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笑花主人为《今古奇观》作序称赞“《喻世》、《警世》、《醒世》三言，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可谓钦异拔新，洞心目。”他发现：“故夫天下之真奇，在未有不出于庸常者也。”从庸常中找出非常之处，实际是要把现实日常生活题材，加以形象典型化，使其非同一般。孔尚任讲《桃花扇》是“不奇而奇”，意义即在于此。
最后是生活的真实与政治干预的关系。
生活的真实与政治谁是基础性的？这实际是作家的现实主义勇气与当时政治阻难之间的关系问题。
作家、艺术家要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现实是由矛盾构成的，而矛盾中的构成方面，有美的、丑的；有好的、坏的；有善的、恶的；有光明的、黑暗的。对于这些，按现实主义原则来反映，必须如曹雪芹之所言，应是“追踪蹑迹”，“实录其事”，不能“假拟妄称”，“胡牵乱扯”。
人有讳疾忌医的痼疾。所以历来在现实生活中有些阶级、阶层、社会群体和某些个人，并不是都愿意以真相示人的，中国又向来有“讳”的通例。“尊者”、“贤者”、“亲者”的“耻”、“过”、“疾”，要“讳”，就连对一般人也多以“隐恶扬善”为美德。这样就难能得求真。现实主义原则在倾向上是与此相反的，其要点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在旧的封建专制统治下，现实主义的原则与反动统治阶级的黑暗、专制、腐朽是很不相容的，常常发生现实主义的真实性与反动专制政治的矛盾，这时最能检验作家的现实主义勇气。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讲了他自己的经历，其中有真实与现实政治阻难的矛盾情况。白居易显示了现实主义作家的勇气。
他抱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原则，受皇朝“屡降玺书，访人（民）急病”的感召，加上“仆当此日，擢在翰林（807年被任为翰林学士），身是谏官（808年任左拾遗），手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而谤已成矣。”
为什么救民、补时的作品反招怨谤？原因是触动了某些权贵的利益。他说：“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纷纷），已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名，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如者，则如牛僧儒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白居易深感坚持现实主义的行路难。他不知是“六义四始（风、大小雅、颂）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当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要求以文艺粉饰现实，歌舞升平的时候，以现实主义的真实去触动生活中的阴暗面时，是必然要受到打击、排斥的。但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的作家，大多不为此而改变原则去以伪言欺世。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永忠称赞他是“混沌一时七窍凿”。但此书并没有给曹雪芹带来福祉，而是“争教天下赋穷愁”！对此，作者自己也早有预料。在第七十八回中他借写宝玉作《芙蓉诔》，说他的笔法“多有微词”，“不合时宜”，“不为世人观阅称赞”，“于功名有碍”，但他还是坚持十年辛苦，把认定的现实主义真实写到底。
四、典型性格表现上的经验肯定
在艺术中对于典型性格的表现，从创作实践上说，它是文艺创作达到一定发展水平以后的事情，从理论概括上说，也是必待具备这种创作实践成果之后，才能总结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我们虽然可以说，人类在把艺术作为一种自觉的艺术加工以后，其反映的实践中即有现实主义原则的萌芽，但也还仅仅是萌芽，在表现上既不完整，又不充分，而在理论上的概括，也只能处于与实践水平相适应的程度。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实践的原则，虽然在发展中不断丰富和加强，在理论上也有《易传》的“称名也小，取类也大”的“名、类”关系的分析，但是在典型性格的描写上表现出现实主义的特点，还是以后阶段上的事情。
就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典型人物的表现来看，在古典诗歌中即已有所成就，如诗经中的《氓》，后来的史传文学中的人物描写，及古乐府的《木兰辞》，古诗《孔雀东南飞》等，亦都各自有所成就。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人物虽有某种性格特点，但他们的概括性并不太丰富，个性也不太明显，比之后来我们在戏剧、小说中所看到的许多典型人物，还存在许多差距。关键在于后来的戏剧、小说中写出了典型性格。理论上的认识从出于实践，在明清时代的理论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明末清初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评论《水浒传》时，根据古典小说的创作实践经验，深刻提出了文学中的人物的典型性格描写问题，在我国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了空前的建树。他说：“《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水浒传序三》。“《水浒传》……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真是绝奇本事。”“独有《水浒》，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读第五才子书法》。
金圣叹在文艺理论上的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性格描写对艺术反映生活的重要性，使我国古典文艺理论较早地达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一个新高度，对我国古典文学中的人物描写实践经验作了明确的肯定。
《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论写人物应“如白描人物，须眉毕现”，“其面目精神，跳跃纸上，勃勃欲生”。近代人吴梅在《顾曲尘谈》中讲人物语言性格化对塑造人物重要性，指出在传奇中“说何人宜肖何人”，“各人有各人之情景，就本人身上，挥发出来，悲欢有主，啼笑有根，张三之冠，李四万万戴不上去，此即贴切之谓也”。《制曲》。
典型性格化，对于现实主义原则为什么是非常必需的？它对于实现现实主义原则的特点具有怎样的意义？我们应加以具体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构成社会关系的主体是人，凡表现社会的艺术必须写人，而以全面反映人的社会关系的情节性的作品写人，为求真切、具体，必须写出人物性格，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水平的标志，它既反映了作家、艺术家对于生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之深刻入微，也表明作家、艺术家对于以生活本身的存在形式反映生活的重视。因为没有对生活具体存在的切实把握，写不出人的各自不同的性格，而不实践现实主义原则，也就不注重描绘人物的精确特点，这也是许多才子佳人小说、戏曲，千部一腔、千人一面，达不到现实主义标准的重要原因所在。这些作品没有生活真实，人物都不过是某种概念的图解，他们又都从属于某一思想、道德观念，只是抽象精神的某种寓言品。
要达到人物的性格化，关键在于要掌握生活中的各种人物的各种生动具体的特点，而写时又能设身处地，细加揣摩，方可指望。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这主要说的是写诗，但其理也适用于其他文学形式，写人物性格也必须“师造化”。典型人物身上的丰富性格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人物的身上。写人物性格是按生活的存在重新创造人。要创造出有独立生命的人，作者要有设身处地的体验。清代的李渔说：“言者，心之声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人一立心。若非梦往神游，何谓设身处地？无论立心端正者，我当设身处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僻者，我亦当舍经从权，暂为邪僻之思。务使心曲隐微，随口唾出，说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浒传》之叙事，吴道子之写生，斯称此道中之绝技。”《闲情偶寄·语求肖似》。
小说戏剧描写重点在于塑造人物性格，人物画亦有同样问题。
宋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故事拾遗》载：
唐代著名画家周昉与韩干同为郭子仪的女婿赵纵画像，各画一张，“汾阳尝以二画张于坐侧，未能定其优劣。一日赵夫人归宁，汾阳问曰：‘此画谁也？’云：‘赵郎也。’复曰：‘何者最似？’云：‘二画皆似，后画者最佳。盖前画者空得赵郎状貌，后画者兼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尔。’后一者乃昉也。”这里的“情性笑言”可以说是神采，也可以说是性格特点。画人物画出性格特点，才算真正达到了传神的高超境地。如果作画仅得外形相似，遇有外形相同者，则势必无法区别表现。宋代陈郁《藏一话腴》说“写形不难，写心实难”，他举出历史上有很多著名人物长相相似，如舜和项羽都是“重瞳”，孔子与阳虎相似。如果画这些人，不能传神，就不能真正画出这些人。他因而指出：“夫写屈原之形而肖矣，傥不能笔其行吟泽畔，怀忠不平之意，亦非灵均。写少凌之貌而是矣，傥不能笔其风骚冲澹之趣，忠义杰特之气，峻洁葆丽之姿，奇僻赡博之学，离寓放旷之怀，亦非浣花翁。盖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否则君子小人，貌同心异，贵贱忠恶，奚自而别？形虽似何益。故曰写心惟难。夫善论写心者，当观其人，心胸次广，识见高，讨论博，知其人则笔下流出，间不容发矣。倘秉笔而无胸次，无识鉴，不察其人，不观其形，彼目大舜而性项羽，心阳虎而貌仲尼，违其人远矣。”
所以中外的现实主义画家，画人物都非常重视性格，而作品的誉世，也多与性格表现的成功联系在一起。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举世公认，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有神秘的微笑，后者写出了画面上的十三个人在一瞬间表露出的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广而言之，戏剧、小说以及当代的电影，都因写出了人物的性格而使作品更为真实感人，在文艺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录。
我们从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文艺理论所倡导的要以现实事物为本，在反映上要有现实生活的真实性，尊重艺术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以及表现人物时强调要刻画个人的性格特点中，可以清楚看到，我国的古典文艺创作，不仅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成果，在理论概括上也画出了一个清楚的轮廓，它与世界各国的现实主义理论大体相适应，又有自己的民族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