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到昆仑山，我必须要去一个地方：格尔木北郊旷野上的烈上陵同。
这里埋葬着青藏兵站近七百名官兵的遗骸。他们在四千里青藏运输线上，走完了人生之旅后，归宿于此。
这片覆盖着一层白花花盐碱地的茫茫戈壁滩，南接昆仑山，北邻祁连山。我敢肯定地说，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也是面积最大的陵园了。没有围墙，远处的昆仑雪峰就是它的围墙；也很少有墓碑，那一簇簇红柳就是墓碑；设有人管理墓地，只是风沙日夜不停地吼叫着。我的许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战友为了征服这块高地把遗骸永久的留在了昆仑山。我们曾经共同分享过戈壁明月给予的欢乐，也一起分担过大雪封山带来的忧伤。他们一生中吞咽了那么多的冰雪，直到最后闭上眼睛时，身上还盖着厚厚的雪被。今天我如果轻而易举地抛弃他们去寻找自己的乐园，良心会受到深深的谴责。
当初是准把陵园的地址选在了这片旷野上？
留在我回忆屏幕上的最早埋葬在这里的仿佛是一位军人的遗体，也许这就是这戈壁滩上的第一位“永住户”。记得好像是五十年代末，一个刮着干烈沙尘的周日午后，我邀了几个战友在格尔木散步。街上行人很少，偶尔有一峰骆驼站在路边，慢慢吞吞地咀嚼着食物，风沙也像疲惫了似的懒洋洋地从路上吹过。给人的感觉这个白天世界的一半还在沉睡着。我们边走边聊，快走刮万丈盐桥时，猛然间我发现路旁的荒滩凸起了一堆新土，插在七面的一个花圈告诉我们这是一座墓堆，花圈上有数的几朵白花在干风里抖抖索索，显得几分悲凉，凄然。
这儿埋葬的是谁？
我和战友们围着墓包转了几圈，没有发现任何痕迹可以告诉我们这儿埋的是一个什么人。就在我抬起头向四周搜寻的一瞬间，忽然发现百米外的塄坎上站着一个小战士，他正打量着我们，显然对我们的行迹感到可疑。我看见他的衣袖上戴着黑纱，他很可能是刚离开基地。我由此联想到，这里埋葬的大概是个兵。
好些日子，我的心一直无法平静下来，眼前总是浮动着荒原上那座孤零零的墓包，心里涌动着一种难言的酸楚。
格尔木是个刚刚诞生的新城，执勤的部队和驻地群众加在一起也就是二三千人，为什么城市和墓地几乎是同时诞生？
他是青藏公路通车后我看到的第一个献出生命的战士，是昆仑山的第一个先人啊！
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是过了几天，也许一场雪落地还没有化完，当我再次来到那片荒滩时，就有了第二座、第三座坟墓，几年不见，墓包就是一片；又是几年不见，成了一大片……现在这里已经是近七百名官兵的归宿地了！
后来，渐渐地人们便把这片墓地称做格尔术烈土陵园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对格尔木烈士陵园的一个现象百思不得其解，这就是：这里的坟头没有墓碑。我曾和一些高原人就这个问题探讨过，他们的答复是：这些亡人都是他乡外地人，他们没有亲人在身边，有的甚至连个朋友都没有，谁去立碑！我又问：单位呢，难道领导不应该给他们立碑？
答：单位的人就是有这片心，也只能是个愿望而已。因为那个年代格尔木是个帐篷小镇，后来虽然从帐篷镇脱胎成一个戈壁小城，远天远地的，一切供应都从内地运来，买根火柴也不容易，到哪儿去买做碑的材料，即使弄到石料，匠人呢？所以绝大部分亡人的坟头插个木牌就不错了。那些木牌经不住风吹日晒，不出一个月就没有了！
时光似乎被镀上了沉重的铅块，慢悠悠地流泻在每一天我们走的岁月里。格尔木烈士陵园没有墓碑的荒凉日子，一直继续到“文革”后期。大概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好像是一夜之间的事，许多墓前忽然长起了青石做的墓碑。原来这阵子驻格尔木各部队对烈十陵园进行了一次清理。
凡是可以确认的墓堆都逐一地进行了修建，立了碑：另外，这时也有一些死者的亲属从内地赶来高原，寻找亲人的归宿地。他们在千方百计确认了亲人的墓包后，便在坟头立起了碑。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格尔木烈士陵园发生了另外一种出乎人们意料的变化。这个变化发端于一位从陕北来昆仑山探望儿子遗体的老乡身上——
那是一个朝霞染红戈壁的早晨，当这个头上扎着白羊肚毛巾的陕北农人扯着粗壮而悲凄的腔调在格尔术大街上边走边哭的时候，整个一条街的人都跟着他哭起来了。他自始至终哭诉着一句话：“娃呀，你怎么小让大人看上你一眼，你就不吭声地走了呢！”这句揪人心的话是随着哭声颤出来的，久久地回荡在大街的上空，每一个听到这哭诉的人，都掩面而不敢望老农人一眼。
白发人哭黑发人，好叫人伤心！
大约一周前，正在田里收割麦子的老人接到了部队的电报，说儿子病重，望他速来高原探望。老人似乎已经从这份电报上预感到了什么不幸，便卖掉老犍牛和一头母猪，作盘缠，匆匆地上了路。六十多岁的人了，他不顾年迈体弱，几乎是一路跑着上了高原。
可是，晚了！他到格尔木的当天，患高山病的儿子已经病故，且安葬完毕。他打听到安埋儿子的墓地后，连肩上的褡裢都没顾得放下，就直奔陵园而去。
他一路长哭，一路诉说，还是那个哭腔，还是那句话。那佝偻的身子拖扯着扯不断的哀忧和怨恨。
来到墓地，当他站在儿子的墓前时，突然中止了哭诉，只见他抓起坟上一把土，放在手心里碾着，反复用指头碾着霎时间，墓地寂静得如午后的谷底。
老农人在儿子的坟头就这样整整地站了一个上午，无语无泪无声。
老人回到了儿子生前的连队。
连里领导和儿子的战友们围着老人，他们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安慰他，大家知道老人心里一定很难过。
没想到，老人的话一出口，倒安慰起了大家。他说：
“人已经死了，就是把眼泪哭干也没有用了。他是我的儿子，是你们的战友，我们为失去他都很难过，这一点我们互相都理解。现在大家该擦干眼泪，往前看。活着的人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大家都睁大眼睛望着老人，总觉得他还应该说说儿子的事。果然，他掏出一块粗布手绢，粘了粘眼角，提了个要求：
“我看到坟地里有一个死去的战士是我的老乡，我想把我儿子的坟和他的坟移到一起，请领导答应我的要求吧！”
连长听罢，沉思良久，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人回答：“孩子离开人世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我紧迫慢赶地来了，也没有最后看他一眼，他太可怜了。现在走了，也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躺在荒滩上，想蜕句话、商量个事也没有人作伴，想想吧，哪一个人的心里能没有想说的话呢？”
连里领导答应了老人的要求。
次日，老人就和儿个战士一起来到烈士陵园，把儿子的坟与那个老乡的坟挪到了一起。
早出晚落的太阳，每天与昨天都不一样。当又一次朝霞四射的早晨降临格尔木时，烈士陵园里那座战友合葬的坟墓显得格外的美丽、壮观。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起一座群葬的坟墓。安葬在里边的人为了修建格尔木至拉萨地下输油管线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几簇红柳，年年都是这样富有顽强生命力地蓬勃在戈壁滩上。它不衰不败，春来发芽，夏到开花，即使在严冬里那枝条仍像硬骨铮铮的铁汉一样裸露在寒风中。就在这几簇红柳中间，耸立着一座二米高的水泥墓碑——当时它是格尔木烈士陵园里惟一的墓碑。疯长的红柳，已经遮掩了墓碑的顶端，但是扒开红柳可以看到墓碑上30位烈士的名字。描着红色底漆的饱经雪霜侵蚀的英烈的名字，永不褪色，彪炳日月。
墓碑的后面，是一座比这里任阿墓堆都大的坟包。不能说30位烈士都合葬于此，只能说这个坟包是30位烈士归宿的象征。困为有这样的情况：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在献身后根本没有来得及运列格尔木烈士陵园里来，就地安葬了。比如，用冻雪掩埋在唐古拉山，用那绣着草根的黑粘土掩埋在藏北草原，用肥沃的土质掩埋在拉萨河畔；另外，有一些英烈献身后根本没有留下尸体，比如，被滔滔洪水卷走了，被炸山的沙石深埋了，在雪山探路或寻找水源时谜失了方向……所以说，这座合葬墓是30位烈士的“家”，家里却不一定有30个人，有的人出征远去还未归来。但是，人们相信，他们一定会寻到这个家的。
我反反复复地看了墓碑上烈士的英名，发现漏掉了一个不该漏掉的名字。谁？
章恩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