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故国的边缘人和异国的边缘人，和“文化无根人”奈保尔一样，雨果深陷两方都无法上岸的尴尬境地。德赛在小说中着力描写的是雨果在印度的凄凉现实。他不能欣赏泰戈尔诗歌中的印度魅力，也不为普通印度民众所接纳，因此，无论在现实社会层面还是在精神文化层面，雨果都是身在印度之内却又活在印度之外的彻底的边缘人。小说第四章开头描写雨果登陆印度时的尴尬颇有寓意：“苦力没有去惊扰他，因为他没有任何苦力们可以搬运的行李。他被自己所遗弃了。自打来到印度第一天，就像以后的每一天一样，他被自己所遗弃。”既然无法在物质与精神层面融入印度，雨果就只能靠着对父亲和母亲的思念维系着西方文化的情感纽带。不仅如此，他在印度还以寻找德国同胞如情人洛蒂或流浪小子库尔特的方式确认自己的文化身份。沦落天涯的洛蒂是雨果在印度苦心寻觅而得的两根“救命稻草”之一。他和洛蒂的相识、同居带给他珍贵无比的亲情。这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性的需求，而是寻觅身份归属时的心心相印。洛蒂的形象不仅折射了雨果对母亲的无尽思念，也代表了雨果试图努力走出身份“丛林”的一把钥匙。小说中他们的一段对话极有深意。雨果问洛蒂：“洛蒂，我们可以去哪儿呢？你和我又能到哪儿去？”洛蒂若有所思地回答道：“是啊，我们无路可走。‘噗’的一声，德国完了，欧洲没了，一切都去了。亲爱的，我们正视现实吧。我们没有家园。因此，我们能到哪里去啊，告诉我？”雨果急中生智似的告诉洛蒂，可以到E.M.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描写的亲切的威尼斯去寻找家的感觉。他说：“我曾在威尼斯呆过七天。我在那儿登船驶向印度。那地方真是奇怪，它既有东方也有西方色彩，既有欧洲也有亚洲的风格。我想，在那儿或许可以找到家的感觉。”这个梦想遭到洛蒂的无情嘲笑，因为，雨果并非百万富翁，根本无力支付旅费。威尼斯曾经是福斯特在《印度之行》中表现东方主义思想的地理“道具”，但在德赛的笔下却成为后殖民时代的德国边缘人寻求文化身份归属的甜蜜美梦。在此意义上，德赛似乎接近了南非作家库切等人“逆写帝国”的创作路径。虽然这并非完全出自德赛的本意，但她的文本的开放性却正好说明了这点。
这样来看，雨果这个德国边缘人与印度局外人的身份追问以迷惘无绪告终，这是后殖民时代的一种无奈现实，似乎映照出保罗？斯各特(Paul Scott)在获1976年布克奖的长篇小说《眷恋》（Staying On）中表现的同一主题，同时也可视为德赛思念母亲的一曲意味深长的挽歌。
$第三节 存在主义意识中的边缘人
和海明威有些相似，德赛曾经认为，写作的目的是揭示冰山一样存在的真理，浮出水面的十分之一只是表象，潜藏水下的十分之九才是真理的本质。沿着她的思想逻辑考察雨果在印度奋斗一生却又一无所获的身份追寻，可以发现，德赛笔下的雨果是她创作思想的产物。换句话说，雨果身份追寻的惨淡结局只是《孟买》这个文本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表象，而潜藏作家心灵深处的十分之九才是解开雨果乃至德赛早期多部小说主人公悲剧命运的“金钥匙”。
要找到这把钥匙，必须从影响德赛创作的世界观入手。换句话说，她的世界观就是这把钥匙本身。印度学者评价德赛时说：“德赛是关注精神紧张、焦虑和痛苦的主要作家之一，这些情绪是敏感者在社会文化价值观不确定的世界中所经历的。她是印度英语作家中主要从存在主义视角来看待生活的第一人。”这位学者还评价说，德赛是“印度英语小说中的存在主义者”。因为，德赛的小说大多表现威胁个人身份的一些东西，她的作品人物各具特色，大多生活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都想进行命运的自由选择，拒绝妥协中立。尽管她也描写社会现象，但却意在探察个人的心灵状态。德赛试图揭示人类存在的复杂意义，揭示个人生命的内在矛盾和人格的分裂状态。“对德赛的作品进行分析研究显示，她描写个人的内在生命，这些个人身陷理论上的存在主义危机，危机来源于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和一种绝望的归属感……在生存的斗争中，他们发现自己身处荒原之中，这如同W.B.叶芝所描述的那样：‘事物分崩离析，中心无法保持’（The things fall apart， the centre cannot hold）。”
透视西方现代文学和哲学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从基尔凯格尔、萨特、加缪到雅斯贝尔斯等人，这些思想家和作家的著述极大地丰富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事实上，这种存在主义哲学世界观就是德赛手中或心灵的钥匙，她以这把钥匙开启了雨果的身份追寻之旅，但却无法以这把钥匙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德国边缘人或印度局外人物质与精神归宿的办法。
存在主义在二十世纪西方持续时间之久、著述之丰，代表人物之多，似堪媲美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存在主义思想无疑是解释现当代西方社会文化思潮的有力线索之一。存在主义兴起于一战之前，兴旺于二战之后，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最为流行。存在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乃至部分东方文学。存在主义哲学、文学与文论曾经产生过广泛的国际影响。存在主义具有多方面特征，从文学批评理论来看，它至少具有下述五个方面的特色。第一，存在主义是一种哲学、文学和文化运动，文学批评只是副产品；第二，存在主义表达了西方当时充满悲观、虚无、危机或荒诞的时代精神，存在主义以高度理性化方式和审美手段传达非理性内容，并使之返回到理性和审美的层面；第三，存在主义思想代表了现代主义文学的部分创作倾向，存在主义哲学是以萨特和加缪为首的存在主义文学、荒诞派戏剧、“新小说”、“垮掉的一代”以“及黑色幽默”等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指南；第四，存在主义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为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发展开了先河；第五，存在主义文论与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文学创作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了解存在主义，只要读一读萨特的作品或加缪的《局外人》等等便可知大概。“存在主义思想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哲学、文论、创作三位一体中加以贯彻，这已成为西方二十世纪文论的独特景观。”存在主义哲学是对人的存在、本质和自由等基本命题的探索。作为一种人本哲学，“存在先于本质”是其核心理论。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主义者信奉“他人就是地狱”，要求文学题材主要表现个人的孤独无助和精神冷漠、色情受虐、变态反常等畸形状态，表现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将个人存在及人际矛盾作为叙事原动力。从存在主义小说、戏剧的名称就可以瞥见存在主义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色，例如：萨特的《恶心》、《苍蝇》、《间隔》、《墙》、《死无葬身之地》、《肮脏的手》、《魔鬼与上帝》，加缪的《局外人》、《鼠疫》，波伏娃的《他人的血》和《人无不死》，等等。
作为一种体悟哲学或曰“意识体验”哲学，存在主义以对世界和文学的虚无、焦虑、烦恼、冷漠、受虐等的切身体验影响存在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理论。体悟情绪，如同梵语诗学中的情味体验，是显示个体存在的重要标志。“本体论的体悟是人从虚无到死亡的全面体悟，是从无到有和由有至无的全过程体悟，是对虚无、孤独、焦虑、自欺、受虐、荒谬、绝望等诸方面的体悟。存在哲学和诗学正是在这种全过程、多方面体悟中展开的，赋予它们不同的位置和意义，存在诗学和文学则在自己的理解中展示并描述它们。”
关于世界的真实与虚幻、人生的意义与荒诞，加缪在他关于西绪弗斯的作品中解释道：“一个可怕且可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照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诞感。”可以说，这种存在主义的荒诞感给德赛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贯穿在她早期和中期大部分作品的人物意识中。例如，德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哭泣吧，孔雀》自始至终充满存在主义的思想痕迹。印度学者R.S.帕塔卡评价说：“《哭泣吧，孔雀》是趋向描叙异化人精神问题的开创性努力。玛雅的心绪、困惑、窘况和反常在小说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主人公玛雅在孤独而封闭的世界中不断地体验灵魂的痛苦，在焦躁不安的精神分裂中幻想最后的解脱。敏感而脆弱的玛雅在德赛为她设计的意识流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名字道：“只是一场梦幻而已。一个幻觉而已。玛雅（Maya）正是我的名字，它意味着空无一物，它除了表示虚幻再无别的意涵。”由此看来，德赛将佛教的摩耶（maya）思想进行现代转换，熔铸了存在主义的虚无因素。德赛在叙述玛雅内心的焦躁不安时写道：“但是，我的睡眠被夜间行走于岩石上的孔雀的狂热鸣叫而打断，孔雀们在寻觅配偶，它们在欢爱中把自己撕扯得鲜血淋漓、体无完肤。孔雀们在爱的死亡中痛苦地哀鸣。夜空中到处是飘飞的孔雀尾翎，每颗星星是一只闪亮的眼睛……正是我，是我自己和孔雀们一起痛苦地尖叫，在团团雨云间哭啼，在它们消失后哭叫，在沉默的恐惧中哀鸣。”这里的叙述点明了这部小说的题旨，体现了存在主义意识对德赛的影响亦即对玛雅命运的操控。玛雅的丈夫乔达摩并不理解妻子的思想言行，这进一步加剧了玛雅的悲剧意识，同时也增强了德赛意图传达的荒诞感。在同样充满浓厚悲观气息的《山火》中，女主人公南达的精神世界也与外界基本绝缘。她和外孙女拉卡都喜欢静寂的氛围。小说结尾处对南达的叙述也带有一丝荒诞的气息，德赛写道：“她（南达）的孩子们都与她的本性不同。她既不理解、也不爱他们。她并不是故意独处此地。她只是被迫无奈才独居此处。”同样，德赛在《城市的声音》等其他作品中表现的孤独、绝望和死亡等主题也与存在主义思想紧密相关。正因如此，印度学者R.S.帕塔卡指出：“德赛的每一部小说都试图处理现代作家面对的核心审美问题，那种在价值观丧失、人类丧失和神灵丧失的时代里影响完整人格的问题。二十世纪被人正确地称作异化的时代。现代人命中注定要经受异化的腐蚀作用……德赛在小说中记录了折磨敏感灵魂的这种精神危机。”
存在主义思想不仅影响了德赛的前期创作，也深刻地影响了《孟买》的人物形象塑造、情节编织乃至文化身份思考。德赛在《孟买》的开头引用了T.S.艾略特在后期诗歌《四个四重奏》中写下的句子：“我的开始之日便是我的结束之时。/一座座房屋不断竖起来又倒下去，/化为瓦砾一片，被扩展，/被运走，被毁碎，被复原。”艾略特在西方文明处于危机时刻写下的这些诗句，被后殖民时期的德赛用来描写德国边缘人的生存困境，这似乎再次有意无意地印证了“逆写帝国”的尝试。
且看德赛围绕雨果所作的存在主义思考。这一思考附着在流散身份的书写表面，但又有机地嵌入小说文本的肌质中。德赛在描写雨果的集中营生活时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当二战初期德国和日本法西斯军队一路取胜时，被英军关押在集中营的雨果及其犹太人同胞深感庆幸。“雨果和犹太人宿舍的其他人有充分理由感谢英国人建立的集中营，不管他们为自己与英国命中注定的关系或为德国的命运感到多么的痛苦悲哀，不管他们在集中营的萧索沉闷前多么地焦躁不安和灰心烦恼。起码，集中营是避难所，即使它只是一个暂时的避难所。“衷心地感谢集中营，这似乎难以为常人所理解，但在德赛笔下，它确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一种荒诞的真实。在即将走向生命终点时，面对放在桌上的那些平常难以入眠时便读一读的德语卡片，雨果关掉灯，在黑暗中思绪万千。德赛对雨果此时的意识流是这样记录的：“慢慢地，那些词语互相挤在一起，变得模模糊糊。它们没有意义。什么意义都没有。那儿是德国，这儿是印度。印度在那里，德国在这里。不可能领悟、把握、阅读它们，无法理解它们。它们全都从他那里坠落，掉进了万丈深渊。他现在看见它们正在坠落，变得越来越白。随着他和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它们的形体又成了灰色。他站着注视它们落下又飘浮，飘起再落下，直到它们静静地滑出视线。他被遗弃在深渊的边缘，手里抓住睡衣，费力地盯视着。”平常代表故乡甜蜜和家园情结的德语词汇，在雨果被杀前夕却又忽然变得如此微不足道，好比蚂蚁一般低贱卑微的生命，好比雨果那灰尘般飘起旋即谢幕的短暂人生。这种反常的正常，这种意义的丧失和词语的模糊，恰恰是人生无意义的真实写照。而更加匪夷所思的是，雨果好心好意地拯救一个流浪的德国人，并把他带回自己的住处，这却为他带来杀身之祸。这个叫做库尔特的流浪者竟然趁雨果睡熟之际用刀杀死了他。按照存在主义作家的哲学逻辑来思考的话，这一悲剧性结局其实并无悲剧可言。这只是人生无意义的一种特殊表现而已。小说最后结尾处写道，洛蒂整理雨果的遗物时，将其常常翻阅的代表思乡之情的德语卡片按照顺序放好。“她摆弄着这些卡片，直到它们在她眼前排列得整整齐齐。所有卡片如此，每一张都印着这样一个数目：J673/1。它们似乎给她提供了解答谜语的线索，一种毫无意义的意义（a meaning to the meaningless）。”小说结尾出现的这几个英语词汇，如不结合德赛的存在主义意识来理解，恐怕也只能是“毫无意义的意义”而已。倘若把最后几句话放在存在主义思想框架中进行考察，我们或许可以清楚地发现雨果所有身份追问失败的原因，解答他在情人洛蒂面前毫无性欲亦即缺乏男性阳刚气质的原因，找到他被自己好心拯救的同胞而杀这个最后也是最大“谜语”的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