种穷困潦倒的景象。但校内的气氛，两个学校就迥然不同了。市二中的国民党、三青团不可一世，而他们在南开中学却只能偷偷摸摸地活动，公开活动且颇具声势的却是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同学，他们在“反饥饿、反内战”等大游行里多次在街上振臂高呼、冲在前面。
南开中学不仅有名闻天下的爱国教育家校长张伯苓和众多名师，而且教学很好，课外活动也如火如荼。我一进校，就赶上地下党发动的助学运动。那时，我发现有人生活比我还要艰难。有一位叫李本立的同学，突然接到通知叫赶快回家！原来，他父亲李庭光是南开大学校医务室主任，家庭负担重，头一天他领回八尺配给白布，老太太、妻子、小孩都要做衣服，争吵不休，李大夫苦恼万状，跳入校内和平湖自杀身亡。在这前后，我和许多同学踊跃报名参加助学运动，一下课就到马路上和店铺里积极进行宣传和募捐，来帮助李本立这样最困难的同学。
南开中学地下党在开展学生运动中，注意抓住大多数同学最为关心的切身问题。1947年初内战已全面打响，物价飞涨。南中学生少数是官宦子弟，大多数是平民家庭。当时校内一个是饭菜讲究的商办食堂，一个是由学生自己办的大众食堂。每月当选的膳委们自己管理采购、财会、司库，忙时还卷起袖子下厨房。学会了买棒子面攥一下水分，买米插进袋子看糠秕。价格昂贵的商办食堂四菜一汤有时还吃不饱，收费低廉的大众食堂一荤一素、主食不限量，就餐人数高达500余人。1947年初，食客稀稀拉拉的商办食堂狠命压低价格，诱使许多同学在大众食堂退伙。那个月恰恰是我当选膳委会主席。我明白，这个大众食堂既是平民子弟的福地，也是进步同学的聚会点，是宣传鼓动的大会场。常常是一边吃饭，一边有进步同学站在凳子上讲话抨击时弊：“为什么当局不顾百姓死活，发动内战？”“为什么物价一天三变，金圆券让人们手里的钱变成废纸？”像这样宣传真理、振聋发聩的课堂怎能垮掉？很快，各社团贴出了告同学书，要大家擦亮眼睛，不要中计。午饭时我站到凳子上痛陈时局的紧迫和生计的艰难，高呼：“我们要团结起来，战胜困难！”这些赤诚的努力感动了那些退伙者纷纷回归。
各种进步社团活动吸引了大批同学。在群声合唱团里，不仅高歌《黄河大合唱》，还悄悄传唱着《团结就是力量》《海燕呼唤暴风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在骆驼剧社上演讽刺“莫谈国事” 的《茶馆小调》里，我演过嬉笑怒骂的茶老板，在活报剧《大独裁者》里扮演过疯狂一时的希特勒。在“南星新闻社”里我学会了采访和快报，并在一些报刊上投稿。在“读书社”里传阅着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那些至理名言，如“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国民党区域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解放区则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在同学中传颂不已，大大提高了人们“向着自由、向着太阳”的向心力。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俞铭璜的《革命人生观》，鲁迅、巴金、茅盾、艾青、赵树理、臧克家等作家和诗人的各种进步书刊，被大家如饥似渴地传阅着。在南开中学2004年纪念“百年南开”时，多年未见面的同班同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地质学家刘宝君趴在我耳边说：“60年前你介绍我看《革命人生观》，我一直记着！”以“公能”二字为校训、既重视学科教育、也重视第二课堂的南开中学，把“五四运动”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精神深深贯注到我的头脑中。
1948年4月7日，利用春假男女中一起组织了一次500多人的北京春游，先后到北大、清华、燕京大学，大学生联欢、叙谈，校里训导主任杨坚白不放心，经协商他亲自跟着队伍。经地下党党支部负责人刘廉志、王松涛细腻地策划和安排，事先就由一些同学和他们在北大、清华、燕京的哥哥、姐姐联系好，给这些小弟弟小妹妹妥善安排住宿，使他们充分感受大学里的民主进步气氛。4月9日住在师大附中礼堂，夜里对过师大院里枪声大作，人声嘈杂。早晨起来出去一看，路上还有斑斑血迹，原来是国民党特务来校里抓人，夜里发生了学运历史上有名的“四九惨案”。同学们愤愤不平，集合出去经天安门时，又见北大、清华等高校学生高呼口号抗议当局的暴行。在这一紧急情况下，刘廉志和王松涛决定，我们接受教育但不去冒风险参加游行。这样做，既是保护几百位来京小同学的安全，也避免使随队的训导主任杨坚白先生为难。当时垂死挣扎的反动当局手段非常残酷，不能逞一时之快。
当时在开展活动时，每一社团都请一位老师做导师，而且尽量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委派我和王行同学帮助几位教员办了一个时评性杂志《天琴》月刊，语文修养很好的杨坚白与历史老师苏子白、英文老师田秀峰任主编，我们经常提供稿件、帮助发行，日常和这些老师们在一起纵论时事，建立友谊。对教员的团结和尊重，得到了重大的回报。在北京春游归来后，学生会连续组织春游观感和反美扶日座谈会，这些老师出席慷慨陈词。暑假期间，国民党特刑庭奉所谓“华北剿匪总部”令，对他们认为是“职业学生”的人，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八二○”大逮捕，一时警笛长鸣、气氛肃杀，仅一天就在12所大中学校带走46位进步学生，但素以“中学里的解放区”著称的南开中学，竟无一人被捕。后来知道，当国民党特务来校拘人时，面孔素来就严肃的“大胡子”杨坚白把脸一板，断然回绝说：“我们这里没有一个‘职业学生’。我是这里的训导主任，我最知道我的学生，我敢负责！”顶了回去。我是1948年8月那次大逮捕前夕才从解放区回来，在解放区学习半个月，脸晒得黑红，头发也剃得光光，十分暴露。回到学校宿舍，立刻接到地下党员熊浦云通知：赶快出去回避！事过40年，1982年我调到《人民日报》后，报社著名女记者陈柏生、傅冬菊来天津采访时到我家吃顿家常便饭。饭间闲聊往事，原来傅冬菊大姐1948年在《大公报》当记者，从她父亲傅作义那里知道“华北剿总”这一密令，就是她立即用电话通知天津地下党的。杨坚白和傅大姐使我躲过一劫。
1948年4月，高我两个年级、南开中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刘廉志悄悄叫我到他家中去一趟，吸收我参加了地下“民青”——四月社。1948年7月放暑假时，刘廉志又悄悄叫我和女中同学梅宗娥与他一起去解放区，接头暗号为“园田”。刘廉志化装为大掌柜，梅宗娥化装为回娘家的小媳妇，我化装为小伙计。过“阴阳交界”的岗哨时，是在老家唐官屯的九宣闸，那里是幼年常去游玩的故地，堤畔桃李芬芳，河里大批鱼鹰捉鱼。但前有国民党军警林立喝五吆六，后又顾虑别叫亲友看破，心里有些紧张。一过马场、青县，顿感天宽地阔，这里就是我在学校向往已久的解放区啦！看着墙上写的大标语“打倒蒋匪军，解放全中国”、“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处处感到分外亲切、新鲜、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