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中午时，他才回来。他轻描淡写地对我说：“佩佩，我看你哪也不用去了，就在普济住下吧。”我慌忙说：“这可不行，我不能连累……”我话没说完，他就把眼睛一瞪，道：“我已经决定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说了算！”
我就问他到底打算把我往哪儿藏，他笑了笑说：“就藏在你上回来住过的老谭家的阁楼上。那幢房子已经成了村里的仓库，很久没人住过了。阁楼在院子的后面，比较隐蔽，我打算让孟四婶去做仓库的保管员，搬过去跟你一起住。你放心，她是我干娘，吃斋念佛，无儿无女，人是靠得住的。她搬过去住，一来可以遮人耳目，二来对你也可以有个照应。我刚才就是去跟她商量这事，她起先还不同意，说这样太冒险了。可经不住我软磨硬泡，最后她向我提出一个条件。她说万一出了事，万一你暴露了，所有的责任都由她一人来承担，就说是她自作主张把你留下的。她说她已经63岁了，早就该死了。”他说孟四婶正在收拾房子，等到半夜无人的时候，再把我接过去。
谭功达抵达官塘镇，高音喇叭里，电台播音员正在播报十二点。他为抄近路还是继续沿着公路走犹豫不决。天空乌云翻腾，一阵闷雷滚过，大风吹得路边的油菜花纷飞，满地都是。一旦下起雨来，田间的羊肠小道将会变得非常泥泞，还是公路好走一点。可是，当他沿着公路往前走了三、四里地，太阳忽然从云层中又钻了出来，天空又放晴了。
公路上很少过往的车辆，而且看不到什么行人。当他翻过一条大阪，走下斜坡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前面的三叉路口停着一辆中型吉普车。一个司机模样的人，正把卸下的轮胎往车上搬。谭功达走到近前，从车上跳下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个满脸络腮胡子，说起话来带着浓浓的鼻音：
“老乡，麻烦您问一下，我们这会儿要赶往普济，该走哪条路？”
谭功达不假思索地用手朝左边一指。络腮胡子用手在腰上的枪套上拍了一下，客气地向他道了谢，就回到车里去了。可那个年轻人却笑嘻嘻地对谭功达道：“老乡，你身上又没有带烟？”
谭功达在身上胡乱拍了一通，终于从上衣的口袋里拍出一包烟来，递给他，那人从中取出一支，仍将烟盒还给他。
“你们这会儿去普济，有什么公干？”
年轻人回头朝吉普车看了一眼，压低了声音道：“我们是鹤壁市的便衣，要去普济拿一个杀人的要犯。听说还是个女的。”年轻人转过身去，正要走，突然就停住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而是一脸疑惑地盯着谭功达看。
“老乡，你怎么了？你的腿，我是说你的腿，怎么抖得这么厉害……”
正在这时，吉普车上的喇叭滴滴滴地叫了起来。年轻人一边往后退，一边仍死死地盯着他看。最后，他终于上了车，随着轰鸣的引擎声，吉普车卷起一溜长长的烟尘，在通往普济的公路上消失不见了。
昨天夜里，他悄悄地溜过来看我。一听说我曾给你偷偷地寄过一封信，气得当场就把茶杯摔碎了。他掐着嗓子把我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个遍。后来，孟四婶过来劝他，他连带着又把干娘给数落了一通：“你也是个老糊涂！她年轻不懂事，你怎么也拿捏不出个分寸来？还跑到镇上的邮局替她寄什么信！”
孟四婶被他骂得哭了起来。最后，他又气汹汹地对我道：“你他娘的不要命不要紧，明天就给老子滚蛋！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我连自己老婆都没敢透露半句口风，你却要给他写信！他是个什么人？嗯？你给他当了这么多年的秘书，又不是他妈的不知道！全世界就他娘的他一个人最讲原则你知道吗？他是会六亲不认的……”
我跟他说，实际上早在一年前，我就已经开始给你写信了。你要是告发我，也不会等到现在。他这才稍稍宽了心。他又问我在信里都写了些什么，我说什么也没写，只写了一行小字，告诉他我人在普济。信封上的寄件人用的是孟四婶的名字。他呆呆地看着我，看了半天，突然用手摸了摸我的头发，柔声地问道：“你这孩子真是太傻了！你……你是不是想让他给你写封回信？是不是这样？”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
他也开始抬起袖子擦泪。过了一会儿，又找出些话来安慰我。可我看得出，他的心已经全乱了，出门的时候，居然在门槛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
这天晚上，我一宿没睡，我倒不是挨了骂心里难受，也不是怕给人家抓了去吃枪子，我在想，你到底会不会把我给出卖了？不想到便罢了，细细一想，还真没什么把握。不管怎么说，普济这个地方还是住不得！为了不连累更多的人，我打算找个机会，悄悄地溜掉。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
门前的池塘边站满了人，池塘里倒映出一堆白云、野蔷薇和三五成群，交头接耳的妇女的影子。那些人一看到谭功达，全都不说话了。谭功达没有理会众人的目光，失魂落魄地朝家中走去。
此刻，他的脑子里只盘算着这样两个念头：第一，姚佩佩已经不在了。她不在了，不在了，不在了……
第二，佩佩一定会认为是自己出卖了她。她一定会这么想！她只能这么想！谭功达将没有任何机会对此加以澄清。她在这个世上仅有的一点安慰也没有了。她将在忧愁、恐惧、仇恨和彻底的孤绝中死去。
我是一个孤儿，在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亲人。
天井里到处堆满了印有骷髅图案的农药瓶子。空气中有一股刺鼻的药粉味。这房子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座仓库：储存种子的稻屯、生了锈的犁铧、牛轭杂乱地堆得满院都是。而通往后院的长廊上还搁着一个救火用的水龙。他要从那儿经过，就必须侧过身子。
谭功达来到后院，看见大树下有一只小板凳，旁边有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和一堆豆荚。也许佩佩是在剥豆子的时候突然被捕的，搪瓷盆里剥好的毛豆撒了一地……
阁楼的卧室整洁完好，进一步证实了谭功达的判断：那些鲁莽的公安人员抓住她时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甚至没有顾得上去搜查她的房间，就连桌面上压在头箍下的那封摊开的信，都没有带走。那是一枚红色的头箍。在窗户和床架之间有一条晾衣绳，上面挂着她的一双袜子。谭功达用手捏了捏，还有些潮湿。
那封信没有写完。显然是因为圆珠笔的墨油用完了，这封信的字迹越来越淡，到了最后，他看见在信件的空白处，有几道圆珠笔尖留下的深深的划痕。
这封信我也不打算寄给你。只是一个人在阁楼里闷着无聊，写着玩罢了。也许明天就把它烧了。唉，想起五年前，第一次来普济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那时，普济水库的大坝工地出了事，我和你一起下乡，还有白庭禹和司机小王。吉普车开到官塘镇的三岔路口，发动机突然熄火了。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紫云英。哦，紫云英！我问坐在前排的白庭禹，那是什么花，白副县长说，不清楚。我又问小王，小王没有理我，他已经把吉普车的盖板掀开了，我看见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引擎里冒出来，遮住了他的脸。我又转过身来问你，可你早已靠在灯芯绒的软垫上睡着了，身上有一张摊开的地图。那是一张梅城区域规划图。我一路上看见你在地图上写写划划，还以为你是替十二万梅城人民规划未来的远景呢。
我悄悄地把地图拿过来一看，当时就吓傻了，因为在地图边的空白处，你用红铅笔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的心一下就乱了。就像在考试前预先偷看了答案，一波一波的疑问和惊喜，像海浪一样朝我打过来，从我的心里，从我的嗓子里，涌出来：难道说——我不敢往下想，也不敢看你的脸。小王正在修车。白庭禹副县长站在路边抽烟。车上就我们两个人。静静的。我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窗外，傻傻地想了半天，最后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下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那片紫云英花地。哦，紫云英！我看见花地中矗立着一棵孤零零的大楝树。恰好，一片浮云的阴影遮住了这棵树。我心里忽然一动，就把眼睛闭上了。心里想，现在我把眼睛闭上，我在心里默默地数十下。如果这事真的能成，等我数到十下的时候，睁开眼睛，就让这片阴影从大楝树上移走吧。可我闭上了眼睛，就再也不敢睁开了。足足等了七八分钟之久，当我睁开眼睛一看，天哪！那片阴影还在那儿……
它还在那儿。一动不动。而在别的地方，村庄、小河、山坡上，到处都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苦楝树下那片可怜的小小的紫色花朵，仿佛就是我，永远都在阴影中，永远。它在微风中不安地翕动，若有所思，似火欲燃……
11
姚佩佩归案后的第二天，谭功达和高麻子以包庇罪和反革命罪同时被捕。九个月之后，姚佩佩在一个细雨蒙蒙的清晨被押往军分区的靶场，执行枪决。当时，省医学院在梅城设立了第三分院。姚佩佩的遗体因无亲属认领，最后被扔到一辆小卡车上，运到医学院的解剖室，进行教学观摩。最后，她的一只肾被取了出来，浸泡在福尔马林的溶液中，制成了医用标本，陈列在解剖室外的玻璃橱柜中。
谭功达在梅城第二模范监狱一直被关到1976年。十多年来，他一直在持续不断地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写信，并附上了一幅幅只有他自己能够看得懂的“梅城规划草图”。到了这年的九、十月间，他因肝腹水死去。在弥留之际，他听到了监狱外的鞭炮声响了一夜。
“谁在放鞭炮？”他嘀咕了一句。
在朦胧中，他看见姚佩佩悄无声息地从门外走了进来，坐在他的床铺边，看着他，漾漾地笑。
“谁在放鞭炮？”他又大声地问了一句。
“全城的人都在庆祝。”佩佩摸了摸他的额头，低声道。
她的手软绵棉的，凉荫荫的。
“庆祝？庆祝什么？为什么要庆祝？”
“因为，共产主义已经实现了。”佩佩笑着对他说。
“可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怎么到处都是黑暗？”
“你不用看。你闭上眼睛，我来说给你听。这个社会呀，没有死刑……”
没有死刑
没有监狱
没有恐惧
没有贪污腐败
遍地都是紫云英的花朵，它们永不凋谢
长江不再泛滥，连江水都是甜的
日记和私人信件不再受到检查
没有肝硬化，也没有肝腹水
没有与生俱来的罪恶和永无休止的耻辱
没有蛮横愚蠢的官员，也没有战战兢兢的百姓
如果你决定和什么人结婚，再也不会有年龄的限制
“这么说，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对，什么烦恼都不会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