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留学生文学实际上是在学习与生存这个特定的主题上，展现两种文化，两种观念的沖突。学习与生存是留学生特别是大量的自费留学生们的国外所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首要问題，遗憾的是我在国外缺少这种背水一战，孤立无援的可贵境况，这使我的文章与一般的留学文学有了很大不同。在国内我的职业是的报社记者，在日本我是研究员，所以我关注的更多的是“冲突”，我的研究课題使我随时处于这种沖突之中，我研究二战时期的一些侵华资料和九十年代日本经济的一些现实状况，这必然地要直接切入历史的真实，切入社会和生活的实质，这是不能回避也不可回避的。我是中国人，这注定了我与日本学者有着本质的差别，正如我阅读那些日本资料一样，只要读几行就会感觉到这不是中国人写的，便会感到差异的存在，这是两个民族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审视和反思，是打人的和被打的同时捂着脸的思考，尽管脸上都有伤，那滋味毕竟不同。日本文学评论家秋野修二教授谈到我写的这些反映中日题材的小说时说：“作品贯穿着对这一历史细部的再检讨，作品对人物的刻画：内在的，对日本情况的描写是准确的，没有胡乱猜测，对中国情况的描写也是准确的。如果作品细节描写不准确，马上会使人感到不快，甚至怀疑内容的真实。总之，这是对日本态度严峻的小说。”写反映日本的小说，能够让其本国人说出“描写是准确”的评语，这使我感到欣慰，我很看重“准确”的评语，我认为它是对我海外生活的肯定，在那段时间里，虽然我没有进行文学创作，虽然我在文坛上销声匿迹地“丢失”了很久，但我并没有停止对社会的关注。
经历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我很珍惜它，《风》、《注意熊出没》以及在《芳草》发表的中篇小说《到家了》是这些积累的一部分，我想，在我写那些“家族小说”的时候，打开窗户吹进些海外的风也是件挺好的事情。我有两个家，中国北京东城老旧的四合院里至今还有我的亲人，那里是我的小说《祖玟》、《黄连厚朴》们的发源地；日本广岛铃之峰的小山上也有我的亲人，那里是《风》、《注意熊出没》们的产地。
李：对《风》和《注意熊出没》我有许多话想说，但显然不可能在这里全部说出来。我想先可以说说形式方面的。我想许多读者同我一样为作家的叙述技巧显现出来的魅力所感染、着迷。它们不像有些作品叙述得激烈、火爆、急躁，而是非常沉稳、冷静；也不像有些作品叙述得粗犷、粗糙、甚至如同故事轮廓，而是显得十分精细、讲究；也不似某些作品狂奔不止、一泻到底，而是很有节秦感和韵味。这种叙述风格使作品耐读，并且极富艺术感染力。您的其他作品如《黄连厚朴》也有这种魅力，能否谈谈您对这种叙事方式的体会和见解？
叶：您谈到小说的叙事方式问题，我认为我的作品严格说采取的是传统的叙事方式，说白了就是“讲故事”，把我知道的事情用最大众的语言讲给别人听，力图达到感染人的效果。当然叙述可以从历史的、心理的、社会的、文化人类的、美学的等等方面去切入，去体现，但无论怎么它也不过是一种传达人生经验本貭和意义的表现方式，换言之就是表现时间和空间中的人生履历。您提到我的作品“耐读，有感染力”，实在是有些过奖，我在叙述时谈不上任何技巧可言，它们之所以还让人看得下去，或依您所说还有些“魅力”，大概就是叙述的口吻了。无论是《风》还是《注意熊出没》，我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我”既是当事者又是叙述者，这就必然会给读者造成一种客观记载的感觉，实际上也是一种审美上的幻觉。优秀的叙事文学一定要有叙述人的个性介入，在素材与作品之间，讲述口吻是至关重要的，读者在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是把它们当成作者的人生经历来看待的，他们把作品中的“我”与作家的我混为一谈而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糊不清正是我想达到的效果，因为它们来自于真实的体验。相反，小说《到家了》就不是这样，我花了很多力气修改它，补充它，它花费我的精力比前几篇都大，却总是不尽人意，回过头来反思这篇作品，它的失致在于叙事的隔膜和意念化的参与，以及题材把握的困惑。它本应该是个长篇，是个全方位细细讲述的长篇，而不应如此的匆匆忙忙。
有些跑題了。
李：还是说《风》和《注意熊出没》。读完后，觉得写得很美，如问优秀的散文。细读之后，发现语言文字实际上是朴实而没有多少修饰的，这样就觉得它们更有文本上的审美的价值。除了上面所说的叙事艺术外，我想还有其他的因素作用，比如作家心灵中律动的某种东西，一种积淀于作家精神世界深处而难于言表的东西。对于您的作品所产生的审美效果您怎么看呢？
叶：我崇尚行文的朴实，中国历来有“文以紀实，朴实明晓”的审美标准，曾国藩在他的文论中也多次谈到“冲淡之趣”，谈到“平淡”与“疏淡”是文章的机制，“文章之境，莫佳乎平淡，有若自然生成者，以为文学之正传也。”我很向往这种自然生成的平淡，这是一种生活真实和作者真情实感的双向交流。不真诚不足以感己，更不足以感人，叙述越自然，越逼近真，才能使读者获得如临其境的实感。在反映域外题材的作品中，尤其是历史跨度大，人物命运起伏跌宕的创作中，我想作者的目光更不能停留在简单的价值取向和习惯的思维上，而应该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重新认识和思考人性的沉沦与升华，把握心灵复杂变化的轨迹。在这些错综复杂中要把自己的意念表达清楚，实在是不敢玩弄任何花样的，我的头脑不是很灵光，笔头也很笨拙，所以一切只有老老实实从头道来。由于我的写作水平的限制，題材的限制，生活经验的限制等等，许多重要的环节只能依靠主观想象或虚写来连接，这样的小说如果换了经历更丰富，更具现代色彩的作家们去写，我想他们会比我写得更出色，更活灵活现。
李：再说点不是形式的东西。首先有一个令人感兴趣的现象。在《风》中，“我”受鬼子之托去寻找一个汉奸。“我”的反复追寻实际上是为了印证一个历史过程。事实上这是一次事先就注定要失敗的调查。在《注意熊出没》中：“我”受研究室主任的派遣去熊之巢调查王立山的情况，结果“我”的调查也归于失敗。对于实际的调查活动而言，其价值和目的都在于结果与意图的高度统一，没有调查者愿意调查活动没有结果，而对小说创作而言，调查者（同时也是作者）的结果就是已摆在读者面前的作品所描述、叙述的过程。这是最优秀的调查结果。作为作家没有必要提供关于王立山、史国章的调查结论，读者也不应要求作家这样做。但读者可能不会满足这一点，因为他们从文本中读到了历史。这就引出了第二个问题，即对历史的审视。《风》揭示了日本民族深层文化对该民族的深刻影响。这一审视是令人震撼的。一朵櫻花必须与千万朵樱花才能形成灿烂的花海。我们今天或许缺乏这种团队精神。同时试想，如果二战期间的日本国人意识到了一点，又会怎么样？开拓团还会不会有？为圣战而激昂参战的青年会不会有？历史能否允许这样一种清醒的认识和具有这种认识的个体存在？这或许是小说以外的一种思考，但小说却已经涉入了这个问题之中。
叶：我已经出汗了。这使平时惯以感性思维的我感到惶恐。涉及到日本的民族性，当然，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来审視日本的民族性，这实则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畴。我不知该如何回答您的这一提问，承您夸奖说“这是小说以外的一种思考，但小说已经涉入了这个问题之中”，所以只好硬着头皮，惴惴不安地说几句了，美国作家约翰·根室说过，“很少有比指出民族性格这种尝试更为冒险的了”，现在我就在干这种冒险的傻事，正所谓扬短避长。
日本是个島国，岛国所处的自然环境较大陆而言相对艰难而恶劣，这便使日本人形成了坚韧的民族性格，正是因为有这种性格，他们才能在二战后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建起了一个世界瞩目的经济强国。这种坚韧的民族性格不是一般的坚强，它是一种顽强又持久的毅力加之以一种相互合作的民族精神，这是只有日本民族才有的集体主义精神，以我们这些外国人来看就是极强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我在小说《到家了》及《注意熊出没》等作品中都有展示，这或许就是日本人自己说的“大和魂”了。它非武士道亦非宗教，更非天皇的感召，这种精神贯穿于日本各个历史时期而无处不在，这种精神也是每一个在日本的中国人都能深切感受到却又未必能说清的，那是一道外国人永远不能突破的坚韧。与坚韧同时并存的还有性格上的保守，这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顽固不化，它是一种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珍惜和固守，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是日本民族的一大特点，使日本能够很好地完成了东西文化的交融结合。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作为研究日本社会问题的外国人，我想对于日本民族性的透视应该是社会的，文化的，更是历史的。当然，无论中国还是日本，似乎都有自己解不开的异化人性的死结。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时，如果说日承必须对历史有痛苦的重新认识才能完善发展自身，那么，中国在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中又该悟出些什么来呢？
李：《注意熊出没》吸引人还在于其中散发的浓郁的北海道地城文化气氛。它给人的感觉是纯正的外国文学作品。就像“我”时常被当地的人误认为“日本”人一样，这篇作品也极易给人一种日本文学作品的味道。我甚至从中感受到了遥远的川端康成作品中的气味。一种清新、细腻、真实、略带忧伤的味道。但更重要的是它蕴涵了许多知识和文化。我最近读到一家刊物的读者调查报告。大多数读者抱着一种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文化、知识、思想从而丰富、充实自身的企图。在您的作品中可以达到这方面的愿望。《黄连厚朴》也是这样。丰富的知识、文化总是从作品中不断向人迎面扑来，如同走进图书馆一样的感觉。这使我回想起我们读过的许多作品，它们给读者提供的仅仅是关于现实的一幅写生。充满关于现象、事件、矛盾的描写、叙述，看不到一点儿知识性的东西。比如关于企业的作品看不出作者在企业管理、经济学等相关领域的文化积累和阐发。我认为要求作家成为专家可能苛刻了一点，但要求作家对所写的题材具有丰富的知识可能只是一个基本的阅读期望。就此，我对您说的“不是文学家的史学家，不是真正的史学家”、“文学是历史有力的补充”，这两句话印象极深。没有对日军侵华有关历史的深入了解，我想不会写出这样优秀的作品。您以为呢？
叶：您说的作品应该有广泛的知识性，应该给读者以充实自身的满足，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真正要在知识、文化、思想、生活方面给读者以新鲜的信息，却并非易事一这点我也没做到。如果说读者从我的作品中读出了一点意外的收获，恐怕就是我的经历和文化背景了。从经历说，我在日本老老实实地生活过，不是作为作家，是作为柴米油盐的主妇，深入到日本社区家族，深入到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甚至常常被他们当成“自己人，”而难分彼此。但我确确实实是中国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心灵中，我和日本人的界限是永远难以逾越的，那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界限；从文化背素来说，我的家族的历史上、现实上与日本也有着许多的来往，对家族的体认不如我对中国的体认，它是否神秘地影响了我，使我在一段时间里成功地扮演了“日本人”，并非完全自觉地影响了我的文学。
李：说到《狗熊淑娟》我就想到它是怎么地与时下的作品不一样。当然我能说出来的也只是表象。对这样一个不同于《风》、《注意熊出没》的非历史题材，对这样一个典型的现实题材，怎么居然可以写出这样截然不同于时下大多数作品的作品！它涉及到了企业和企业的困境，也写到了企业令的人。但它的叙事节奏和风格，它的角度，它浸润的书卷气或说文化气息都是自成一格的。总之它仍保留着作家其他作品固有的特色。一个作家的文化素养和体验方式、表达方式是否会始终如一地贯穿在其任何題材的作品中呢？比如有的作家写历史題材、知识分子题材，文化气息、叙述方式、体验等都是和谐一致而且到位的，而一写到下岗和破产可能就苍白得如同白开水了。我想，我和读者们都想听听您的见解。
