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人70年代，在香港出生或在香港长大的诗人都已进入诗坛，他们有可能获得比前辈那种流动性、即兴式更为固定和稳定的生活条件和写作条件，来表现他们自己的环境，风情或人情的思考。例如羁魂笔下的旺角和也斯笔下的北角或鰂鱼涌，都是这种追求的成果。在也斯的《北角汽车渡海码头》中出现了大都市繁忙紧张且又有些清冷的场面：
情感节省电力，
我们歌唱的白日——熄去，
亲近海的肌肤，
油污上有彩虹，
高楼投影在上面，
巍蛾晃荡不定，
沿碎玻璃的痕迹，
走一段冷阳的路来到这里，
路阶指向钛色的空油罐，
只有烟和焦胶的气味，
看不见熊熊的火，
逼窄的天桥庇荫下，
来自各方的车子在这里待渡。
在看似冷静的画面中无声地传递着诗人对于生活的专注与凝视，这当然不是对于周围世界无动于衷，而是一种切实的关注。
同样写于70年代的黄国彬的《天堂》，也表现了诗人对这个都市真实生活的更为深人的剖析：
天堂的街道生长期便秘的大肠，
早上，中午，黄昏，
都塞着一团团的汽车，
（里面坐着生活安定的Executives和靠股票生活的男女）
痛苦地，半寸，半寸，蠕动。
打呵欠的黄昏，
被的嗒亮度够了的写字楼职员，
患神经衰弱的写字楼的职员，
西装里的一条公式，
打天星码头一星期奏六日单调的，
大钟下跄踉走过；
……
钢筋水泥是梦魇，
自灰暗的天空向下狰狞，
千万双盲瞳空空窥射满街阴森，
自四面八方扑下来扑下来，
欲噬你吃罐头长大的百多磅，
要逃，你会逃入不同牌子的虎群。
这里有对真实生活的锲人，也有传统的对于城市的压迫感，以及对这种压迫感的初始而潜在的反抗的激情。长期便秘的大肠，具有现代风，其中融汇着现代主义对于城市的批判，但却明晓通畅，它代表了典型的70年代的思考。黄国彬还有一首《逼近》是写地产公司的兀鹰眈眈逼视，人们居住受到压迫的困境。
70年代以后，香港地区诗刊诗社勃兴，胡国贤在专文《从文社到诗社》中曾说：70年代开始，文社风潮，日渐消退，但不少文社成员继续以个人身份努力创作。本来成就不大的新诗，反而由此开拓了新的蹊径那些文社过来人，于文社潮的滔滔浩浩中溯洄涵脉，进而专注于新诗的创作和提倡，更直接间接地导致80年代诗社及诗刊的勃兴。《诗风双月刊》总20期）这段文字透露了文学社团和刊物的盛衰进退对于文运诗运的关系，香港的诗人总在这种浮沉交替之间得到某种鼓励和切蹉。可以说，70年代至今，香港诗界的创作出版大体趋于稳定，诗人的创作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80年代以后，随着大陆政治局面的改观，台湾与大陆来往趋于频繁，各地诗的交流也有了加强，隔膜与偏见逐渐得到消解，大陆自朦耽诗开展以后，三地两岸之间的诗观也逐渐接近，彼此隔离和对立的情况有了改善。各地诗刊开始互登作品。逐渐地趋于沟通和对于大中国新诗构局的体认，这是中国新诗从创始到今日历时70余年间出现的最好的互通和交汇的历史时机。
生存环境
香港新诗作为中国新诗的一部分，当然与五四的新诗传统同一源头。作为与中国古典诗词相对应的中国新诗，不论它在中国的哪些地方生长，它总带有中国新诗的共同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政治的和历史的原因造成的各个地域之间的差异，不仅影响到经济，而且影响到文化以及文学。中国的各个部分在长达数十年的彼此间离中，在同质之中产生各具特色的异质，这是它们彼此区别的基础，研究者对此自然不能回避甚而忽视。就香港地区的诗而言，它是有别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首先在香港是一个长期被割裂的殖民地。从行政隶属来看，在1997年7月1日以前，它是英联邦成员是英国的一块海外辖区。但它的百分之九十四的居民却是中国人，讲粤方言，其文化形态、家庭组成、民族习性都与中国本土的居民相同。但它又是华洋杂处的地方，英国的属地，加上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它受到西方文化的浸润相当深刻。教育制度、社会形态、风俗礼仪自然也受西风的深刻影响。中西文化的交汇和流动，以及两种文化差异带给居民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感，当然是香港以外的中国人所难以理解的。如下一首诗，它通过城市街道的纷繁，所传达的意绪则是典型的香港人那种飘浮不定的无根诗意：
方向是东，
方向是南，
方向是西，
方向是北，
有人从街口的地方走出，
面对大群的人和飞驰的街车，
忽然被嘈杂的声音击倒在地上，
看见四方八面而来的车辆和人群，
不停地运行，
他发觉自己，
站的井字形的路口上，
和众多交通灯的颜色指示，
混乱的方向，
我们的脑海里，
找不到固定的路向。
（迅清：《方向》）
这是典型的香港街头的、也是香港人心灵的诗意。香港的诗，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发展。它有相当的优越性获得世界性的艺术方法、意象系统和语言传达，因为它与世界息息相通。香港了解世界，世界也了解香港，在国际交往中，它不存在障碍。因而香港的诗与世界潮流没有隔阂，它的地位和处境使它在接受最前卫的诗观和诗式时，显得是顺理成章的自然。
香港身处世界的漩涡之中，因此诗观上也是开放而自由的。香港世界性的地位，使在这个地区里所有的来自各个国度的人都平等而和睦地相处。它的文化多元形态首肯了文学和诗的多元性。在一个资本发达的自由地区，文学和诗的民主性几乎就是先天的，它绝对不能容忍单一模式的专横和强加。就诗而言，多种艺术思潮在这里的存在犹如商品在香港市场上一样，它们平等，但它们又在平等的前提下优胜劣败，自由竞争。
所以香港诗的多向度的选择是它的基本生态。但在这优点的背面，即它在对于中国的文化母体的了解和汲取方面，有着异乎寻常的陌生感。加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这种陌生感甚至还包含了某些警惕和提防。香港人的民族根意识是强烈的，它保存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些最稳定的部分，例如作为社会的细胞的家庭以及社会意识，但它又对未来的生活感到隐优和不安。
香港的文化和文学目前大体保持了此种两难的处境，这也成为当前香港诗内容及形式风貌方面的一大特征。如下一首诗所写，就充分表达了香港诗人的这种失衡而不宁的心态：
这就是我所谈的悲哀，
这就是我们的背景，
桌上堆满废纸、烟灰缸和黄色刊物，
这一年依旧属于镜花水月，
无爱无云，
没有汉魏，
没有唐宋元明，
还没有回醒……
造诗读哲学，
耳旁响起，
你是中国人，你是华夏子孙，
外面还加上音乐，
通向邻家厨房的门还没有关好，
西方空气依然可以，
放进来，
忽然想起甘乃迪，
也许看一看艾略特，
也许看一看李商隐、曹雪芹，
他们依然在，
在我的梦魂。
（马觉：《香港，一九七零》）
对前途的怀想，某种民族自强的兴奋又夹杂着失落感和不安全感；对强大而悠久的中国文化感到骄傲和自豪，但历史性的飘零产生的无根感，又使之怀有自卑心理。加上香港日常用语以粤语和英语为主要语言，这样对于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的陌生甚而畏惧，使他们在文化上既认同又疏远，这也影响到香港诗的创作和繁荣。公平地说，一些香港诗人的作品中的语言并不规范，中文和英文夹杂，粤方言的人诗，加上一些只有粤、港人才能理解的字词，都损害了香港诗的质量。如人们演讲咸湿的故事/并且加一些粗口。这里的咸湿和粗口，在普通话里并不流行。
香港地面不大，一岛，一半岛，加上新界，居民六百余万。它是个港口，与大陆近在咫尺，与台湾遥望可及，因此在地理位置上，是个桥梁或跳板一类的性质。这里人员来往频繁，注定了它的流动性。根据黄维梁的分析，香港作家诗人大体分出如下四种类型：第一，土生土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第二，外地生本土长，在本港写作，本港成名。以上二类，如舒巷城、羁魂、胡燕青、陈德锦、钟晓阳、也斯等。第三，外地生外地长，在本港写作并成名的，如倪匡、戴天、徐速、司马长风等。第四类：外地生外地长，在外地已经写作甚至已成名，然后旅居或定居香港，进行写作的，这类作家为数不少，如刘以鬯、余光中、何达、蒋芸、钟玲、徐于等（以上分析见黄著《香港文学初探》）。
流动性的好处是交流的机会多，技艺的切磋，友谊的增长，情感的融汇，信息流通快，对于各地的优长之处能够得到采集和消化。这样，香港地区狭小活动空间有限的缺点，也得到弥补。无形间为香港拓展了时空。香港的这种繁忙，匆促，紧张，也使香港的诗渗透了这种大都会的节奏。而缺点也在于这种流动性影响了稳定发展和固定的格局。总是来去匆匆，总是行云流水，少有沉下来的功夫做扎实的建设。这样，最终也影响到香港作品的厚重感。
定位
地位的重要性是无可非议的，尽管这样的认识在当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的确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性。当开头，我们评价香港从流行音乐到流行服饰对广大的大陆从沿海
到内陆腹地，从东南河网地区到西北黄土高原一样，人们只看到它的不积极和不健康的因素，而很少能够改变一下视角和视点，例如，对于俚硬的，大一统的，后来是以粗暴的行政手段强行一致的文化格局来看，香港的轻松、灵动、不拘一格对它的冲击，就是积极有益的。
从冰山的一角消融那千年的积雪，而后化为一脉溶溶春水。数十年一体化思想指令下的中国新诗以一种自封的最好的方法和思维习惯笼罩，它的职能就是排斥异端，对一切与规范化意图不同的统统予以禁止。而如今，从香港和台湾辗转锲人的这些文化潮流，对于改变文化大一统的凝固状态，对于建立一种多方位、多向度的综合而多彩的大中国文化和文学形态无疑是一种可贵的开端。
中国大陆新诗因为置身内陆，内地幅员广大而地理面貌复杂多变，虽有水乡江南的柔和风物，但高山大河、戈壁荒原多半呈现一种博大沉雄的气势。香港在中国诗的总格局中，它当然不属于这一类风格。它以身处资本世界、而又是贸易中心的世界大都会，能够传达出一种国际性的多种文化融汇交流，既矛盾又和谐的特殊风格。这个开放的自由港所提供给中国传统的，是更多的现代艺术潮流的信息。此外，香港也还有在不同文化冲撞中，中国文化既为主体又有对于异质文化大幅度的吸收和改造，以及重新熔铸的能力。一种改造和丰富中国传统、又具有世界性的诗风的形成，对于中国长期封闭的诗界无疑是一股新的空气的加人。
另外，中国从总体上看，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国家。因为农业是社会的主体，因而中国的都市并不发达，表现大都市的意识的诗尤其缺乏。近年来社会开放，城市意识虽有增进，但在诗中的表现仍不普遍，特别是正面涉及城市生活情态及市民日常心态的现代都市意识的诗很少。香港诗在中国新诗的出现，无疑是这方面的光辉。它在这方面的贡献，是中国其它城市包括上海、台北、广州、深圳都无以取代的。从香港的诗来看，这方面的写作是相当充分的，香港诗人写中环、湾仔、铜锣湾、旺角、北角，以及沙田、九龙塘，写有轨电车、缆车，写尖沙嘴轮渡，写九广铁路，也都相当普遍和深人，这在中国其它城市是很难与之相比也难以赶上的。当然这不仅仅是在选材涉及上看，而是就它的深人看，写都市繁荣的同时，也写它的积重；写它的现状的同时，也写它的历史；还涉及生态保护、社会福利等等，在这些方面，香港诗的重要地位当然是无可争议的。
1993年6月至7月初稿于香港湾仔
1997年12月改于北京大学
（原载《香港文学》199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