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题为“我们夫妇之间”，但却毫不涉及那些仅仅属于二人之间的内容。这是一篇非常“纯净”的小说。在过去，夫妻因战争而分赴两地，妻子砍柴卖钱为丈夫买毛背心是为了“不再发胃病，好好地为人民服务”；后来住在一起了，他们互相帮助，除了学习，便是“讨论土地政策”。他们名义上是“夫妇”，实际却是不同阶级的代表。“夫妇”只是阶级符号。直至最后，妻子找他，建议以类似“幽会”的方式表示和解，“到你们屋顶平台去坐坐”，这建议甚至使丈夫为之失色（“我怕要发生什么不能推测的事情”）。
这篇关于夫妇之间的小说，要是有什么私密性，只是在作品结束的那一段杆情文字上：“我被她那诚恳的深挚的态度感动了！我的心又突突，地发跳了！我向四面一望，但见四野的红墙绿瓦和那青翠坚实的松柏，发出一片光芒。一朵白云，在那又高又蓝的天边上飞过……夕阳照到她的脸上，映出一片红霞。微风拂着她那蓬松的额发，她闭着眼睛……我忽然发现她怎么变得那样美丽呵！我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
这时，作者却用这样的处理最后地保持了作品的“纯净性”：“她用手轻轻地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丨该回去喂孩子奶呵/”这是一次最后的证实，小说的真正主题不是“我们夫妇之间”，而只是“两个阶级之间”。
（《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作，原栽《人民文学》第一卷第三期）
青春的激情：文学和作家的骄傲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原先慵懒的、惰性的、安于现状和习以为常的平静被打破了。这个年轻人，“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来到了党的区委会一一他心目中的神圣的所在。他发现，在“问题不在有没有缺点，而在什么是主导的”，“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这些据之有辞的逻辑的背后，有着某种不可原谅、不能妥协的东西。他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他无能为力。
那时大家都不怀疑这种神圣。三轮车工人把林篪拉到区委会，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但是林震却怀疑了。这种怀疑是非常具体的，例如韩常新带着林震到麻袋厂“调査”之后所写的“工作简况”，林震读后，“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过麻袋厂”。他对着那份报告发问：“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
五十年代中期，生活刚刚展开它的新生面。周围弥漫者早春的气息，一切都充满生机但是作家却对此投出了怀疑的眼光，他不满甚至力图反抗。孤立无援之中有一双忧郁而美丽的眼睛注视他。两颗年轻的心来不及互相靠近，几乎是预设的“警告”便阻隔了他们―这指的是作家含蓄暗示的林震和赵慧文可能的情感纠葛。这一切说是痛苦似乎太轻」―它甚至使人感到可怕。
最值得珍贵的是这种对“就那么回事”的质问。这位年轻人在强大的习惯势力笼罩下试图争辩，不，不是那么回亊！但得到的回答却是相反。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无可不在的因循、苟且、还有麻木，但是，它腻滑得像泥雄，你抓不住他。
作家王蒙当日也如林震那样年轻。他触及了生活内里的阴冷和暗黑。而且触及了它的强顽和蛮横，它无止息的浸染和弥漫。应当承认刘世吾对生活的复杂性的理解有他的深刻性，对比之下，他是“成熟”的，而林震则是“幼稚”的。生活还在逼使林震变成第二个赵慧文，而旦生活的强大惯性毫无疑问地将使这位年轻人就范。王蒙感受到这一点，但他还是让他的人物在力量悬殊中抗争。
这种明知其不可为而为的精神，在老练持重的人看来真有点像小说人物说的那样，“是从苏联电影里学习来的。”但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它至今还在散发着靑春的芳香和色彩。王蒙在小说开始的时候说刘世吾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大概指的是“世吾”音近“世故”。在年轻的林震看来，这位组织部副部长待人处世的“世故”是“古怪”的，这表明他的锋芒和锐气。
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这种以“世故”为古怪的看法，依然传达着一种青春朝气。人是会老的，而心境和精神却不能老去。也许事实最终嘲弄了文学，王蒙这篇小说作为文学干预生活的典范作品，从它诞生之日起，它并不曾由于它的干预使生活更纯净，相反，当年使林震、赵慧文痛苦不安的东西却如瘟疫般得到蔓延。更为使人心惊的是，文学未曾成功地干预生活，而生活却成功地干预了文学。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失败呢？未必。《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带给人们精神的震撼至今犹在，可以确定，今后依然不会消失。那种为反抗世俗坚持淸洁精神的激情，始终是文学和作家的骄傲。
——海南师院学校校刊1997年第3期
张贤亮写过许多小说，但是这一本《我的菩提树》的价值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本。这是一本特别的小说，没有刻意突出的主题，没有预先设计的人物，也没有特别安排的情节，甚至也说不上精心的结构整部小说由“日记”和“对日记”的“注释”构成。前者是当年劳改生活简明日记的不加改动的原文本，后者是今日重读的必要说明和充实，再加上少许必要的议论。像这样的创作，说是实录或是纪实文学，说是长篇散文均无不可，但张贤亮却认定它是小说。
这种认定等于给我们习以为常的小说开拓了新的疆界。这种界定包含了一种新的文体意识，并为小说的审美价值提供了新的例证。应该也包蕴了对当前（包括对作者本人以往创作）的批评性意向，即一些小说由于“创作”、“加工”的意识过于强烈，往往离生活情^感的本样状态愈来愈远。越是讲究技巧的作品，读者感到失望也越多。在遍地都是迎合世俗趣味的矫情之作的今天，平空出现这样一本朴素无华的书，的确认人耳目一新。对于厌倦了精微食品的人们，品味一下平平常常的“菜根香”，也许会带来意外的欣悦。
（《我的菩提树》，张贤亮著，作家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原栽《武汉晚报》1994年8月20日）
这是一本撕去“艺术”面纱的书。它不同于时下走红的游戏或消遣的文字，那些作品满足于夸夸其谈、故弄玄虚而往往言不及义。它们好像下决心要使文学回到髙雅但却抽象的“纯粹”上面去——在那空气稀薄的高空地带，也许具有了天国的一切美妙而独独缺少人间烟火气——它们表现出对现在拥有和曾经拥有的一切人生的冷漠和忘却。那些与真实世界相联系的关怀，似乎变成了可供随意嘲讽的对象，好像惟有如此这般“空灵”的作品才能显示出作者的超凡脱俗，但事实却是“超凡”而未必脱俗，因为它们仍然脱不了迎合流行趣味的世俗性。
张贤亮这部小说通过不加改动的日记以及对日记注释的方式，讲述六十年代西北某地那些有罪和无罪、甚至更多是无辜的囚犯强制劳动改造的事实。那里充斥着饥饿、残忍、非人性和死亡。虚伪和龌龊、自私和贪婪、同情心的消泯，人生百态的林林总总都借严重的生死荣辱的临界点尽情地展露。
那些被叫做鸡毛蒜皮的细微末节，无非是“照相”、“吃青”、“斗争会”等等，却使这里的每个字都变得沉重起来。那些被作者“无动于衷”地讲述的事件，因为它的充满血腥气而产生了惊天动地的效果。它摇撼了人性最深层的部分。那位孤独的年轻“右派”，平日深藏不露，于不意间却谈出“在巴比佗王国时期，天文学就很发达了”这样充满知识光辉的话，正因为如此，也因为他吃饭的磨蹭，受到了斗争批判，尔后，在批判的第二天，就永远地“硬”在了床上。又有一位叫苏效苏的，在路上捡到一颗生玉米张口就哨，队长命令放下，他照样吐着白沫啃，直至满嘴都是绳子抽打的鲜血。还有一个更加触目惊心的场面，一位年轻妻子携带幼女千里寻夫，丈夫一见二话没说“抢”了食物蹲在一边就吞噬，而后，用镰刀割断臂上静脉死去。小说作者只让我们看到由八位男女犯人抬走这一对生死夫妻的远去的背影。
惊心动魄却出以平淡，麻木到了极限便显出绝望和悲哀的真谛。张贤亮的小说滋长出一种近于冷漠的不动声色的叙述风格。似乎说出那些事来便是目的，并不太考虑应该如何说，全然是在平淡中见奇兀。《我的菩提树》确是一本摒弃了刻画和装饰的平平常常的书。这种平常来自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在血泪面前的“麻木”，正是因了血泪的浸泡。小说到处可见的近于冷酷的节制，表现出经历大苦难之后的成熟。
任何以艺术性或思想性的既定法则来衡定这本书的意图，都可能意味着某种强加。与其谈这小说是以艺术的手段提醒畸斜和残忍的岁月，不如说，它是以白描的平铺直叙的方式向人们谈论人性在非常态下町能拥有的丰饶。
原载《武汉晚报》1994年9月10日
张贤亮在《我的菩提树》的197页声称，他写这本书“正是要一改我过去的笔法：我在尝试一次对一般性文学手法的挑战”。这段话是在他感到这书出版后在国内缺乏过去的热烈、因反应的冷淡而失望时说的，这夹在本书不起眼的地方不经意地说出的话，却昭示了张贤亮这本近作的超常价值。
读者的冷淡不能说明这本书应当受冷淡。情况可能会是完全另样的，即它恰恰印证了中国读者的普遍境界和趣味。相当的写作界充斥着迎合浅薄趣味的热情，读者的胃口和判断力因而受到了损害。但舆论的冷淡掩盖不了这本书具有的光彩。这是一本有异于常的书。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习常的文学姿态和方式。这些发生在中国劳改营里的日常事件充满了荒诞和残忍，但我们却看不到呼天抢地的控诉和抗议。这是挣脱一切着意描绘或诉诸激情的“冷静”的秉笔直书。
目下作品里虚情假意太多。即使在号称纪实文学或报吿文学的写作中，也充斥着涂脂抹粉的矫情：故弄玄虚的堆积材料、虚张声势的夸饰已经使这类作品的真实可感性降到最低点。张贤亮把建立在实有事件上的记述称为小说，至少在文体上因一扫流行病般的俗气而别开生面。
这部作品朴素、自然，把所谓艺术加工的痕迹抹到几至于无。这种去掉一切雕饰的文章，使人仿佛在厚重的脂粉和满头珠翠的包围中解脱出来，终于能够一睹本色光彩的喜悦。这小说实际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日记是正文，是当年在极限中面对各种可能的监视和搜查记下的“流水帐”。这正文保留了原始的面貌，注释基本上是对那种不能不简的正文的还。原一当然也包纳了联想和判断，这方面的文字也绝无滥情的成份，相反，却保留了最克制的冷静。许多使人极为震惊的悲惨和背谬，他却处以平静的如实道来。这在习惯了胡侃乱编成风的文界，不能不是一阵淸凉的空气。
《我的菩提树》不是一般社会性的作品，它的基本价值不在于通过小说使人认识社会，更确切地说，它是通过小说使人认识人性。它不是如同往常取第三者的眼光和立场，而是毫不留情地自我剖析。它通过“鸡毛蒜皮”造出了让人颤栗的效果。它说明：在威权、在高压、在饥饿面前人性可以脆弱以至卑鄙到何等程度。
这小说不以表现苦难为目的，若说苦难，这小说所拥有的所谓人生的极限，但若停留于此也就停留于一般。《我的菩提树》表现出它的超越性，即它着眼于置身苦难中的人性表现。例如它通过“女犯演员”的遭遇说明人性的顽强存在，“她已经化作一首歌曲，常在我忧伤的时刻悠然而飞，唤起我对人的信念”。
这书经常通过某些细节谈自己的隐秘动机，以及用近于卑鄙的手段换取信任获得好处等心理活动。这些表达都是自然的、不加修饰的，因而也就是“非艺术”的。但由于它直接、率真，由此构成了另一种艺术景观，即超越苦难通往人性的深层。
在《我的菩提树》之前，我们已经读到过许多作家“归来”之后对伤痕的抚摸和反思的作品，也有许多“大悟”背后的血泪描写，这些作品唤起了我们对一个时代的记忆，并且保留了冰川时代的擦痕。在此之前，前苏联的作家已经写出了无愧于他们时代的杰作，如《古拉桥群岛》所已经做的。但任何这一类来自异国的经典都不能代替中国这一个时期的牢狱或劳改营的事实，因为中国有中国自身的特性和风格。从这个意义讲，《我的菩提树》不仅有文献的意义、社会档案的意义，而且也有美学风范的意义。
张贤亮在本书301页谈到剥夺对人格的伤害，谈到作为心理和言谈都健康的民族，居然在“文革”中会在“一个人”的旗帜下进行空前规模的“自我厮杀”，指出这种空前的民族心理变态“和这个民族普遍的人格、生活目标、心理防卫系统在前几年所受的伤害中，已经崩溃了不无关系”。这些，便是来自中国自身的深刻。
（《我的菩提树》，张贤亮著，作家出版社1994年6月初版）
（原载《中华工商时报》1994年12月3日）
《我的菩提树》摒弃了伤痕文学那种单纯的激情揭铒的方式，它既不像当日那样迎合政治，也不像现在这样迎合商潮、迎合时轚。它用非常实在的质朴的笔，客观、冷静地面对那曾有的无情的事实。从“吃靑”、“检举”到当“秘书长”、写吹捧领导的稿子。它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只是随着日记涉及的点点面面引出那有关的有名字或没有名字的人来。
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无非是拔草、作土坯、挖渠、间糖萝卜，但在那琐琐屑屑的后面却不乏让人心灵为之震撼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