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三绕着来人转了一圏，吭了两声没说什么。老二问来人，您会定弦么？被叫董戈的人低声说会。老七说，拉一段让大伙听听。父亲也说，对，拉段听听。于是有人给董戈拿来了凳子，董戈调弦，屏气，拉了一段二黄回龙，也没见怎样的高明。老七说，你拉的是反二黄。董戈赶紧站起来回答说本来二黄该用正工，他用的是小工，因为调低，所以上下宽度大，有五度的跌宕。父亲说，听你拉的也罢了，还不如我们老七。董戈又低头不语。老七问董戈是跟谁学的，董戈说是跟父亲。老七问他父亲是干什么的，董戈说是乐亭说书的，父亲已死，眼下只有他和他母亲在北平。老五说，倒是个苦出身，还会拉胡琴，难为了你。父亲说，这你就不明白了，看来他的祖上才是真正的票友。大家问何以见得，父亲说，清人关以后，曾编制唱本，宣传满清制度多么优越，皇上多么清明，然后派滦州、乐亭一带的说书人学唱，学好后，经官场考试合格，发给薪水，派往各地演唱，出京时给龙票一张，所到各处由县中供给吃穿，这就是票友的来源。眼下两地的许多说书人，都是当年票友的后代，世代相传，很有些真人在其中。老五说，阿玛您别扯远了，依您说这个人算不算真人呢？父亲说，这个嘛……宋太太说，要是不行咱们打发他回去就是了。父亲说，给点车钱，让人家走吧。姓董的听了如释重负般，给我父亲请了个安，就要告退，刚走到门口，只听大格格说，回来，我让你走了吗？大家都看大格格，大格格说，这个人，我留下了。
这个董戈就成了大格格的琴师，也说不上是师，就是为大格格操琴罢了。谁也不知大格格看上了他的哪一点，说留就给留下来了。大格格让他搬到金家来住，董戈说不行，说他每天得回去照看他的母亲，他要是不回家，他妈会担心。董戈住在城南，我们家在城东，董戈每天天不亮就得赶到我们家，为大格格吊嗓子，天黑才走，天天是两头不见太阳。为了他的母亲，他刮风下雨也往家赶，他的辛苦让金家的母亲们看了感动，说我们家七个儿子，抵不上人家一个孝顺，董家老太太不知烧了什么高香，得了这么个好儿子。
董戈早晨到金家来的时候往往大格格还没有起床，大格格有睡懒觉的毛病，要是这天没事，她能睡到中午去。但是自从留下了董戈，她就睡不成懒觉了，每每还在睡梦中就被丫头叫醒了，告之操琴的董先生来了。大格格说，来了就来了，让他等着去吧。翻过身来就接着睡了。董戈也不说什么，就在窗户外边死死地站着。大格格又睡了一觉，想起吊嗓的事来，在被窝里懒懒地问，那个姓董的走了吗？丫头说还在院里傻站着呢。大格格一边嘟囔着这人死心眼儿一边慢腾腾地穿衣服。梳洗完了吃完早点就到了十一点，这才叫进琴师董戈。董戈已经在太阳地晒成了红虾米，进来的时候还不住地冒汗。大格格看了有些不落忍，对丫头说，给董先生倒碗凉茶来。董戈说，茶倒不必，大格格赶快抓紧时间练唱儿吧。大格格让董戈明天晚点来，别这么打更似的吵人。董戈说不行，要想人前拔份，就得背后受苦，这是他爹生前反复教导他的。大格格说，你的爹又不是我的爹，你不能把你爹的教导用在我的身上。再说了，我们又不是科班出来的，不是专门吃这碗饭的，我们能唱就已经很不错了，何必那么认真。董戈说科班也罢，玩票也罢，面对的观众可是一样的。大格格说，我的嗓子先天条件好，用不着天天吊。董戈说，嗓子必须天天吊，好嗓子是吊出来的，不是天生的，不常吊，唱腔里那些偷腔换气，抑扬顿挫，拖板抢板及脑额鼻咽颊膛等等的共鸣是运用不好的。这样一来，反倒把大格格弄得没话说了。自此，董戈每天四点准时来到大格格的房前，先是轻轻地咳嗽一声，告之他来了，就在外面等。久之，大格格的懒觉就睡不成了，外头一咳嗽她准醒，再也睡不着了，睡不着就得起来，起来除了吊嗓没别的事干。后来，董戈不但将大格格拽起来吊嗓子，还要拉到东直门外的护城河去吊，说这样吊出来的嗓子带水音儿。
从我们家到东直门，这段不近的路程每天大格格都是和那个董戈一路小跑跑去的。董戈夹着琴在前头，大格格小步紧搁在后头，后边是丫环坐着洋车跟着。以往，我那个娇贵的大姐就是上两站地外的姥姥家，也要坐车的，现在她好像让这个姓董的给治住了。许多年以后，我的母亲说什么是缘分哪，董戈和大格格就是缘分，她就是听他的。为什么，什么也不为。到最后人们也闹不明白，那个寒酸的穷小子到底有什么魅力使娇纵的大格格百依百顺地听他的，有人说是爱情，但大格格在临死前明确地否认了这一点，说她和董戈来往正大光明，没有丝毫的暧昧成分在其中；也有人说是活力，是另一种陌生的生活对于陈旧的吸引，而这种吸引是不可抗拒的。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吸引别人，偏偏吸引大格格呢？还是老七总结得好，老七说，什么也不为，就为了一个字：戏。
东直门外的护城河边，烟霞蒸蔚，旷寂无人，在这里，大格格彻底将嗓子放开了，从慢板《三娘教子》“王春娥坐草堂自思自叹”开始起吊，循序渐进，一直吊到《女起解》那句高亢响亮的“苦哇——”，大格格与董戈，唱随切磋，日日如此，从不懈怠，成为护城河边的常客。
名媛义演，广和楼的戏码已经排出，大格格排在第三，前边两位分别是关静仪和秦蓝薇两位女士，唱的是《四郎探母》和《贵妃醉酒》。不知谁从哪儿打听到，这两位，一个是梅兰芳的高徒，一个跟着尚小云学过三年戏，论水平不亚于科班。本来程派唱腔在旦角行当中就极不易叫好，学唱难，会欣赏者不多，如今又排在第三，使得平时果敢自信的大格格这时也有些犹豫了。演戏最怕的就是怯场，为了这个，家里人轮流给大格格鼓劲，好像都不太奏效。宋三公子几次约大格格出去，逛北海，吃西餐，以减轻心理压力，大格格还是觉得信心不足，甚至有了打退堂鼓的念头。这天练完唱，董戈对大格格说，您唱得很不错了，完全没必要犯怵，也别把那些角儿们看得太神圣了，从清末数，唱出名儿来的有儿个是科班出身的，大部分还不都是半道出家的票友。拣有名的说吧，与程长庚齐名的张二奎，下海前是前清的官员，是工部水司的经丞；名老生张子久是张二奎的车夫；连编带演的卢胜奎，再早不过是个下人；灯笼程是北京廊房头条做牛角灯的；汪笑侬是拔贡知县；许荫裳是齐化门外粮店的伙计；张雨庭是眼镜铺的掌柜；冰王三是夏天卖冰的；刘鸿生是卖剪子的；麻穆子是卖私酒的；红极一时的名老旦龚云甫也是玉器行的工人出身。所以，您千万别迷信什么科班不科班的，与科班比，票友有票友的优势，特别是像您这样有学问、有文化的大家小姐，不一定就比那些角儿们差。当然，票友自不如科班徒弟学得扎实，但科班出来的不一定有艺术感觉，京戏其实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修养，它所要求的各方面知识不是一两日所能积累得起来的，即便是科班出身，艺术的感觉跟不上，说白了只是个表演的傀儡罢了。既然是艺术，就不是靠学力所能成功的，它靠的是六分修养，两分天才，两分勤奋。北京的富连成班，前后四五十年，培养出来的徒弟在千名以上，唱出名来的不也就有数的几位吗？这么一想，您还怵它什么呢。
不能说平日沉默寡言的杂役董戈的这番话说得没水平，就是在今天，细细品味他的话也是很耐人寻味的。富连成培养不出真正的戏曲艺术家一样，这里面有个严酷的艺术规律在其中，这个道理出自几十年前一个医院杂役之口，则不能不让人吃惊了。这些话在当时对我大姐的触动想必也是很大的，能出此深切之语的，绝非一般人。大格格问过董戈有过怎样的经历，董戈低眉含颦，面色惨淡，似有难言的家世之悲。既然不便说，也不便再问，琴师董戈的身世对金家来说一直是个谜。
自此，大格格精神饱满，勤奋练习，面孔红润，神采焕发，从我们家跑到东直门，半道不歇，到地方停下脚步张嘴就唱，音域宽阔，底气十足，让人听来没有一点儿急促大喘气的感觉，这就是功夫了。我父亲说过，唱戏的必须有边舞边唱的功底，倘若你舞得很带劲，张嘴唱不出声或是哈哈地喘，那就倒观众的胃口了，闹不好就有被轰下台的危险。大格格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让人满意，这当是董戈的功劳。瓜尔佳母亲说得好好谢谢人家，不能让人家白白出力，让管事的给些赏钱。管事的说给过了，姓董的不要。瓜尔佳母亲说，这就怪了，他一个穷小子，难道就不见钱眼开么？让管事的去问，管事的回话说，董戈说了，他虽然在金家拉琴，但在医院的薪水照拿，宋院长还给加了薪，给了车马费，他拿了那边的，就不能再拿这边的了，两头拿很不合适。瓜尔佳母亲说，这孩子还挺仁义，别看是个下人，家教却不错，那边的老太太想必也是个通情达理的。瓜尔佳母亲包了一大包穿不着的衣裳，让董戈带回去给他的母亲。第二天董戈特意到上房给瓜尔佳母亲请安，替他的母亲道谢。传他母亲的话说那些衣裳都是上好的衣裳，让大夫人这样破费实在是不安，董家小门小户，能进金家干差事已经是有脸面的事了，儿子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请大夫人多多担待，待她身子好利落了，亲自到府上来请安。瓜尔佳母亲问董家老太太有什么病，董戈说，痨病。瓜尔佳母亲说，这可是个累不得的富贵病，营养一定要跟上去。瓜尔佳母亲让丫头把她的几听美国奶粉给董家老太太带去，董戈对此也没有过度推辞。事后大家都夸董戈是个孝子。瓜尔佳母亲也常拿董戈的例子来教育我的那些混账哥哥们。
五
演出这天，父亲调动了金家的全部实力，组成了阵容强大的啦啦队，除了领衔叫好儿的厨子老王以外，还以每人一块大洋的价儿雇了些戏混子，并明确告之，只许给《锁麟囊》叫好儿，其余剧目不许出声，当然也不许起哄。彼时，名媛唱戏，与角儿们不同，叫好儿的是五花八门，好似唱戏的不是正规军，叫好儿的自然也不必正经一样。故而，逢有这样的演出，一般都要在剧场四处贴上“禁止怪声叫好儿”的纸条。父亲为雇叫好儿的花了三百大洋，也就是说，在那天的剧场里，至少有三百个人是专为捧我大姐而来的，其中还不包括金、宋两家的亲眷和署长调动来的大批警察。后台的一切由舅老爷照料，后台老板自然要打点到，给银元二十封，每封二十。上下场挑帘的也得送大洋，你总不能让角儿自己掀开门帘钻出来，再起范儿演唱吧，那样还不让下头乐死，所以挑帘的也很重要，也不敢怠慢，得给钱。除此以外，打鼓的、弹琴的、饮场的、看门的、跑堂的、扔手巾把的、管电的无不得一一送礼，落下一个，保不齐就得出点儿什么事。其实，在这众多的人里，舅老爷忘了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那就是操琴的董戈。在前台后台，在哗哗的大洋声中，董戈一直抱着琴默默地坐在后台不起眼的角落里，充任着可有可无又必不可少的角色。也不是舅老爷没想起他来，是舅老爷觉得这个医院的杂役绝没有撂挑子、使坏的勇气，懂得社会主义的舅老爷看人看得准极了。
鼓乐响起，头场关静仪女士的《四郎探母》唱得不错，到底是梅兰芳的弟子，一招一式，一腔一调，酷似她的老师，那段铁镜公主与杨四郎的对唱更是炉火纯青，两人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唱腔速度越来越快，情绪呼应越来越紧，盖口处严丝合缝，滴水不漏，场内好声大起，就连父亲雇的那些“不许喊好儿”的人也情不自禁叫起好儿来了。可不么，好戏人人听着过瘾，甭管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铁镜公主刚唱完，下边还有杨四郎的唱，就有人端着个小茶壶上台，给关女士饮场了。杨四郎很有激情地在唱，他的媳妇在旁边端着茶壶喝水，这从情节上说总有点儿荒诞，但那时就是这么个风气，有身份的角儿都要饮场，并不是为了渴，也不是为了润嗓子，就是为了一种派，惟此才算够份儿。不但喝水，有时还要擦脸，武生打着打着突然架住，有人送上手巾，抹一把，接着打。这大约是三四十年代北京演戏的风气，一些与剧情毫无关联的人可以在戏台上自由地走来走去，越是名角儿，伺候饮场的越爱上去捣乱，以向众人炫耀他是谁谁的人。那个时代北京的观众对这些也是极宽容，极有耐心的，这就是看戏人的好脾气了。
搁现在恐怕不行，现在甭说在台上换裤子，就是换布景也得把大幕拉上再说话。
听我母亲说，那位唱得很好的关女士，碰就砸在她的饮场上，她的老师是梅先生，梅先生演的是青衣，本人却是个男的，他在台上饮场，怎么对着小茶壶喝茶都是不为怪的。而关女士就不同了，关女士是女的，女的在台上当众嘴对嘴地嘬茶壶当下就是哄笑一片，怪声一片，有放浪子弟尖叫着大喊：小乖乖别撒嘴……当下把关女士闹了个大红脸，连那个演杨四郎的也为此而笑场，唱不下去了。我也是从那儿才知道女孩子是不能对着嘴喝茶壶的，为什么，小的时候不明白，大了以后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